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诺贝尔医学奖发给了研究mRNA疗法的两个人
gigivivi
楼主 (北美华人网)
今天早上起来听广播，今年诺贝尔医学奖公布了，发给了Katalin Karikó and Drew Weissman， 他们的研究成果是所有mRNA疫苗的基础。 Katalin Karikó特别有故事，等我来讲讲。
Katalin Karikó 1955年出生于匈牙利一个平凡的家庭。她的父亲是个屠夫，母亲是个会记，小时候家里连自来水都没有。虽然Karikó成长环境中没有一个人是做研究的，小小的她很早就立志要从事科学研究。1982年她从匈牙利的University of Szeged 得到了生物化学的博士学位，接下来三年，她在另一家匈牙利的研究机构 （Institute of Biochemistry, Biological Research Centre）做博士后。1985年她所在的研究机构没有科研经费了，她就和丈夫女儿一起来到了美国。出国前她把家里的汽车卖了，在黑市上换了九百英镑， 相当于1200美金， 这就是他们一家三口的全部家当。当时从匈牙利出国只能带100美金，Karikó把钱缝在两岁女儿的玩具熊里，成功躲过了海关的检查。
还在读大学的时候， Karikó听了一个关于mRNA的讲座。这里给大家复习一下生物的中心法则： DNA--> mRNA-->protein， 遗传信息是由双螺旋的DNA分子携带并传递给后代的。生物功能的执行靠的则是protein， 也就是蛋白质。 mRNA， 是 messenger RNA的简写，负责把DNA里的遗传信息转录成蛋白质。mRNA的寿命很短，在转录结束后不久就被降解掉了。 因为mRNA分子很不稳定，所以在科学界一直得不到重视。想想看，谁会把自己的科研生涯寄托在一个转瞬而逝的分子上呢。可Karikó听了讲座以后，成为了mRNA的忠实信徒， 在这个领域做了一辈子的研究。
到了美国以后，Karikó找到了一个博士后的位置，在费城的University of Temple的Robert Suhadolnik实验室里。Robert Suhadolnik是研究AIDS疗法的，Karikó在他的实验室里继续研究mRNA，想让mRNA 分子在体外更稳定一些。两人合作发表了不少论文， Karikó前途一片光明。但这时候，她犯了自己职业生涯里第一个错误。没跟Suhadolnik商量， 她私下在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找到了一个工资更高的研究职位。 Suhadolnik得知以后气坏了，跟她说，你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在我的实验室里继续做下去，要么滚回你的匈牙利去。Karikó没有妥协，Suhadolnik就去移民局告了一状，说她是非法移民，应该被递解出境。Karikó雇了律师和移民局打官司，官司虽然打赢了，可是因为这一出波折，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已经撤回了这个offer。
在这之后，Suhadolnik继续在学术界里散播Karikó的坏话，令她找不到新的工作。最后总算被一个同样受Suhadolnik排挤的人雇了。 这个人在Bethesda Naval Hospita工作， 也就是Walter Reed National Military Medical Center的前身。我猜在政府附属机构里工作，也许没那么怵Suhadolnik关于Karikó身份的指控。
1989年Karikó换了一份的工作，在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里做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 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不是tenure track的职位，就是说她没有希望从assistant professor， associate professor， professor一路做上去，最后得到终身教授的职位。实际上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也就比博士后资深一点，相当于高级研究员， 要依附于别的principal investigator （PI)，同时还要申请到科研经费，才能维持。换句话说，在学术界里，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 是二等公民。
接下来几年，Karikó在UPenn过着她二等公民的日子，可她不以为意，有个地方让她做研究她就很开心了，何况这个地方还是世界顶尖的大学。她一开始加入的是Cardiology Department，在这个系里她树敌无数。怀着对mRNA研究的一腔热情，她跟任何愿意和她说话的人推广mRNA，寻求合作伙伴。我前面说过，mRNA分子很不稳定，做这方面的研究很难出成绩，人人都避之不及，又怎么会愿意和Karikó合作。更糟糕的是她说话尖锐，经常在别人演讲的时候指出问题，毫不留情，以至于系主任Judy Swain在开会的时候叫Karikó 闭嘴。一来没有争取终身教授的顾虑，二来天性如此，Karikó 说话一向直来直去，把系里的人都快得罪光了。
