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科学】谁发现了mRNA？

摘要

1961年夏天，有那么几周简直是科学的狂欢——宣布发现信使RNA（mRNA）、破解其中的基因编码。虽然mRNA对理解基因作用有绝对重要性，诺贝尔奖却没有发给对它的发现。大量科学家都参与其中，获得的结果具错综复杂，半个世纪走过的研究道路可谓坎坷曲折。这些都反映出，简单确认“谁最先发现mRNA”并不能体现科研的本质。

正文

1961年5月13日，《自然》（Nature）期刊上发表了两篇文章。文章作者共有九人（Sydney Brenner、François Jacob，还有Jim Watson等），他们宣布分离出信使RNA（mRNA）[1][2]。同月，François Jacob和Jacques Monod在《分子生物学杂志》（Journal of Molecular Biology）上发表了一篇综述，他们讨论mRNA理论，论证其在基因调控中的作用[3]。这些文章，不仅体现强大的技术实力，还展现出科学家丰富的想象力，它们体现了人类对基因功能的全新思考。

对生命提出新见解，洞察力和深思熟虑固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也离不开美国和欧洲众多团队十多年来的研究。他们试图解密：如何从DNA中获取遗传信息来产生蛋白质。我们重构那些年发生的事情，通过研究传出的论文，通过研究那些参与其中的人的回忆（他们的回忆录[4-8]和口述历史[9]），以及2014年8月举行的关于mRNA历史的会议演讲（该会议是由冷泉港实验室举办的，有关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历史的）。

1944年， Avery、McLeod和McCarty发表论文，这是首次确认肺炎球菌中起“转化原理”（‘transforming principle）是DNA[10][11] 。从那以后，人们开始接受：DNA的遗传作用。20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DNA是所有生物体中的遗传物质“是科学家所接受的“工作假说”（working hypothesis），但仅此而已。直到1961年，《自然》期刊的一篇论文表示，基因或许是由蛋白质而非DNA组成的[12]。在此期间，科学家们仍不清楚基因是如何发挥作用，他们持续关注这个问题。

1953年，Watson和Crick提出DNA分子上的碱基序列包含“遗传信息”[13]，这是一个重大洞见。科学家的问题于是变成：这些信息如何转化为生物学功能——遗传密码的本质是什么，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最初让大家聚焦到这个问题上的是宇宙学家George Gamow。1953 年夏天，Gamow写信给Watson和Crick，提出了一个遗传密码发挥作用的模型，该模型中蛋白质合成发生在DNA分子上[14]。

Crick认为Gamow理论模型虽然精巧，但不对。因为Crick相信，蛋白质合成并不直接涉及染色体DNA，而是发生在细胞质中并需要RNA，尽管他完全不清楚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也不清楚RNA的形式或功能是什么。Crick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他了解比利时Jean Brachet和瑞典Torbjörn Caspersson的工作。他们在20世纪40 年代报告：RNA主要在细胞质中，蛋白质合成在细胞质里进行，在细胞在合成蛋白质时RNA水平增加[15、16]。

第一个RNA具有基因功能的假说，来自巴黎的André Boivin。他富有远见，最早支持Avery关于DNA是遗传物质的观点。1947年，Boivin与Roger Vendrely在Experientia上发表了一篇法语文章，概述了他的观点；编辑做了一个英文摘要，简洁地表达：“大分子脱氧核糖核酸控制着大分子核糖核酸的构建，而核糖核酸控制细胞质酶的产生”[17]。

1952年，罗切斯特医学院的Alexander Dounce提出了一个生化模型，说明蛋白质合成如何发生在RNA分子上，而不在DNA上[18]。尽管这个模型是错的，但Dounce假设“给定肽链中氨基酸残基的特定排列，源自相应特定核酸分子中核苷酸残基的特定排列”——这是首次有人描述了Crick后来的核酸和蛋白质的“共线性”（colinearity）假说。次年，Dounce改进了他和Boivin关于核酸和蛋白质之间联系的概念，将其描述为“脱氧核糖核酸 - 核糖核酸 - 蛋白质”[19]。

