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的秘诀——是什么塑造了北欧国家

（距离丹麦哥本哈根市中心 20 分钟车程，一家当地农场在无人看管的路边摊上展示他们每天新鲜的草莓、土豆和蜂蜜。路过者可以自己选取东西，用手机付费。到目前为止，摊主从未丢失过任何东西。）

在国际公认的社会发展品质排行榜中，与其他北欧国家一样，丹麦常年排名前十（经常排名前五）：最幸福的人民、高度的彼此信任、最宜居的城市、最好的营商环境、丰富的文化，等等。丹麦并不完美，但很了不起。丹麦是如何发展出这些品质的？背后有什么秘诀？这一秘诀能否像 150 年前输出到其它北欧国家一样，输出到今天的世界其它地方？答案是肯定的。丹麦的秘诀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称为“民间培智”（folk-bildung），它应该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复制。这种民间培智会形成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但绝非沙文主义；一种包容和鼓励多样性的民族主义，它反过来又会促进开明的思想和凝聚力。这种民族团结和认同感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历史上丹麦与德国之间旷日持久的边界冲突，这场冲突的高潮是两场战争，但最终以一次人民公投和平收场。所以请大家注意，这会是一篇很长的文章，但它已经是长达200 多年的文化和民主发展过程的最精练的浓缩了。这段历史性的旅程使丹麦从 1800 年左右的贫困的封建农业国，发展为 1920 年的蓬勃的工业化国家，以及 2020 年的现代化国家。在丹麦，这场巨变是花了200多年、分两个阶段逐步完成的。如果以人类现有的工业化和教育水平为基础，借助今天的工具和方式，应该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就能在这个星球的很多地方实现。

丹麦

在国际政治中，丹麦经常被作为一个值得效仿的例子提及：民主、繁荣、和平、组织良好，并且拥有成功、高效的医疗保障体系。不过，有些人，比如美国的福克斯新闻频道，似乎认为丹麦是社会主义的，甚至和委内瑞拉也类似。他们真应该多去实地看看——考虑到新冠疫情带来的旅行不便，起码也要给外交部的某个真正了解丹麦的人打电话，好好了解一下。

事实上，丹麦是一个资本主义的、自由的、有社会意识的民主国家，也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税收高，在文化和国家认同方面有保守倾向（好吧，现在它这种“保守”正在变成排外），而且教育传统独特。在过去的 175 年里，丹麦非常明智地致力于全民教育。不仅所有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早就完全免费，政府还为所有学生提供补助，这样很少有人需要背负着经济债务开启成年生活。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小部分。

丹麦成功的真正秘诀是一种独特的教育，称为“民间培智”（folk-bildung）（译注1）。它始于 1851 年的一个农舍，由一位执拗的、不认同彼时教育体系的教师发起。他与 15 名年轻的农工一起创造了这种新型教育。他们一起生活和学习了五个月，这些年轻人都被成功地改造了。之后他们回到了自己的村庄，成为了有见识、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榜样——正是他们为改变丹麦和北欧的历史进程奠定了基础。我之前在《北欧秘诀: 一个关于美好和自由的欧洲故事》一书（与我的瑞典同事托马斯·比约克曼合著）中就此做了完整而详细的分享，并在我的新书《培智: 保持成长》（2020 年出版）给出了一个简版。本文是丹麦秘诀的最精练版本。整个故事要从丹麦与德国的边界冲突开讲——

1800年代的贫穷丹麦

我们即将踏上一段历史之旅。与所有历史之旅一样，要充分了解那个特定时期发生了什么，我们需要进入更早一点儿的历史。我们需要了解故事开始时丹麦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和地缘政治局势。

迟至 1772 年，丹麦语才成为丹麦行政体系的官方语言，之前的几个世纪一直是德语，公务员也一直由德国贵族们担任。1776年，丹麦引入了公民身份，并规定只有丹麦人可以成为公务员，这就为新兴的丹麦资产阶级的儿子们带来了新的职业机会。1789年，农奴制被废除。

