嘉人电影月 北丨刘冬雪：大地上的信仰

青年导演刘冬雪的第一部长片作品《吾神》，从一场葬礼、一次中邪，铺展开一幅北方乡村图景，探讨了令人困惑不已的东北民间信仰。再度回望这部作品，她直面当时的青涩和局限，也更深刻地理解了那片土地上的人们。

刘冬雪的家在吉林省公主岭，位于长春市和四平市之间。幼年的记忆中，家里的物质条件是很充沛的。爷爷在电机厂，奶奶是药厂的科长，姑姑、爸爸都在工厂工作。奶奶经常出差，有一次从南方带回几个杨桃，刘冬雪拿到学校让同学们猜，没有人认识。她得意地说：“这是一种水果，五角星的水果。”

那时的东北十分繁荣，大街上到处都是人，唱歌跳舞的，滚轴溜冰的。娱乐项目很丰富，各个年龄层都有。爷爷奶奶爱去戏院看二人转，扮相讲究、穿戴齐整，唱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演的是传统骨子老戏。而年轻人听流行歌曲，喜欢在广场唱卡拉OK，几毛钱就能点一首歌。

刘冬雪的妈妈是裁缝，一直喜欢服装设计，订阅了当时中国仅有的时尚杂志。按照国外秀场服装的样式，自己画图纸、裁衣服。家里重视对刘冬雪的文艺培养，她在学前就上了各种课外班，跳舞、弹琴、画画、书法，都有。小学三年级后，大人让她挑一个最喜欢的，她画画的天赋最突出，就一直学了下来。

读到初中，老师建议刘冬雪学艺术，她第一次离开故乡，考上了吴作人美术中学。整个高中时期，她的成绩都非常好。对于一个导演来说，有美术基础是很大的优势。这一路似乎走得很顺，但刘冬雪不这样认为。“观察别人的生活轨迹时，会觉得他好顺利，只有当事人才知道这中间有多曲折坎坷。”

考大学时刘冬雪报考的是美院的造型学院，出于对成绩的自信，她甚至没填第二志愿。一个同学出于好心，帮她勾选了其他几项。那一年分数并列的人很多，拿到录取通知书，看到导演系几个字，她难以接受。整个暑假刘冬雪都处于“行尸走肉”的状态，军训时看到考入造型学院的高中同学集合，她心中感到巨大的崩溃，这种情绪弥漫了整个大一期间。

大二开始上专业课，有一天电影社组织放电影，她被同寝室的女孩拉去看。当时放的是娄烨的《颐和园》，进去时已经开场 20 分钟，看完电影刘冬雪像被激活了，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想做的事。“那种你特别向往的创作状态，在那天晚上，电影全部给你了。”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在漆黑的教室里，她窥到了电影艺术的光。第二天早上醒来，所有阴霾都散去了。

大学毕业后刘冬雪进入广告公司，从商业短片拍起，再拍微电影，不断磨炼技艺。跟着孙周导演做了两年编剧后，刘冬雪萌生了拍长片的想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写了很多剧本，但还是决定先拍《吾神》，一个反映东北民间信仰的剧本。“所有人的行为、语言、习惯，都是我从小到大非常熟悉的，很有把握。”

故事发生在东北农村，农家汉张全的母亲去世，举办葬礼时，一只黄鼠狼经过，棺材里发出响动，人说这是黄鼠狼“串气儿”了。想到母亲常年卧病，家中难以支撑，大全决定继续下葬，此后儿子却患上了难以解释的怪病。为了治好儿子的病，张全开始向各路求助，萨满教、基督教、佛教，轮番上阵。

为了拍摄这部电影，刘冬雪回到老家公主岭的一个农村，那里是爷爷奶奶出生的地方，也有她童年的很多快乐。“在我非常小的时候，每年放假都回去，和乡下的哥哥姐姐到处跑，玩很多城市里没有的游戏。一到冬天，到处覆盖着积雪，冻成一条结实的滑道。我们就玩儿爬犁，能从一个村滑到另一个村。”