虽然看起来和我们如今的理解相似，但Dounce并未在描述中具体说明RNA 的形式、位置或功能。当时还没人知道这些。此外，Dounce的模型不是基于不同种类分子之间的遗传信息转移——Watson和Crick还没发明出这个想法——而是基于三维RNA模板。Dounce认为，每个氨基酸都与DNA和RNA碱基有物理关系，是严格对应的。我们今天理解，它们之间是抽象的信息链接。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缺乏知识，人们对蛋白质合成过程中细胞质中发生的事情还是糊里糊涂。尽管50年代人们发现，在细胞质中的微粒体（microsomal particles）的结构富含RNA，但直到1958年一次会议的非正式讨论上，它们才被称为“核糖体”（ribosomes）[20]。 核糖体的RNA是唯一被明确识别的RNA形式。许多科学家认为DNA和蛋白质之间所存在的RNA中介，或许就是它。 最重要的是，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存在不与蛋白质结合的RNA[21]。

Crick的观点

1957 年，作为实验生物学协会 (Society of Experimental Biology) 研讨会的一部分，Francis Crick在伦敦大学学院发表了一次演讲。他的演讲题为“大分子的生物复制”[22]。 该讲座因Crick对中心法则（the central dogma）的描述而闻名，于次年出版。中心法则概述了一个细胞内信息转移的假说，并认为信息不可能从蛋白质转移到DNA。 在1956年未流通的一份文件中，Crick画图总结了他的观点（图 1）。

图1 Crick在一份未流通的文件中所画的中心法则

看起来Crick似乎在说存在mRNA。其实不然。和其他人一样，他仍然对核糖体的性质和功能缺乏了解，因而举步维艰。Crick认为，假说中细胞质“RNA模板”“显然”位于微粒体颗粒（即核糖体）。Crick假设每个核糖体都是由一个统一的蛋白质结构和一个独特的RNA序列组成，RNA是合成特定蛋白质的模板。Crick的这个观点，部分基于Mahlon Hoagland和Paul Zamecnik的发现——在蛋白质合成过程中，放射性标记的氨基酸最初仅存在于核糖体中，这强烈表明氨基酸必须通过核糖体才能结合成蛋白质[23]。这么看来，核糖体中的RNA很可能是制造蛋白质的模板。 

为了解释每个氨基酸如何到达核糖体，Crick提出假说，即存在所谓的“适配器”（the adaptor）：一组小的、高度不稳定的 RNA 分子，它将每个氨基酸带到核糖体，让核糖体产生蛋白质。同一时间，Hoagland和Zamecnik在对Crick假说不知情的情况下找到了这种RNA。我们今天称之为“转移RNA”（transfer RNA，tRNA）[24]。

Crick解释说，细胞质中必须至少有两种RNA。一种RNA位于核糖体内部，他把它叫做“模板RNA”（template RNA），还有一种RNA是每种类型的核糖体根据“模板RNA”合成的“代谢/可溶性RNA”（‘metabolic’ or ‘soluble RNA）。从形式、功能或位置上来看，它们都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mRNA。Francis Crick头脑再聪明，也没有认识到还需要第三种形式的RNA。

早期认识

回想起来，20世纪50年代有一些结果已暗示了存在基因产生作为中介的短命RNA，即我们所知的mRNA[25]。然而，要么结果不支持推测性的结论，要么是结果被错误地诠释。基本上这些文章现在只有历史学家还记得。当然可能还有其他一些结果，有待被重新发现。

•    1950 年，布鲁塞尔大学的Jeener和Szafarz试图识别不同RNA片段中的差分更新（differential turnover）。他们受限于相对原始的技术。然而，他们提出假说，认为RNA在细胞核中合成，然后以小分子的形式进入细胞质，在那里它与“大尺寸的细胞质颗粒”整合，然后消失[26]。1958 年，Jeener证明RNase在细菌细胞感染后阻止了噬菌体蛋白的合成，并得出结论：“快速更新的RNA……是感染的特定产物，在噬菌体蛋白的合成中发挥作用”[27]。 

•    1952年和1954年，Monod团队[28]和Arthur Pardee[29]团队分别表明，在突变细菌中，β-半乳糖苷酶的合成需要存在特定RNA的核苷酸尿嘧啶，这表明RNA合成是蛋白质合成所必需的。他们的结论（也是Crick的结论）仅仅表明，细胞质中至少有一些RNA更新了。

•    1953年，Al Hershey的研究小组表明，细菌感染噬菌体后不久会产生一种RNA，这种 RNA既能高速合成，也能迅速分解。然而，这可能是感染的病理结果[30]。

•    1956年，Elliot 'Ken' Volkin（图 2）和Lazarus Astrachan使用放射性磷表明，大肠杆菌细胞被噬菌体感染后，RNA部分中出现放射性，其碱基组成与正常情况下大肠杆菌产生产生的RNA非常不同 [31]。他们的实验并没有揭示任何关于RNA功能的信息。Volkin和Astrachan倾向于认为，这种RNA的短暂存在形态是DNA的前体。

图2 Ken Volkin, one of the first to observe mRNA. (Image courtesy of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U.S. Dept. of Energy.)