1800 年，冰岛是丹麦的一部分，挪威也在丹麦王室的管理之下。芬兰则是瑞典的一部分。这三个（五个）国家都非常贫穷；历史数据显示，它们的人均GDP是欧洲最低的。由于拿破仑战争，瑞典在 1809 年将芬兰输给了俄罗斯，丹麦在 1814 年将挪威输给了瑞典。

（拿破仑战争后的丹麦地图）

还有两个公国构成了丹麦和德国（其实当时还没有统一为德国）之间的边界地区：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和荷尔斯泰因（Holstein）。严格来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并不是丹麦的一部分，而是丹麦国王的个人领地。

学校成为国家的救星

如上，1800 年，丹麦是一个贫穷的封建农业国家，居住拥有绝对的权利。当时的统治者是摄政王储，但他很快成为国王弗雷德里克六世。虽然性格相当保守，但他及其内阁采取了一些非常进步的举措。他不仅解放了农民，还在 1789 年进行了土地改革，并成立了学校委员会：弗雷德里克和他的内阁清醒地认识到，工业化时代即将来临，农民需要更好的教育。

与北欧其它国家一样，丹麦在整个 1700 年代的识字率几乎达到 100%。一个人如果不能不能阅读路德的《教理问答》，就不能被确认为基督徒，也因此不能找到工作或结婚。这种识字水平是在没有全国性的有组织的学校系统的情况下实现的。在农村，如果人们没有财力为自己的孩子聘请老师，当地的牧师、敲钟人和父母本人就会负责教孩子们读书，或者——如果农民走运的话——邻近的贵族可能被启蒙运动的精神感召，在自己的庄园开办学校。在弗雷德里克六世的学校委员会中，就有不少正在自己尝试办学的贵族。他们受到让·雅克·卢梭、弗里德里希·席勒等思想家和瑞士教育家约翰·海因里希·裴斯泰洛齐的启发，致力于探索丹麦的未来学校应该是什么样子。不幸的是，学校委员会的工作受到拿破仑战争的严重干扰，他们花了 整整25 年的时间才把学校系统的方案搞定。

终于，在 1814 年，丹麦推出了堪称彼时最进步的学校立法。所有儿童都必须接受七年的义务教育，国家保证所有 7 岁至坚信礼（通常在 14 岁左右）之间的儿童都可以免费上七年学。该立法还涵盖了对教师的培养、教师培训学校、校舍标准，以及在冬季为农村地区的成年人提供每周两小时的免费学校。立法中最激进的部分或许是其背后的理念：在坚信礼之前，孩子的主要义务是上学，而不是成为廉价劳动力。然而，在很长时间里，童工仍然是常态——由于丹麦的财政状况不佳，该立法直到 1840 年左右才完全实施到位。除了贫穷这个首要因素之外，战争也延缓了新法的落实步伐。1807年，丹麦遭受了英国的大规模轰炸，哥本哈根几乎被焚毁，丹麦失去了自己的海军；1813 年，丹麦在与瑞典的战争中落败，并于同年破产。尽管历经劫难，到 1840 年代，所有丹麦儿童已经都可以上七年的免费公立学校。

边界冲突、宪法和培智

从 1848 年 2 月开始，革命席卷欧洲，丹麦的资产阶级要求制定自由宪法，废除绝对君权。弗雷德里克六世早已于 1839 年去世并由克里斯蒂安八世继位，后者也于1848 年 1 月 20 日去世并由弗雷德里克七世继位。

新国王现在面临两大威胁：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公国政治动荡，一些人宁愿与德国而不是与丹麦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以及，资产阶级要求制定自由宪法。这两大矛盾导致了 1848-1851 年的第一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1849 年 6 月 5 日的第一部丹麦宪法，以及民间培智。

为了能理解这种命名怪异的教育（指培智，bildung），我们现在需要从1790 年代开始回顾德国哲学、一位丹麦牧师的思想以及丹麦与德国边界冲突的历史。这么做似乎很奇怪，其实是基于以下原因：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塑造了我们，而丹麦的政治发展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和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在此过程中，民间培智成为了最重要的工具，它不仅使那些社会和文化变革对丹麦人具有现实意义，而且还使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丹麦人能够在动荡中看到新的机会，并抓住这些机会改善他们的生活。

