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竞争优势与思维陷阱
论神在华夏文明中的存在（三）
--中国的竞争优势与思维陷阱
玄野
近四十年来，在制造业方面与西方的竞争中，中国表现出了摧枯拉朽般的优势。这个现象是惊人的，更惊人的是西方经济与政治高层对这一现象的泰然处之。秦晖先生近几年总结说其原因在于低人权优势。这很有道理，其实这个问题在西方政商界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三十年前那个双休日改革就是被西方给逼着改的。显然这点改革是九牛一毛而已，低人权优势依然巨大。据专业机构统计，中国工人的产出与资本给他们的福利付出比值大致是美国工人的十倍。从这个现实看，美国的资本家没有理由不转移制造业到中国来。但是这注定会造成消费滞后，贸易不平衡，经济结构脆弱等难以解决的经济问题。因此三十多年前的西方高层根本就不忧虑。
然而，低人权优势只是中国竞争优势中相对比较末节的因素。在中国深入人心的法家思想和大国家主义情怀是中国国际竞争中最根本的靠山。当年邓小平等人开启改革开放时一直在政策上坚持着对资本的倾斜，就是在经济收益上更多地分配给资本，较少的分配给劳动者。首先这造成中国市场对资本的巨大吸引力，不但远超美欧发达世界，同时印度东南亚等国也无法比拟。另一方面，而且是更关键的，这为国家未来实现控制社会财富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中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政府很容易就可以聚敛财富，然后去完成某个宏伟蓝图。这就是市侩语言中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而这个思维中的一个大前提是民众的福利是通过大家共同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以后才能实现的。这一思维应该属于经济学范畴，而当代世界各国的左翼大政府倾向的政治力量都或多或少有这种倾向。但是，相对于中国政府而言，那些都是幼儿园级别的大国家主义了。
中国在竞争方面的优势不在于国家积累了多少钱，而在于民众内心都接受富国强兵是民众获得幸福的先决条件。其实这是经济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就是经济场论。就像物理学中的场论一样，完全可以找到经济场中的场力线，梯度，散度，旋度，还有源，漏之类的东西。这里面比较现实的一个理解就是我们应该把金钱或者财富看作经济这个自然物中传播自然力的媒介，如同湖泊河流中的水，动物体内的血液，甚至于就是电路中产生电流的电子。从其积聚的量所产生的力来比较，可能更像是电路中的电子，而不是地球上的水。因为这东西如果在某些环节中积累太多会导致整个体系的流动性匮乏，而巨大财富释放的过程中很容易像雷电一样造成灾难。所以，一个真正领悟经济规律的执政者绝不会注重财富的积累，而完全关注这个经济机体中财富载体所流经的所有通道是否畅通，那些具有电容电感性质的功能部件在作用值方面配置是否得当，而那些具有三级管控制效果的部件是否真正有效，那些耗电器件和供电器件是否功能良好。所以从这一思路看中国，其所积累的财富数量可以说无足轻重，而最大的财富在于这个经济体的管道的状态，是民众对国家强大的认同，使得国家可以安心地利用那个从民众通往国家的财富流通管道。当然中国的经济优势还远不止于此，因为当年德国日本也曾是如此状态，中国还有超越德国日本之处。下面我们逐步探讨。
中国人民的意识中对国家的定位与西方不同。这主要是历史源流的问题。中国有着普遍的泛集体主义思维或者大国家主义思维。一般而言，一个民主社会无法与一个国家意志如此强烈的社会相博弈。这种比拼中民主社会必败。因为国家意志强烈的社会能集中力量支持其企业与对方国家竞争。一个企业显然无法抗衡一个国家。然而，当代发达国家中的企业与政府不是同伙，而是都在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在对中国的贸易中，美国高科技企业一直在和中国配合躲避美国政府的贸易限制，如今的英伟达，以前的英特尔，苹果，直至最早进入中国的电子测量老大惠普公司，莫不如是。而中国政府和企业间则是另一番景象，政府那边要求全国一盘棋，国营企业当然必须听从指挥，而私营企业只要大到一定程度或者居于科技前沿，他们除了和政府配合之外也别无选择。这一点不单是政府层面的意志，同时中国的民众也都认同这样一种经济模式。如果哪个企业没有从国家民族利益角度思考问题的视角，几乎所有人都会觉得这个企业十分奇怪。这个思维模式应该说有着救亡图存时代的一些痕迹，但是更根本的是中国文化自韩非子以来的法家思想和大国家主义的影响。这就造成了一个企业与一个国家竞争的失衡现象。很显然，在这样的竞争中，这个单独的企业会败个精光。长此以往，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复制华为模式，中国独霸世界将指日可待。然而，垄断对科技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危害之大，当今全球政经文化界是有明确共识的。其滋生的腐败与对创新的抑制是极其严重的。而作为一个国家，由其操控一切科技的发展，那个景象就如同达利的画布上那个“时间的记忆”一样纷繁多样却弥漫着死的沉寂。当然独霸世界的蓝图虽是黄粱一梦，难以真正变成现实，但是折腾一下世界从而搞得各国鸡飞狗跳却是绰绰有余。