•    1958年，Volkin和Astrachan发现，虽然细菌在噬菌体感染后，迅速出现放射性RNA，但如果晚点添加同位素，则在DNA中的放射性比RNA中的更高[32]。他们对这些结果的解释，还是在于RNA如何作为DNA合成的前体。人们对他们的研究结果很感兴趣——Thomas Duke回忆当他们1956年FASEB会议上展示这些发现时，房间里挤满了人，自己只能在门口听[33]。1958年Monod组织的会议上，Volkin发表了演讲[9] 。不过，将他们的发现解释为“类DNA的RNA”，掩盖了这些结果的重要性。 

•    1960年，Nomura、Hall和Spiegelman改进Volkin和Astrachan的方法，表明噬菌体感染后有两种形式的RNA被合成：一种在核糖体的部分，另一种在可溶性RNA中[34]。他们解释可溶性RNA：要么是核糖体RNA（或其分解产物）的前体，要么参与“氨基酸接受正常可溶性RNA”，换句话说，类似于Crick提出的适配器分子。 

然而，当Nomura等人在对论文进行最后润色的同一时间，一次思想突破发生了，确凿无误地确认了mRNA。那是在剑桥的一次非正式讨论，几乎已经一个传奇了。在某些科学发现中，瞬间脑力激荡的作用真不小。

想象mRNA

巴黎的科学家首先意识到基因产生信使分子。Arthur Pardee1957年开始休学术假，访问巴斯德研究所[35]。Pardee正在与Jacques Monod研究诱导的遗传基础。细菌放到含有乳糖的培养基上后会开始合成β-半乳糖苷酶。突变的lac–细菌无法在乳糖上生长，除非它们获得编码 β-半乳糖苷酶的z+ 基因。Pardee表明，当z+基因被转移到 lac- 细菌个体中，β-半乳糖苷酶的合成会在几分钟内开始。这意味着有一个直接的化学信号，从引入的基因直接传递到宿主细胞的蛋白质合成系统。接下来的一年左右，巴黎的小组开始关注这种神秘的信使分子的性质，他们称之为X（英国和美国的科学家，也按照法语来发音“eex”）。 

1958年春天，物理学转行的生物学家Leo Szilárd访问巴斯德研究所后，Pardee、Jacob和Monod开始思考，这并非是一种诱导（induction），而是“去抑制”(de-repression)——换句话说，β-半乳糖苷酶的合成通常受到抑制，但乳糖的存在以某种方式释放了这种抑制。他们的发现被称为PaJaMo（或者，更准确地说，PaJaMa）实验，以参与其中的三个人的名字命名。1958年8月，Jacob突然开窍，团队开始推测，诱导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对抑制基因（repressor gene）的直接作用，要么停止了抑制基因活性，要么阻止了抑制基因的产物[36]。

1959年，他们发表实验和解释的完整版本，将作用于阻遏基因的物质称为“细胞质信使”（cytoplasmic messenger）。但是这个过程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尤其是信使是由什么组成的，他们无法说清楚。

巴斯德研究所与Crick和Brenner周围的剑桥小组之间的关系融洽，但两个团队研究截然不同的问题，因此很少在非正式场合讨论工作。正如Brenner后来回忆的那样，“你看，巴黎人对调节（regulation）很感兴趣。我们基本上对编码（code）感兴趣。所以我们方法稍微不同”[4]。这两种方法最终在1960 年4月15日耶稣受难日发生碰撞。当时Crick和Jacob等一小群研究人员聚集在剑桥国王学院Brenner的房间里。前一天在伦敦举行的会议结束了，现在是一场非正式的“事后”会议。

一组人聊天时，Jacob向大家说明在巴黎得到的最新结果，他重点说了使细胞产生β-半乳糖苷酶的z+基因被引入细胞后快速合成大量酶。巴黎小组已考虑过有一种可能性，即该基因编码了一种非常有效的核糖体，然后以高速率生产出这种酶。但Jacob接着说，Pardee最近做了一项实验，表明该基因没有产生稳定的核糖体，而只会产生短暂的信使分子“X”。