到底什么是培智？

培智（Bildung） 是一个德语单词，在英语和汉语中都没有确切的翻译，可能相对接近的词就是“养成”（formation）和“教育”（education）了。培智和养成或教育之间的区别是，它既是常规意义上的教育，又是道德和情感的发展；既是培养的过程，又是培养的结果。培智在德国拥有 250 年之久的哲学传统，培智哲学家包括赫尔德、歌德、席勒、费希特、冯·洪堡和黑格尔——在瑞士，还有佩斯塔洛齐（Pestalozzi）。

（萨克森-魏玛-艾森纳赫的安娜-阿玛莉亚公爵夫人）

1770 年代后期，富有远见的萨克森-魏玛-艾森纳赫 ( Sachsen-Weimar-Eisenach) 的安娜-阿玛利亚公爵夫人(Anna-Amalia，1739-1807) 有意将刚刚提到的那些德国知识分子聚集在耶拿（Jena）这个大学城。结果，耶拿成为 1780 年代和 1790 年代先进思想的温床。它不仅成为培智哲学(Bildung Philosophy)的发源地，而且成为德国唯心主义(German Idealism)、狂飙突进浪漫主义（Sturm und Drang Romanticism）、以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辩证哲学的发源地。

特别的，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培智定义。席勒说人分为三种，并且可以从一种转变为另一种：

• 停留在身体层面的、情绪化的人（简称“情绪人”），处于情绪的阵痛中，无法超越自己的情绪，因此他不是自由的。

  
  

• 为了超越我们的情绪，我们需要一种能使人沉静的美（calming beauty），或说需要一种审美（aesthetics）使我们的情绪与社会规范保持一致；这样我们就可以转变为：

  
  

• 明理的、理性的人（简称“理性人”），使自己与社会的“道理”和道德规范保持一致，并将这些道德规范变成自己的行为规范；然而，这个人无法超越那些社会规范和他人的期望，因此他也不是自由的。

  
  

• 要想超越常规，我们需要一种能使人振奋的美（invigorating beauty），或说需要一种审美来震撼我们、唤醒我们，让我们重新感受自己的情感，让我们能够超越他人的期望，成为：

  
  

• 自由的、有道德的人（简称“道德人”），既能感受到自己的情绪，又能认识到道德上的对错；因为这个人已经超越了自己的情绪和他人的期望，可以独立自主地思考，因此他是自由的。

（弗里德里希·席勒）

席勒在1795年的《审美教育书简》一书中探讨了这一观点，我们认为非常值得重视，原因如下：

首先，席勒对培智（Bildung）的定义非常接近现代发展心理学对人一生情感发展的描述：情绪人与从六岁到十几岁的童年晚期相匹配，理性人与现代心理学家所说的自治（self-governing）相匹配，道德人与所谓的自主（self-authoring）相匹配。作为一个孩子（身体的，情绪化的人），你还没有发展出什么道德指南针（compass）。作为一个自治（理性）的人，你有一个外在的道德指南针（你以他人和身处环境的“道理”为准，据此管理自己；也可以称之为团队合作者）。作为一个自主（自由、有道德）的人，你有一个内在的、个人的道德指南针；你是你自己生命的道德权威，你是你自己生命的“创作者”（author）；你可以超越自己的情绪和他人的道德期望。看，200 多年前的培智思想与现代发展心理学多么吻合！

其次，席勒是在1848年法国大革命之后写的这些观点。当法国的君主专制被推翻时，欧洲资产阶级曾寄予无比的厚望：终于获得政治自由了！然而，当革命随后变成了大屠杀时，欧洲人产生了巨大的幻灭感。为什么法国人不能处理好如此可珍的政治自由？为什么他们变得和他们刚刚推翻的暴君一样野蛮？