从微观角度看，中国政经模式对西方企业有着降维打击般的优势，为什么如今欧美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形成巨大的围剿态势，并且是高歌猛进的趋向呢？首先说一位志大才疏的大国领袖是大一统政治的必然宿命，这不单因为其有人才选拔的逆向淘汰痼疾，在坐上龙椅以后的那个人自己的各种能力和素养中也存在着逆向淘汰的规律。另一方面，秦灭六国的历史与当下世界完全不同，包举宇内的梦想留在市井牛皮匠的嘴里应该是其最佳归宿。当今世界各国的确有众多的贸易争端，但这个情况与当年山东六国的状态完全不同。时下世界主要经济体所认同并遵循的政经模式是成熟而且行之有效的，而且最关键的是这是各主要发达国家在努力维护的。例如企业间的竞争不能有国家的参与，任何国家对于本国和外国企业必须一视同仁，不能区别对待。这样的一些原则对于科技发展和社会良性运转甚至生态环境的维护都具有着极其关键的促进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中美争霸的结局毫无悬念。而从当代同胞的法家思想和大国家主义情怀来看，中国融入现代世界的历程依然很漫长，我们真正的政治经济思想的启蒙远远尚未开始。
说起国家主义或者更泛化的民族主义，中日韩如出一辙，只是日本最近七十年已经脱胎换骨，而韩国势单力薄不足为虑，只有中国经济腾飞了却在政治理念上依旧，这是当今世界难以消化吸收的变化。历来人们把日韩归类在儒家文化圈里，但是在政治问题上，尤其是大国家主义这个痼疾方面，这绝非儒家的遗迹，而是法家的留存，他们都是持了韩非子的衣钵。其实在二战这个依然清晰的历史记忆中，日本国民的民族主义大国家主义远比中国和韩国来得严重。许多日本二战老兵的亲述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他们亲人内心里的那种情怀。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普通士兵的表现，同样可以看到这样的思维。而朝鲜战争中某些中国的受伤士兵在面对美国士兵所表现的不共戴天的仇恨也是同样的思维源头，这些行为在被要求以人道主义对待伤俘的对手而言，变得完全难以理喻。相对而言，二战中日军的表现可能更为极端。所以不得不赞扬日本小朋友对中国文化的学习与继承，从各方面都胜过咱们自己。韩国在脱离民族主义和法家思想方面应该远远落在日本之后。个人感觉，可能比中国民众还要差一些。但韩国的优势就是体量小，不会造成大的冲击。比如三星，本身也是韩国政府强力扶持的民族企业，但美国一直没有像打击华为那样打击三星，而是利用三星破了苹果的垄断地位。韩国从其民族性格而言，其最亲近的盟友只可能是美国，而不可能是中日，这一点是最令老美放心的。而台湾就不同，其与中国大陆政治合并的概率很大，半导体的关键一环放在那里可能是美国寝食难安的事情。台湾人相对于韩国人而言更开放一些，但所谓血浓于水，这不是个简单的噱头。美国是否有足够多层次的预案，很值得人们深思。
中国何时能在思维方式上融入现代全球的政经体系，可能需要比照日本人对他们历史过往的反思。当年太平洋战争直至广岛灾难，日本民众对麦克阿瑟压下来的民主体制肯定有巨大的抵触情绪，而投降以后也充满着恐惧心理。而现实是日本经济几年内便进入快车道，迅速创造了最伟大的战后经济奇迹。当下日本人如何反思被占领和被刺刀逼着走上去的民主之路？民众心理上没有一个普遍的调整是不可能完成这种社会转型的。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话谁能用在自己身上谁得福。以前总觉得某某主义不好，中国传统文化没问题。但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而且现在分析下来这是一个互相选择的过程。历史的定数逃不掉，该交的学费省不了。
法家思想统治下的社会与当代民主政体的社会还有一个常见的差异，就是民众对当今政府行为的知情权与评议权。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里，民众对政府的批评是很常见而且很正义的做法。国家的形成过程差异导致国民是否有权利质疑政府的政策决策。城邦政治有着各自发声的便利，在契约的基础上各司其职。发展到后来逐渐生发出一些体制来解决城邦政体的局限，使得民主政体可以应用到一个地域广袤的国家。民主政体的优点是民众质疑的权利，其缺点也是这个权利，就是纷争所造成的资源空耗。大一统政治起始于一个庞大的国土上，民众本有各自发声的权利，却是地理原因限制了执政者聆听的时效。所以在这样一个地域里，从可行性和执政效率出发，大一统模式成为最佳选择。这样一种体制下，君主的智慧与道德就成为国家兴亡的关键。开国君主由于是战争筛选检验，都会比较智慧。而由于苦难的历练，其道德方面也能过得去。后代的君主就难说了，智慧是天生的，大家可以听天由命。而道德如何保证呢？靠教育还是靠天分悟性？养尊处优下的皇子皇孙们都是在温室环境下成长，他们能知道普通人的生活关切吗？中国各朝代多是前两三代皇帝还不错，后面就一茬不如一茬，这也是关键原因之一。
而因为社会无意识现象的存在，大一统政体中的民众从之前的工具性局限导致的下情无法上达，逐渐过渡成制度性的禁声。如今这个通讯技术已经完全解决了信息沟通的自然限制，任何形式的禁止发声都是这个国家作茧自缚的行为。当代发达国家有这样的问题死角，而另一些国家则实现了无死角的作茧自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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