Crick回忆“那一刻，Brenner大叫起来——他已经看到了答案”[5]。Jacob生动地描述了接下来的几分钟：“Francis和Sydney跳了起来，开始打手势，激烈地争辩。Francis红着脸，Sydney眉毛竖起。两人同时说话，几乎是大喊大叫。每个人都试图预测对方。向对方解释一下自己突然想到的事情。所有这些都在瞬间发生，我的英语远远无法描述”[6]。

在那一刻，Brenner和Crick意识到，神秘的PaJaMo信使可以解释Volkin和 Astrachan等人的结果，这些结果表明，在噬菌体感染后，细菌会产生一种存活时间很短的RNA，其碱基组成与噬菌体DNA相同，且与宿主核糖体RNA不同。这两个剑桥人立即抓住了可能性：这个短命的RNA或许是神秘的巴黎信使。如果这样，核糖体就是细胞中的惰性结构——Crick将其类比为磁带录音机中读磁头（reading head）。

当年秋天，Jacob和Monod命名它为“信使RNA”（很快被缩写为 mRNA）。它就像一条磁带，从DNA中复制出信息，然后将这些信息传送到核糖体，核糖体读取它并按照指示制作适当的蛋白质。这个磁带录音机的比喻在21世纪显得古怪，可能还需要向今天的学生做解释。但在当时，它是一个前沿的比喻，用最新的技术发展来解释一种新的生物现象。 

Jacob和Brenner立即开始计划，如何检验这个假设。那天晚上，Crick夫妇又一次举行派对。Jacob清楚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一个非常英式的夜晚，有剑桥的精英，有很多漂亮的女孩，各种各样的饮料，还有流行音乐。然而，Sydney和我太忙太兴奋了，无法积极参加庆祝活动……在如此精彩、热闹的聚会中，我们很难孤立自己，所有人都围在我们周围，有说有笑、有笑声、有歌声，跳舞。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像在荒岛上一样挤在一张小桌子旁边，继续按照自己兴奋的节奏，讨论我们的新模型和实验的准备工作……Sydney愉快地用计算和图表填满整页纸。有时Francis会探出头，说说我们必须做什么。偶尔我们中有个人会出去喝酒和吃三明治。然后我们的二重奏再次开始”[6]

分离mRNA 

Jacob和Brenner提议的实验，需要用到Matt Meselson在帕萨迪纳加州理工学院的超速离心机。实验挑战在于想搞明白，究竟信使参与产生了新的核糖体，还是信使由瞬时形式的RNA构成（RNA只是利用旧的宿主核糖体将其信息转化为蛋白质）。在加利福尼亚度过了紧张的一个月，Jacob、Brenner和Meselson不停地调试实验条件（镁浓度被证明是决定性的），终于成功开展了实验。如他们所预期的那样，新的核糖体没出现。噬菌体DNA中复制出小的、短暂存在的RNA，它与细菌宿主中已经存在的旧核糖体产生联系。这就是信使RNA。 

故事很戏剧化，但它并不是发现信使RNA的必要条件。其他研究人员独立开展研究，他们没那么兴奋，也少点洞察力，却也从不同的途径得出了相同的结论[8][21]。他们的发现途径表明，即使未曾发生耶稣受难日的思想碰撞，科学家在那个时期前后也能分离出mRNA。

Jim Watson了解哈佛大学的Robert Risebrough的工作，所以他认为蛋白质合成是由于“无特定基因”（genetically non-specific）核糖体与临时“模板”RNA 分子发生作用。Watson和Risebrough、巴斯德研究所的François Gros和Howard Hiatt、哈佛大学的Charles Kurland和Wally Gilbert，合作开始了一系列实验。他们发现，曾短暂暴露于放射性标记RNA前体的细胞中，存在短暂存在的RNA分子。

Watson他们的实验花了很长时间，几乎要被别人捷足先登了。Watson听到Jacob、Brenner和Meselson向《自然》期刊提交了他们的论文后大怒，他1961年2月发了一封电报，要求Brenner在自己发表前暂缓发表（图 3）。三人大方地答应了Watson的请求，两篇文章背靠背刊登。

图3 Watson的电报

与此同时，Jacob和Monod以Brenner-Jacob-Meselson实验未发表的结果为基础，于1960年12月提交一篇长综述，其中描述了他们所称“信使 RNA”的潜在作用[3]。它发表在1961年5月的《分子生物学杂志》（Journal of Molecular Biology）上，与《自然》的两篇文章同时出现。 