席勒的回答是他们缺乏培智。那些身体的、情绪化的人会处于情绪的阵痛中，一旦他们摆脱了王权的束缚，他们的欲望就无以控制。那些习惯于从他人那里获得道德指南的理性人会效仿这些情绪人，陷入同样的情绪中。只有自由的、有道德的人才能有强大的道德支柱来抵抗更多的暴力。对他们来说，源自外部的自我约束意识已经被内化为自我道德规范，他们内心自发的情感会告诉他们：谋杀是错误的。席勒的结论：只有自由的、有道德的人（用现代术语来说：自主的人）才能处理好政治自由。

第三，我们今日所知的《审美教育书简》一书，原本是席勒与丹麦学校委员会及其外围的朋友们之间的来往信件。席勒的书信在丹麦社会上层的一些人中被广泛流传，并视若珍宝。

席勒信件的读者中有弗雷德里克六世的妹妹和学校委员会成员、财政部长、丹麦首富恩斯特·希梅尔曼伯爵（Count Ernst Schimmelman）。图示的这座宫殿曾是 1800 年前后的几十年间他在哥本哈根的住所；丹麦社会最杰出的成员会聚集在这里，作为一种娱乐，他们会大声朗读弗里德里希·席勒的来信等作品。今天，这座豪宅是丹麦独立共济会（Danish Odd Fellows）的总部，因此被命名为共济宫（Odd Fellows Mansion）。

浪漫主义与丹麦精神

启蒙运动（The Enlightment)是理性的、理智的、科学的；灵性、情感和自然并没有得到太多关注。耶拿的教育哲学家探索了这片内心的空白，他们发现了人需要内在发展，也发现了文化是一种可以质疑和解释的“现象”（phenomenon）。此外，他们还发现了自然也是一种“现象”，并将他们感兴趣的这些新主题用“精神”（Geist）这个概念串联起来。他们发展出狂飙突进浪漫主义思想，并发现民间传说（folklore）是本地文化和精神的原生来源。他们对我们的内心世界以及它如何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进行了哲学思考，对我们的思维和精神世界进行了探索(他们称之为理想或完美标准，ideals），并据此发展出德国唯心主义。这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唯心主义（idealism），而是Idealism（大写 I），也就是：我们的内心世界、精神、想法和外部世界如何相互作用；它塑造了我们，我们也塑造了它；我们的思想、与世界及彼此的相互联结、互动，构成了一个伟大的“系统”，我们就是在这个“系统”中与世界和彼此互动。我们的精神改变了世界，因此，世界也就有了精神。黑格尔因著述这种“世界精神（world spirit）”而名扬天下，但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1762-1814）才是最早的作者。

费希特还指出，让我们产生自我觉知能力（self-aware）的是外界对我们的反阻（pushbacks）。只有当自我具有自我觉知能力时，它才是一个真正的“我”，而只有在面对过冲突、并必须做出反应之后，这种自我觉知才会发生。如果没有摩擦，没有反阻，自我就会被它的活动和惯性淹没。换句话说：为了发展自我觉知能力，个人必须允许反阻的存在，并确保存在一些焦点问题值得长期争论（bone of contention）。在费希特看来，自我可以理解为一种对自治权和自治能力（autonomy）的永恒追求。

1790 年代，年轻的挪威丹麦人亨里克·斯蒂芬斯（Henrik Steffens ）在耶拿学习并接受了这种关于精神和浪漫主义的新哲学。1802 年，他在丹麦哥本哈根举办了一系列关于它的讲座。如同久旱逢甘霖，突然之间，人们能够再次感受到自己的情感，感受到与自己的文化的最深根源、民间传说、灵性和自然的联结。而且是用他们的母语，用丹麦语！很快，这种对生命的全新理解，带来了对丹麦精神的追求，在哥本哈根滋生了大量的灵感、诗歌和各种创造性的艺术作品。

培智的“民主化”及民间培智的产生

斯蒂芬斯的讲座观众中，有他 19 岁的表弟、神学学生和热心的新教基督徒尼古拉·弗雷德里克·塞弗林·格伦特维格（Nikolaj Frederik Severin Grundtvig）（1783-1872）。耶拿的这些“精神什么的”并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看来，只可能有一种精神：圣灵！但让他颇感兴趣的是，一个民族中存在一种“精神”，这种精神通过民间传说、传统和语言等方式表达出来，而且存在一种文化力量，使一个民族或国家团结在一起。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不断探索这个方向，阅读了卢梭、赫尔德、歌德、席勒、费希特和裴斯泰洛齐的一切他能找到的东西，然后他得出结论：一个民族的精神应该是圣灵的一个分支。圣灵无处不在，但丹麦人有丹麦人的特色部分，瑞典人有瑞典人的特色部分，以此类推。

