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人电影月 北丨班宇：东北，定向爆破的建筑物

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曾说过，“任何人都不能成为他生长环境的法外之徒。”身为作家，班宇用冷峻、克制的笔触在短篇小说集《冬泳》《逍遥游》中描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至千禧年代初期的中国东北。他写饲养蚂蚁的男人、落魄的小说家、手臂被卷入机器的印厂工人、沈阳铁西区的爱与死亡，以及沉溺与坠落于社会体制转型期的男人与女人们，林林总总，无不投射出东北大工业历史的缩影。他说写作是对记忆的一种重塑，而观者透过他的记忆与文本，得以重新窥见、亲近东北的地域文化和历史。

距离第一部小说集《冬泳》出版过去了近四年，比起彼时文坛崭露头角的热闹，如今的班宇多了一些新的身份：他开始现身影展。去年深秋，一张在平遥国际电影展曝光的概念海报宣告着班宇同名小说《逍遥游》被正式改编为电影。

对话从《逍遥游》开始。作为班宇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电影作品，故事讲述了患重病的女孩许玲玲生命消退的境遇，她努力在落魄生活中维持着礼貌周到的表现。迎来生活的重击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欲望和生命力将走向何处，这是小说家的好奇。青年导演梁鸣执导了电影，用镜头呈现了与小说颇有出入的另一个东北侧面。

电影在距离沈阳铁西区五十余公里的抚顺拍摄夏天的戏份，班宇闲时去探班。剧组在一间快捷酒店安营扎寨，包下了三四层，每晚住宿只需要 80 元，看着每天大大小小的道具图、布景图把狭小的工作空间塞满，他觉得大家齐心协力认真地干一件事挺有意思。昔日在键盘上写下的文字一点点成真的喜悦，班宇来不及感受，取而代之的是平静。他说剧组运转得特别快，每天投入其中，一切来不及想太多。

作为原著写作者，班宇的身上没有某种渴望控制作品走向的企图心，准确来说，他并不担心自己的小说在影视改编之后，很难精准还原出写作过程中的预期以及自己眼中的东北。他说梁鸣镜头里的东北经过复杂的解构后，多了新的面貌。“没有萧索，没有大雪，反而是一个特别潮湿的，饱和度特别高的，特别明亮的新世界。这也是梁鸣上一部片子《日光之下》打动我的原因之一。我觉得导演所展示的，不是出现在媒体、公众号和一些读者们印象里的东北。当然，我这么说，可能我是把跟我不同位置的人的视角过于固化了，只不过，我想把整个东北的形象做一个扭转，或是重新再修饰。”

说起去片场探班的收获，班宇现在回想起来，更多的是伤心。他复述了一遍，“特别伤心。”在《逍遥游》饰演父亲的演员涂门拍完夏天的戏份后，因病忽然离世的消息带给整个剧组巨大的损失：换角，重拍，昨日并肩作战的伙伴们必须直面丧失同伴的悲恸。“所有剧组的人都特别伤心。我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是涂门老师在夏天戏里对父亲角色的表演诠释，有几场戏，剧本里没有写，是涂门老师现场即兴加的戏，特别舒服，就是一个父亲应该有的态度和动作。前几天，导演看了夏天拍摄的素材，跟我说觉得涂门老师演得非常非常好。《逍遥游》可能是涂门老师生前参与的最后一部作品，我想主创团队应该会通过某一种方式保留下来涂门老师最后的影像。”

班宇很容易被生命的瞬间触动。出现在《逍遥游》中的两位女人许玲玲和谭娜，外表看似“彪悍”，内在克制、冷静的形象还原了他在这块土地上所看见，所理解的女性。他语速飞快，说起冷面店女人的故事。1999 年的夏天，刚刚小学毕业的班宇坐在家门口开的冷面店吃冷面，几个男孩围坐一团，顺便研究怎么打游戏。忽然门外开来一辆摩的，车后方坐着一个长得挺漂亮的、很会打扮的女孩，模样看上去十八九岁。“车停到冷面店门口，她腿抬得特高从摩的后座上跨下来之后，冲着坐在冷面店外的人群就喊：两元，两元！”班宇的记忆鲜明，仿佛时间从未染指。“原来，女孩有两个朋友在冷面店吃冷面，她是来找朋友的，她没有钱付两元钱的车费。其中的一个朋友呢，就冲着她说，昨天晚上你跟哪个凯子走了？见我面就说两元，两元！这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场景。”