创作团队都是刘冬雪的同学，大家都工作了七八年，觉得时机已经成熟，急切地想要做一个像样的东西出来。大家放下手里的活儿，义无反顾地跟她来到东北。拍摄时几乎全家总动员，一个远房亲戚的姑妈专门来给大伙做饭。整个村子都沾亲带故，所以他们吃住都在老乡家里，拍完戏回去自己烧炕，晚上睡觉还冻脑门儿。“没有人抱怨，所有人热火朝天的，带着全部的热情。”

片中出现的都是非职业演员，多来自于当地二人转剧团。刘冬雪认为，演员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熟悉故事里的一切，多年的舞台经验又赋予了他们极强的表现力。“我把我们市二人转剧团的演员全部拉来加入这部戏，开拍前在剧团一起读剧本、排练，在现场我会尽量帮他们适应镜头。”演瞎子大仙的演员不识字，背不下台词，但是会“跳大神”的人只有他了。“我站在镜头后，我说一句，他学一句，很辛苦地拍下来。”

后来村里有一个见多识广的大伯，在一间破烂的小酒馆里跟她说，“你做的这事儿特别有意义，当年安东尼奥尼来中国拍了一部纪录片，叫《中国》。而你的意义就在于，无论拍了什么，都是在记录东北农村人的生活。”

在刘冬雪的观察中，民间信仰渗透在东北的生活日常中。“一个城市，一个区片，会有这么一间‘医院’，里边有一个能给人看病、看事的人，人都说他身上有‘仙’，什么都知道。大家有什么事基本都去问，比如说孩子升学、考试，大事小情都能问。他看病时会果断地告诉你，你胃有毛病，你肾有毛病，去了医院就查这个，别的都不用查。”

作为坚定的无神论者，当时的刘冬雪只想通过电影探讨这种信仰和现象，四年后回看这部处女作时，她看到了自己那时的局限性。“人物线都是被动的，很机械，所有人和故事走向都成为我急切表达的工具。”儿子张大全是苦楚的，与他相似的挣扎在困顿中的人们，都是这片大地上的悲歌。

《吾神》中故事的最后，张大全到母亲坟前给她烧纸，实现了内心的和解。电影划开了一道对底层民众观察的口子，在东北农村贫瘠的土地上，生存无所依，精神也无所依，人们需要一种信仰或者神明来解决问题，也寻求内心的安慰。“原本可以从这个角度挖掘得更深，也有很多人给我提意见，我不是不听取，而是当时的自己根本意识不到。”

很多年后，她理解了那些困苦无助、找不到出口的人对于精神慰藉的需求。“人们总需要一点支撑，不管它是什么。”这几年因为疫情，她也一度慌乱过，有巨大的虚无感。“当你义无反顾全神贯注地拍电影，全世界却停摆了，电影院一个个关停，人们似乎不需要它了。”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刘冬雪发现电影原来才是她的初衷，也是她的终极信仰和力量源泉。“很快我就坚定了，相信希望还会来的，一切都会过去，人们还是会看电影的。”

定下心来的刘冬雪，开始了下一部长片《郝悬没失常》的剧本创作。“这是一个都市白领出现精神失常，最终被治愈的故事。直指当下的生存焦虑，也探讨了内卷等话题。”这是和《吾神》截然不同的走向，但刘冬雪说，她想先卖个关子，“这依然是东北故事的延续，我生长在这片土地上，它会是我永远的创作源泉。”

M.C.

你怎么看待自己作品里的“东北气质”？

M.C.

上世纪 90 年代的国企改制是几代东北人的集体记忆。这种伤痛也时常在一些与东北有关的作品中出现，它对于你的具体影响有哪些？

M.C.

你小时候是否见过或听说过一些带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东北故事？

M.C.

这几年“东北文艺复兴”的概念特别流行，你怎么看待这种所谓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