随着丹麦的上层社会开始相互说丹麦语，随着丹麦于 1813 年破产，与贫困作斗争，缓慢工业化，并看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工业化速度比丹麦更快、变得更加繁荣，在丹麦资产阶级阶层开始涌现“作为丹麦人”的民族意识。这种觉醒与建立自由宪法和废除君主专制的渴望齐头并进。

尼古拉·弗雷德里克·塞弗林·格伦特维格（又译为格隆维），1820年

格伦特维格绝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但他担心资产阶级阶层的年轻人在高中和大学里学到了大量拉丁语和希腊语，很多德语和法语，虽然也学了一些丹麦语，但丹麦语并非其精神世界的灵魂语言。他们可能会读、会说丹麦语，但他们没有学习诗意的丹麦语、灵性的丹麦语、不能用丹麦语进行培智和文化活动。为了文化和修养，为了发展道德指南针（即为了他们的个人培智），这些年轻人学习的是希腊文和拉丁文文本、僵死的字母、僵死的语言，而不是他们自己民族的鲜活语言和文化遗产。

在 1829 年至 1831 年间的三次英国之行中，格伦特维格第一次看到自由主义思想得以践行。在剑桥，他看到了一种口语化、对话式的学习和教学方式。这极大地鼓舞了他，他根据相同的原则为年轻的丹麦学生设想了一所丹麦学院（college）。因为“学院”的德语和丹麦语单词分别是Hochschule和højskole，即英语的highschool，格伦特维格设想的这种民间学院的丹麦语就是folkehøjskole，所以民间学院的英文名称就成了folk high school或folk school。

格伦特维格还开始撰写讲述北欧神话和丹麦历史的书籍，以让丹麦人了解他们的传统精神。他还写歌曲和赞美诗的歌词，并成为丹麦有史以来最高产和最重要的作词家之一。

格伦特维格意识到的是，我们既需要文化认同，也需要文化多样性——虽然他用的是他那个时代的其他说法，但他的意思就是如此。我们需要民族意识和自己的历史，需要能够以文明的方式表达自己、表达不赞同。民族性并非单调划一，而是多元包容的对我们国家的共同热爱。他在 1832 年的一首诗中用一句名言表达了这一点：洛奇（Loke）和索尔（Thor）皆享自由——不仅高贵的索尔必须享有自由，总是制造混乱的骗子洛奇也必须享有自由（译注2）。

格伦特维格相信，他设想中的新型学院应该特别重视这种多元化和爱国教育。但是，当他试图宣传这种民有、民享的丹麦式学院（民间学院）时，却写成了一个意识流的大杂烩，以至于没有人明白他在说什么。他第一次提出这个想法是在 1836 年，到 1838 年他意识到，这种新学校不应该仅仅服务少数的资产阶级阶层，而应该是一所服务民众的民间学院——广大农民才是丹麦民间传说和精神的真正载体。这是真正的天才之笔：格伦特维格采用了德国的培智概念，并希望它为人民、为农民服务；他“民主化”了培智。他开始到处宣讲民间培智和民间启蒙——但人们仍然不明白他的意思。

直到 1842 年，才有人终于明白格伦特维格的想法，并决定建造一所这样的学校。第一所民间学院是罗丁民间学院（Rødding Højskole，又译为民众学院）于 1844 年开学。罗丁是石勒苏益格公国的一个村庄，学校的目的是加强年轻丹麦农民的丹麦精神。学校的投资人有接受了格伦特维格思想的石勒苏益格的丹麦人富农和丹麦各地的资产阶级爱国者（政府没有参与），学校的校长是克里斯蒂安·弗洛尔（Christian Flor）牧师，学制是两年制寄宿。在这里，年轻人学习丹麦历史、世界历史、最新的农业技术、最新的科学和基督教义。这所学校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它非常昂贵，只有最富有的农民的儿子才能负担得起。另外，它其实还缺乏了一些东西……