Jacob和Monod的综述内容量很大，优雅且富有远见。他们概述了对结构基因和调节基因的理解，然后专注于细胞质信使“X”的性质。他们审查广泛证据（几乎所有证据都来自对细菌或噬菌体的研究），提出了信使性质的五个标准：它是多核苷酸；其分子量应因情况而异；它的碱基组成应反映产生它的 DNA的组成；它应该至少暂时与核糖体有关联；它应该有很高的周转率。核糖体RNA和tRNA不符合这些要求，而Volkin和Astrachan以及最近Yčas和 Vincent在酵母中报道的瞬时RNA似乎是一个很好的候选者 [37]。Jacob和Monod将这种RNA组分称为“信使RNA”，他们最初将其缩写为“M-RNA”。

选择“信使”这个用词意义重大，这表明Jacob和Monod并没有从类似的模板分子的角度进行思考，而是开始从信息的角度看待问题。信息的形式不是重点——他们强调的是它的意义或功能。 

1960年12月初，Sol Spiegelman和Benjamin Hall向PNAS 提交了一篇文章，表明在T2噬菌体中，DNA和瞬时RNA 显示出序列互补性并会发生杂交[38]。Crick于1957年首次编纂了信息从DNA到RNA 的传递途径，该途径已被证明是存在的。基因功能和蛋白质合成的主要概念组件，科学家已经有了。但还没有人证明，该系统确实有效。 

局外人 

在Jacob和Monod的论文提交之前，位于贝塞斯达（Bethesda）的国家关节炎和代谢疾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rthritis and Metabolic Diseases）里有一位默默无闻的研究人员也在考虑信使RNA。Marshall Nirenberg研究石蝇获得生物学硕士学位后又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申请Monod团队的博后职位被拒后，Nirenberg在贝塞斯达找到了一个职位，与魅力非凡的爵士乐狂热者Gordon Tomkins一起工作。Tomkins当时35岁，只比Nirenberg略资深。

Nirenberg最初研究诱导。看到Paul Zamecknik和 Severo Ochoa的“无细胞”（ ‘cell-free’ in vitro）蛋白质合成的发展，他将注意力转向蛋白质合成的性质和遗传密码。Nirenberg保留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实验日记，其中记录了他的想法和灵感。1960年11月末，Nirenberg的日记充满了关于无细胞系统、信使RNA的重要性以及使用合成RNA作为关键的讨论：“你能用信使RNA淹没系统吗？”（ “Can you swamp system with messenger RNA?” ）他写道 [39]。

目前尚不清楚Nirenberg是从哪里了解到这个术语的——它尚未发表，唯一使用该短语提交的论文是Brenner-Jacob-Meselon论文，而Nirenberg似乎并不知道这篇论文[7]。尽管Nirenberg不是分子生物学核心圈子的一部分，但“信使 RNA”这个词在会议上被广泛流传，因此他有可能直接或通过参加其中一次会议的人听到的[40]。

然而，Nirenberg显然并没有完全理解巴黎、剑桥、加州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所描述的三种RNA。直到1960年12月，Nirenberg的日记显示，他仍然持有蛋白质合成发生在DNA分子的观点。大多数科学家几年前就已经放弃了这个观点[41]。

1961年3月，Nirenberg和他的博士后Heinrich Matthaei向快速出版的期刊 《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研究通讯》（Biochemistry a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42] 提交了一篇文章。在这篇论文中，他们描述了他们的无细胞蛋白质合成系统的结果，强调他们所谓的核糖体RNA和可溶性RNA 必须同时存在才能使实验进行；可溶性RNA本身不能驱动蛋白质合成。通过分级分离核糖体RNA，他们发现，有一部分的沉淀速度大约是可溶性RNA的三倍。

类似大小的与核糖体连接的RNA分子，1961年初Aronson和McCarthy[43]也描述过，但它们被看成核糖体前体或分解产物。Matthaei和Nirenberg虽然也困惑，但观点更尖锐，他们总结说：“我们研究中使用的部分或全部核糖体RNA可能对应了模板RNA或信使RNA”。尽管使用了“信使RNA”这个术语，但似乎Nirenberg仍然想知道核糖体是否是信使——这正是 Brenner-Jacob-Meselson实验旨在解决的问题。