Karikó在UPenn多年，虽然一直孜孜不倦地申请NIH的研究基金，却从来没有拿到过。好在系里有个叫 Elliot Barnathan的教授愿意支持她，从自己的研究经费里拨款给Karikó付工资。和Barnathan合作，Karikó在mRNA的研究邻域里艰难而持续地前行，在培养皿里的细胞以及实验动物体内，用mRNA表达出了蛋白质。
1995年Karikó流年不利。先是自己体内查出了肿瘤，需要开刀治疗。然后她的丈夫回匈牙利办事的时候，因为签证问题被困那儿好几个月。最糟糕的是系主任Judy Swain跟她说要降职减薪，从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降为senior research investigator。 实际上UPenn本来没有senior research investigator这个职位，是为了降Karikó的职专门建立的。Karikó 忍气吞声，接受了这个新职位：一来她当时也没有别的选择，二来她的女儿， Susan Francia，那时候正在读中学。孩子成绩很好很有希望到UPenn 读大学，Karikó继续待在这个学校就可以享受到减免大学学费的福利。好在Susan很争气，2000年真的到UPenn读了大学。
Elliot Barnathan后来离开了UPenn去公司创业了，Karikó找到了新的支持者 David Langer。 Langer是Neurosurgery Department的，Karikó就转到了这个系继续做研究。
接下来是一个关于复印机的故事，这大概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复印机了。
1997年UPenn医学院来了一个新的tenure track assistant professor， Drew Weissman。Weissman是个沉默寡言的人，用他夫人的话来说，他每天讲的字数是有上限的，超过了就不讲了。Weissman和Karikó在UPenn同一栋楼同一层里工作，这层楼只有一个复印件。那时候科研论文还没有被大规模地放在网上，要读论文就只能从纸质的科学杂志里复印。Weissman和Karikó老在抢着用这台复印机，有的时候还免不了争论几句该谁先用。有一天Karikó终于没忍住，开始自我介绍并推广mRNA了：“嗨，我叫Kati。你想研究RNA吗？我可以帮你把任何RNA做出来！”
（tbc)
Katalin Karikó 1955年出生于匈牙利一个平凡的家庭。她的父亲是个屠夫，母亲是个会记，小时候家里连自来水都没有。虽然Karikó成长环境中没有一个人是做研究的，小小的她很早就立志要从事科学研究。1982年她从匈牙利的University of Szeged 得到了生物化学的博士学位，接下来三年，她在另一家匈牙利的研究机构 （Institute of Biochemistry, Biological Research Centre）做博士后。1985年她所在的研究机构没有科研经费了，她就和丈夫女儿一起来到了美国。出国前她把家里的汽车卖了，在黑市上换了九百英镑， 相当于1200美金， 这就是他们一家三口的全部家当。当时从匈牙利出国只能带100美金，Karikó把钱缝在两岁女儿的玩具熊里，成功躲过了海关的检查。
还在读大学的时候， Karikó听了一个关于mRNA的讲座。这里给大家复习一下生物的中心法则： DNA--> mRNA-->protein， 遗传信息是由双螺旋的DNA分子携带并传递给后代的。生物功能的执行靠的则是protein， 也就是蛋白质。 mRNA， 是 messenger RNA的简写，负责把DNA里的遗传信息转录成蛋白质。mRNA的寿命很短，在转录结束后不久就被降解掉了。 因为mRNA分子很不稳定，所以在科学界一直得不到重视。想想看，谁会把自己的科研生涯寄托在一个转瞬而逝的分子上呢。可Karikó听了讲座以后，成为了mRNA的忠实信徒， 在这个领域做了一辈子的研究。
到了美国以后，Karikó找到了一个博士后的位置，在费城的University of Temple的Robert Suhadolnik实验室里。Robert Suhadolnik是研究AIDS疗法的，Karikó在他的实验室里继续研究mRNA，想让mRNA 分子在体外更稳定一些。两人合作发表了不少论文， Karikó前途一片光明。但这时候，她犯了自己职业生涯里第一个错误。没跟Suhadolnik商量， 她私下在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找到了一个工资更高的研究职位。 Suhadolnik得知以后气坏了，跟她说，你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在我的实验室里继续做下去，要么滚回你的匈牙利去。Karikó没有妥协，Suhadolnik就去移民局告了一状，说她是非法移民，应该被递解出境。Karikó雇了律师和移民局打官司，官司虽然打赢了，可是因为这一出波折，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已经撤回了这个offer。