（罗丁民间学院 / Rødding Højskole，于 1844 年开学。）

丹麦主体意识与战争 

1848–1851

随着自由主义思想在欧洲传播，及工业化步伐的推进，丹麦开始担心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公国的人们宁愿加入较富裕的德意志邦联（译注3），也不愿继续作为像丹麦这样的穷国的一部分。长话短说：1848 年 2 月，随着革命在整个欧洲爆发，那两个公国面临着在独立、与丹麦结盟、还是与德意志邦联结盟这一重大问题上的激烈争论，几近爆发内战。3 月 21 日，愤怒的想争取自由宪法的丹麦人游行到了皇家城堡；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同意建立自由宪法，只要他能继续担任国王——对抗议者来说，这就足够了。3 月 24 日，丹麦和德意志邦联之间关于石勒苏益格正式宣战，成为第一次石勒苏益格战争，它从 1848 年持续到 1851 年。这场战争以一份停战协议结束。1849年6月5日，丹麦颁布了历史上第一部自由宪法，君主制幸存下来，但绝对君主制结束了（格兰特维格是宪法的作者之一）。1851 年的停战协议包括：丹麦、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各自制定独立的宪法，制定第四部宪法将三者统一起来，而与丹麦有着最紧密文化和种族联系的石勒苏益格不允许与丹麦有比荷尔斯泰因更紧密的政治关系。

这场冲突与培智有什么关系呢？“1848 年战争”——丹麦人更喜欢这样称呼它——引发了丹麦民族主义的海啸。今天，民族主义往往被看成一种狭隘的世界观、向后看的沙文主义。在1848 年却并非如此。自 1770 年代以来，丹麦的资产阶级阶层已经形成了一种民族主义的、丹麦的自我意识，拿破仑战争继而加强了这种认同感。但在资产阶级之外，民族主义是一种新的、开拓性的获得归属感的方式。与欧洲其它国家一样，丹麦一直是典型的封建社会，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义务和权利：皇室成员有自己的泛欧网络，神职人员、贵族和以贸易为主业的资产阶级各有各的圈子, 第三等级的平民被困在他们的村庄或工人宿舍。在1848 年战争和新宪法之后，所有丹麦人都开始感受到作为丹麦人的归属感，并开始与这个国家、而不仅仅是他们的村庄、城镇和/或庄园建立联结。投票仍然仅限于 30 岁以上拥有财产的男性，大约是总人口的 15%，但他们都是丹麦男人！格兰特维格在 1848 年的一首歌中捕捉到了与丹麦的这种新的情感联系（我的翻译如下）：

现在所有的人都是人民的一部分

全国，从头到脚

肯定有新的东西正在升起

即使是傻瓜也已经知道

但是所有破碎的能否

与新生的东西相遇和融合？

而我们是否知道自己的愿望是什么，

仅仅是“面包和马戏团”吗？

请不要介意我的提问！

这种全新的民族意识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面向“丹麦”这个更大集体的个人责任感。

集体性和个人的思想转变

19 岁的玛蒂尔德·菲比格（ Mathilde Fibiger，1830-1872 年）在她的半自传体小说《克拉拉·拉斐尔 的12 封信》中，雄辩地捕捉到了宪法和战争如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情感和培智（bildung），该小说发表于1851 年。

（玛蒂尔德·菲比格，约 1850 年）

年轻的菲比格是一名丹麦军官的女儿，她在哥本哈根以南约 100 公里的一个大农场担任两个孩子的老师，小资的乡村生活已经让她厌烦到窒息！在小说中，她将资产阶级描述为一团灰色的灰色人物，没有轮廓可以区分彼此。这本书至今读来仍然非常有趣，但在当时却引起了轩然大波。菲比格还对政治局势、战争和培智做了一些有趣的观察。主角克拉拉描述了1848 年 3 月 21 日为自由宪法而几致革命的抗争如何影响了她：