写许玲玲这个角色的时候，班宇不自觉地像过电影一样在脑海中回放在冷面店偶遇的女人们。“你会觉得这三个女孩可以整天整夜地去玩，没有钱，但没有钱还敢打车，因为知道会见到朋友，就是这样的鲜活、洒脱、迷人，有生命力。在世纪末的时候，你看到这种东西会觉得好像我们的新世纪还有点指望。我那个时候会觉得美，但这个美是转瞬即逝的。现在回想起来，她们这样的状态并不能维持到 25 岁之后，只是那么一点点最好的时间。你会想到最好的时间总会过去，一点点消失。即便如此，她们也拥有那么有生命力，那么不羁，没有规则约束的生命瞬间，还挺感动的。”

追问他那日邂逅的美，是否相似于男孩们在意大利西西里岛邂逅莫妮卡·贝鲁奇的美，班宇摇摇头，“没有。她们不是一个特别美的标志性人物，只是一个想把自己打扮好看的普通女孩，正是普通才让我觉得美。”“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女人是美的？”他一笑，“聪明的，有智慧的女人。聪明是一种美和性感。”

采访时，几乎在一见面的时候，班宇便开门见山地说，“我给自己立的规矩是不做编剧。”于是，他让渡了《逍遥游》的编剧权。这是一个令人意外的答案，尤其是近两年来，班宇先后参与了FIRST青年电影展、平遥国际电影展的剧本评审工作，不久前的新闻也指出他加入了辛爽导演的新剧《漫长的季节》编剧团队。

回看班宇走过的痕迹，早年在东北大学学计算机专业，业余时间写写摇滚乐评打发时间，正式写小说的时间不过六年。他开始解释，“我不懂编剧，我不是编剧科班出身，我也没有花过任何心思去研究一个剧本怎么写，或者说什么样的剧本才是好的剧本。有时候，我看到非常好的剧本依然不能被打动……我能感受到的是纯粹的语言力量，雅典城邦的法和道德观念是能撼动我的东西，而不是现在一些电影里的故事情节转变。”

涉猎影展跑去做评审不过是好奇使然，班宇的目的明确，只是想看一看自己的同龄人或比自己年轻点的人在想什么问题，以及有着哪些不一样的表述方式和视角。他说起去年在平遥国际电影展获得最佳短片的《人子》，这部 30 分钟的短片从乡村宗教信仰的维度探索了母子关系，展现了东北题材从未被讲述过的棱角，他觉得有趣。“现在每一个做短片的导演，给我的感觉是他们的意志性很强，不是只想讲一个故事而已，他们有自己的野心……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几部片子，我认为它们纯真、精彩、好看、敢干。敢干就是我敢把一个镜头拍得像（电影）大师一样长，我敢把一个调度从前到后像塔科夫斯基那样玩儿，挺牛逼的。”

在采访所在的空旷废弃厂房里，班宇的话和厂房中苦苦支撑、孤立无援的屋顶钢架结构一起，流露出一种落寞气息。

这几年来，关于东北文艺复兴的话题突然成为了新的文化现象，鲜明的地域特征、特定历史时期地域的衰落，与大时代浪潮下小人物与现实带着粗粝毛边的矛盾，从文学、音乐再到电影的作品描绘，逐一涌现，渐进形成了新浪潮。因年纪相仿，有着相似的成长背景，创作题材多半有着东北叙事色彩的关系，班宇与作家双雪涛、郑执一直被外界视为“铁西三剑客”。

有些时候，班宇一谈起东北相关的话题会显得倦怠。他曾跟《收获》的编辑说，“对于人们热衷谈论的东北话题，我已经不知道还能说啥。一提起东北这点儿事，我就头疼。东北既不是我写的那样，也不是你认为的那样，它具体啥样，你就自己来看一看。”采访中，他花了三分钟讲述了赵本山、范伟和高秀敏早年的小品《做梦》，以此来回答外界眼中东北文艺复兴与自己的关联。他坦言自己从未想过摆脱东北有关的标签。“首先，我认为它不是一种标签。这是我从命运里，从生下来就带着的东西，包括我的思维方式、说话方式，跟地域文化关联非常密切。我写小说的表述方式也会受地区文化和语言因素的影响。一个人怎么能摆脱掉自己的基因呢？这个事儿不现实。”