令人惊讶的是，Nirenberg从未引用过这篇文章（仅被引用了 14 次）；第一个引用它的人是Jim Watson，在他1962年的诺贝尔奖演讲中（他把作者弄错了）[21]。尽管有人认为这篇文章表明Nirenberg第一个分离了mRNA[41]，但无论是讨论还是数据都不能证明这一说法是正确的。它表现出，围绕着蛋白质合成和基因功能中缺失的环节（信使RNA）展开的结果和技术，是多么错综复杂。

描述mRNA的性质和功能的《自然》和《分子生物学杂志》的副本送达世界各地的信箱和图书馆。此时的Heinrich Matthaei正在进行一项关键实验，该实验将读取遗传密码并实际演示mRNA的功能。他和Nirenberg已经证明，系统中添加烟草花叶病毒RNA后，蛋白质以惊人的速度被大量生产。遵循 Nirenberg过去几个月在实验室日记中精心安排的实验计划，Matthaei 完成了实验的最后一步。实验表明，如果将仅由尿嘧啶 ('poly U') 组成的合成 RNA分子添加到细胞中，系统会产生聚苯丙氨酸（polyphenylalanine）。遗传密码已被破解——嘧啶会编码组合成为苯丙氨酸。

1961年8月，莫斯科举行了国际生物化学大会。这些不知名的研究者所取得的突破在会上首次宣布。初秋，Nirenberg和Matthaei[44、45]在PNAS上描述了这些结果，这篇文章再次提到了“信使 RNA” ，但核糖体RNA和我们所说的 mRNA之间的混淆仍然存在，且在他们的实验中并没有提到 poly(U) RNA 具有mRNA 的功能。此外，他们没有引用最近发表的三篇首先使用mRNA一词的论文中的任何一篇（两篇 Nature 论文，Jacob和Monod的综述）。事实上，不知什么原因，Nirenberg从未引用过这三篇文章中的任何一篇[7]。

Nirenberg和Matthaei的革命性发现，彻底改变人们研究蛋白质合成和遗传密码的方式。这一发现加上人们对mRNA的确认，改变了我们对生命的思考。一旦我们获得理解，很多事情就都说得通了。1961年的那几个月，为随后的一切奠定了基础，永远改变了我们的理解。

结论

教科书作者、学生和维基百科编辑通常喜欢简单的故事。简化的mRNA历史表示：Jacob和Monod命名了mRNA，而Brenner、Jacob和Meselson随后将其分离出来。然而，真实发生的事情很复杂，也更符合我们对科学的认识——很多团队去努力去攻克一个问题，使用不同的技术，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然后最终取得突破，弄清楚以前的问题是什么。这么看来，率先发表并不是评价发现贡献的唯一标准。

所以要回答“谁发现了mRNA？”，取决于你所说的“发现”是什么意思。许多不同的团体都有自己的主张，这取决于你关注的是mRNA故事的哪一部分：

•    1947 年，André Boivin第一个提出DNA产生RNA进而导致蛋白质合成。

•    1950年，Raymond Jeener第一个提出了小RNA分子从细胞核移动到细胞质，并与核糖体结合，驱动蛋白质合成。

•    1953年，Al Hershey团队（1956 年，Volkin和Astrachan团队）率先报告识别出我们今天所知的mRNA。

•    Brenner、Crick首先意识到，可能存在mRNA且它具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功能，而Jacob和Monod将其命名为mRNA并将其置于理论框架中。

•    首先明确描述mRNA，一方面是Brenner、Crick和Meselson的联合工作。另一方面是Watson团队的工作（尽管Brenner-Crick-Meselon小组先得到结果）。

•    第一个证明mRNA功能的人是Nirenberg和Matthaei，尽管他们没有用这些术语来构建他们的结果。

谁发现了mRNA？这很复杂。难怪诺贝尔奖委员会没有奖励这一发现。只提三个（甚至六个）人的名字会令人反感——mRNA是一群研究人员多年工作的产物。他们收集了不同类型的证据来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今天看起来很明了，但在当时却非常困难。这就是历史的本质——它理清了当时纠结和模糊。我们今天知道答案，从一个有利位置回顾过去；但当时的参与者凝视着一个模糊的未来，试图调和相互矛盾的证据，并构想可以解决问题的新实验。他们的见解和想象力合在一起，为今天的理解和明天的发现奠定了基础。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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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wald Avery, DN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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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A. Boivin, R. Vendrely

Sur le role possible des deux acides nucléiques dans la cellule vivante

Experientia, 3 (1947), pp. 32-34

22F.H.C. Crick

我们不需要英雄

但我们需要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