3月21日，我迎来了新的生活。我看到了之前只从存在于传奇和歌曲中的丹麦人；他们说的话，在我的灵魂中找到了最深的共鸣。我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拥抱了我，我的心因自豪的自我觉醒而跳动。当我看到丹麦的民族色彩、读到战争的故事、或者遇到一个即将离开的勇敢的乡下士兵时，有一种东西在我的胸膛深处激荡着我，就像在陌生的国家听到自己母语的可爱音律。我和我的祖国一起接收到了对上帝的虔信！就好像太阳出来了，把我从一个漫长的梦中唤醒。我找到了作为一个“人”的感觉，她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为永生而被创造。

在克拉拉的 / 菲比格的视角里，她的一个朋友是如此无聊：

她对小事充满热情，而我对大事充满热情。我爱所有的士兵，因为他们为我们共同的事业而战；而她关心战争，只因为她认识几个军官。

克拉拉的朋友无法与“国家”这样的抽象概念、而只能与自己的感受产生联结。而克拉拉已经成为席勒所说的“理性人”（rational person）——用现代术语来说，一个有团队精神的人，一个学会了将国家置于自我之上、并致力于一项伟大事业的人。菲比格本人——尽管只有 19 岁——则已经是自主者（self-authoring），用席勒的话说：一个自由、有道德的人。她有道德支柱支撑她超越周遭的期望，揭露小资产阶级。她的观察是对她周围和她自己的、自治的（self-governing）、理性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状态的外部视角；对于一个 19 岁的孩子来说，这是一种高度复杂的思想和培智。如果没有坚强的自主性，她就不可能写出那样的辛讽。

 1848 年开始席卷丹麦的民族主义浪潮，激发了社会大多数阶层将国家置于自我之上。青年男子当兵；诗人、作曲家、作家、画家、牧师、知识分子和教师则通过美学，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加强了这种民族精神。在很大程度上，美学创造并巩固了丹麦人的新自我意识，促进了政治发展。

从培智、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这场运动把大量的国民转变成了自治的、有民族意识的团队合作者。国家呼吁人民为祖国挺身而出，为之服务。沉睡的“身体、情绪化”的人变成了理性人（moral men），他们将社会的道德规范和期望变成了自己内在的。但这并非故事的全貌——许多人其实已经是自治/理性的人，只是他们只认同自己的家人或本地社区。现在，这个国家、这个彼时由两百万陌生人组成的宏大抽象，多世纪的历史，和一部宪法，成为了大家身份认同的本体。因此，培智转型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将人们的身份认同和责任感从历史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谓的“真实社区”（有形的）扩展到“想象的社区”（无形的）。通过1848 年的过程，丹麦人成为了自我认同的“丹麦人”，他们共同相信了一个名为“丹麦”的想法。

民间培智——真正的秘诀

有一位名叫克里斯滕·科尔德（ Christen Kold，1816-1870 年）的教师，在 1848 年非常想为丹麦而战。不幸的是（或者反而是大幸），他笨拙得连枪都装不好，军队把他遣散了。这让他大失所望，一度考虑移民美国，但他始终还是留下了。

自 1844 年罗丁民间学院开办以来，已经有好几所民间学院陆续开办，但这些学校都不怎么成功。科尔德意识到了原因所在，并发展了自己的民间学院理念。

（克里斯汀·科尔德，1850）

作为一名老师，科尔德经常注意到，当他教孩子们他应该教他们的东西（按当时的教学规范）时，他们很容易感到无聊，无法专心。但如果他给他们讲故事，他们就会听！当他为成年人大声朗读伟大的小说时，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他们会被点燃！他们的精神变得鲜活。

1851 年 11 月，科尔德在菲英（Funen）岛上一个名为 莱斯令（Ryslinge） 的小村庄外创办了自己的民间学院。这所学院在几个方面与罗丁学院迥然不同。凭借个人积蓄和格兰特维格及哥本哈根资产阶层的慷慨捐助者的帮助，科尔德买下了一座简陋的农舍。他和15 名十几岁和二十出头的年轻农工搬了进去，并让这个地方本身、食物和气氛像这些年轻人在家里或他们所在的农场一样朴素和随意。此外，科尔德 学校的课程为期五个月，而不是像罗丁那样的两年，因此经济压力更小。