他想得更为深远。“为什么大家在此刻关注东北，为什么在此刻有这么多的想法？在今天，所有人的视角和言论，不管是东北人或者外地人共同构成的‘东北’，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它已经远远超出了地理、环境、气候的范畴。东北不是十几二十年前人们认为的二人转文化，也不是今天人们认为的快手直播喊麦……东北的面向好像在被所有人一步一步地拓展，像是混沌不明的一团寓言体，这里边映射的是所有人的命运。”

班宇说得很直接，“20 世纪中叶，有一批欧美小说家来到第三世界，深入腹地，它有一趟穿越黑暗之心的旅程。你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是你自己。比如说格雷厄姆·格林去越南，无论是越南的风俗、语言、审美，他起初觉得奇异。靠的可能是共通的、他能理解那一部分元素，一点点地理解这个地域，其实是理解一个破碎的自己。那时候，欧美人认为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是模糊的。在今天的中国，大家要在一个模糊的位置上重新确立自己的形象，最方便快捷的方式是找到一个对标物。那么，2018 年前后，董宝石的《野狼Disco》，大波浪小皮裙，越来越带劲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在那时候出现呢？我认为远远不止唤回记忆这么简单。唤回记忆的东西太多了，别的东西为什么没复兴呢？是不是也存在一种暗合的共通情绪？这个情绪偶尔可能是高昂，就是我真好，我是夜店之王的感觉。也可能是对未来的焦虑，是一个时代的失落者。人人把自我投射其中，它可能会帮你纾解一些压力、焦虑的情绪，但是，你终究知道，原来我身处的此刻——这个时代的某些位置，我的前辈、我的父辈已经经历过，并且我们跟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不同。”

无论外界的声音有多嘈杂，班宇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节奏。身边有人搬至北京，他依然生活在出生、成长的城市沈阳，常常在小工作室里开始一个人安静地写作，他尽量把写小说当成一份坐班的工作，不在晚上写作，也不因写作而熬夜。他的笔耕不算勤，写作速度不算快，大多数时间看书，听摇滚乐，开玩笑时会说如果日常写作还能比现在写得更多一点。

他没有排斥写东北，也不认为自己有义务必须接着描绘东北的故事。换句话说，是否继续往下写东北题材，取决于新小说的表达需要，他不想给自己设限。出版了两本短篇小说集后，大家好奇班宇什么时候会把笔触伸向更大的体裁，他的语气开始较劲，“大家都问我什么时候写长篇？导致我现在有点逆反心理，我就不写长篇，我就写短篇。”

片刻，他悠悠说起写短篇小说是对一段时间想法的总结，这一段时间探索到这里，而下一段时间的思想在另一个分岔的小径上。“如果在一个短篇的篇幅里，我说不完，我必须要有更多的空间来讲述我那些带着毛刺的、毛茸茸的东西，一次一次地描绘我想表达的轮廓，那个时候，我觉得无论作为一个长篇还是短篇，都是成立的。所以，对我来说，篇幅不是一个核心的考量点，是你有没有把事儿说明白、说清楚，或者至少做到了自己相对及格的水平线上。”

这个号称是“写作车工”的人说，只有写小说的时候，才能感觉到自己在干正经事，感受到一点存在的价值。每每做起其他事，心里难免升起荒废时间的感受。“我好像是一个新时代的车工。工人一天必须要干几个活儿才能证明咱们工人有力量，咱们工人有价值。虽然说我干的这几个轴承，这几个螺丝，最后全都是报废的，或者我们最后做成的这台巨大机器根本卖不出去。卖出去和卖不出去跟我没关系，但是，我把这几个零件做好了，这个事儿跟我有关系。我喜欢做这样的事儿，车零件的事儿。”

M.C.

你觉得中国东北地区的浪漫和其他地区有什么不同？

M.C.

现在回看，你觉得东北这片土地给文艺工作者提供的养料是什么？

M.C.

东北上世纪 90 年代的国企改制是几代东北人的集体记忆。这种伤痛也时常在一些与东北有关的作品中出现，它对于你的具体影响有哪些？

M.C.

什么在东北慢慢消逝的东西，是你很怀念的？

M.C.

有人用“东北就是中国的拉丁美洲”来形容东北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你是否认同？这种色彩是否也存在于你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