在这之后，Suhadolnik继续在学术界里散播Karikó的坏话，令她找不到新的工作。最后总算被一个同样受Suhadolnik排挤的人雇了。 这个人在Bethesda Naval Hospita工作， 也就是Walter Reed National Military Medical Center的前身。我猜在政府附属机构里工作，也许没那么怵Suhadolnik关于Karikó身份的指控。
1989年Karikó换了一份的工作，在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里做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 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不是tenure track的职位，就是说她没有希望从assistant professor， associate professor， professor一路做上去，最后得到终身教授的职位。实际上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也就比博士后资深一点，相当于高级研究员， 要依附于别的principal investigator （PI)，同时还要申请到科研经费，才能维持。换句话说，在学术界里，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 是二等公民。
接下来几年，Karikó在UPenn过着她二等公民的日子，可她不以为意，有个地方让她做研究她就很开心了，何况这个地方还是世界顶尖的大学。她一开始加入的是Cardiology Department，在这个系里她树敌无数。怀着对mRNA研究的一腔热情，她跟任何愿意和她说话的人推广mRNA，寻求合作伙伴。我前面说过，mRNA分子很不稳定，做这方面的研究很难出成绩，人人都避之不及，又怎么会愿意和Karikó合作。更糟糕的是她说话尖锐，经常在别人演讲的时候指出问题，毫不留情，以至于系主任Judy Swain在开会的时候叫Karikó 闭嘴。一来没有争取终身教授的顾虑，二来天性如此，Karikó 说话一向直来直去，把系里的人都快得罪光了。
Karikó在UPenn多年，虽然一直孜孜不倦地申请NIH的研究基金，却从来没有拿到过。好在系里有个叫 Elliot Barnathan的教授愿意支持她，从自己的研究经费里拨款给Karikó付工资。和Barnathan合作，Karikó在mRNA的研究邻域里艰难而持续地前行，在培养皿里的细胞以及实验动物体内，用mRNA表达出了蛋白质。
1995年Karikó流年不利。先是自己体内查出了肿瘤，需要开刀治疗。然后她的丈夫回匈牙利办事的时候，因为签证问题被困那儿好几个月。最糟糕的是系主任Judy Swain跟她说要降职减薪，从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降为senior research investigator。 实际上UPenn本来没有senior research investigator这个职位，是为了降Karikó的职专门建立的。Karikó 忍气吞声，接受了这个新职位：一来她当时也没有别的选择，二来她的女儿， Susan Francia，那时候正在读中学。孩子成绩很好很有希望到UPenn 读大学，Karikó继续待在这个学校就可以享受到减免大学学费的福利。好在Susan很争气，2000年真的到UPenn读了大学。
Elliot Barnathan后来离开了UPenn去公司创业了，Karikó找到了新的支持者 David Langer。 Langer是Neurosurgery Department的，Karikó就转到了这个系继续做研究。
接下来是一个关于复印机的故事，这大概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复印机了。
1997年UPenn医学院来了一个新的tenure track assistant professor， Drew Weissman。Weissman是个沉默寡言的人，用他夫人的话来说，他每天讲的字数是有上限的，超过了就不讲了。Weissman和Karikó在UPenn同一栋楼同一层里工作，这层楼只有一个复印件。那时候科研论文还没有被大规模地放在网上，要读论文就只能从纸质的科学杂志里复印。Weissman和Karikó老在抢着用这台复印机，有的时候还免不了争论几句该谁先用。有一天Karikó终于没忍住，开始自我介绍并推广mRNA了：“嗨，我叫Kati。你想研究RNA吗？我可以帮你把任何RNA做出来！”
（t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