真正的魔力是科尔德的教学方法。他为年轻人们朗读浪漫主义作家伯恩哈德·塞弗林·英格曼（Bernhard Severin Ingemann，1789-1862）关于丹麦辉煌过去的英雄小说，然后他让他们提问。他通过他们可以共鸣的故事激发他们的注意，然后让他们自己思考。在1851年，这是非常激进的。它奏效了！一旦这些农场男孩开始说话，科尔德就会教他们他们想知道的一切。他介绍给他们历史、更多的文学、圣经故事、政治、科学和各种时闻讨论。当学生们需要在农场工作时，他还教他们新的农业技术，并通过合唱教他们新歌。更重要的是，他实现了另一件事，用他自己的说法：他唤醒了他们的精神！精神一但被唤醒，启蒙就会随之而来；也只有精神苏醒之后，才可能有启蒙的发生。先唤醒，后启蒙！最终目的就是让他们爱丹麦并相信上帝，正如他后来所说，“激活1848精神”。

科尔德的学校与罗丁学校的共同点是没有考试。这不是追求文凭的学校，而是一所面向生活的学校。格兰特维格、科尔德和其他民间学院的教师和校长对此非常明确。生活才是真正的考试。这个年轻人会成为一个负责任、成功的成年人，参与社会，并过上有意义和有目的的生活吗？他或她会为上帝和国家服务吗？他们会有自己的观点并发出声音吗？他们会不会有道德勇气来捍卫真实、美好和正确的事情？

（科尔德于 1851 年在 Ryslinge 买下的农场，修缮后变成了他的第一所民间学院。）

1861 年，科尔德开始在莱斯令学院招收年轻女生。男生从 11 月到 3 月就读，女生则是5月至7月。他的教学方式在学生中大受欢迎，很快类似的学校在丹麦四处涌现：1852 年两所，1853 年三所，然后大约每年一所。不过这还称不上是一场运动。需要一些别的东西，大规模运动才能实现。

另一个决定性的年份，

1864 年，改变了丹麦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1864 年，它让丹麦陷入了一场新的战争，这一次的对手是普鲁士和俾斯麦在另一边。这场战争对丹麦来说是毁灭性的。普鲁士征服了整个荷尔斯泰因和石勒苏益格，即日德兰半岛的一半，或丹麦（在 50 年前失去挪威之后的）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失败不仅仅是一种震惊；人们担心普鲁士可能会完全占领丹麦的其它地区。

该怎么办？官方制定了两项战略：更迅猛的工业化、开垦荒地以弥补失去的土地和经济发展。第三个变化从未被制定为正式战略，它是自发的和自组织的，但最终产生了大得多的影响：更多的丹麦特色，更多的民间学院！1865 年，5 所民间学院开办，1866 年，4 所，1867 年，17 所，1868 年，11 所——到 1900 年，丹麦已经开办了 135 所民间学院；其中110所成功地存活下来。他们通常由一位教师或牧师在当地农民和牧师们的帮助下创办，有 20 到 70 名学生；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有 10% 到 20% 的农村青年进入了民间学院学习。

其它北欧国家的牧师、教师、知识分子，以及一些富有的农民和有影响力的资产阶级成员很快就意识到丹麦人正在做的事情意义非凡。在挪威，1863 年开设了第一所民间学院；在瑞典，第一所学院于 1868 年开学；在芬兰，第一所学校于 1874 年开学。民间学院的历史因国家而异，但总体而言，这一理念迅速传播到了北欧其它地区，因为人们可以看出这些学校正在改变丹麦.

北欧国家之间的差异是，民间学院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多少支持。但共性是，这些学校都是由私人以私人资金和学费发起的。在所有四个国家中，政治领导层和资产阶级的相当一部分人都敏锐地意识到他们的农村青年需要教育。在丹麦和瑞典，这很快变成了政府的财政支持，而在挪威和芬兰，政府财政支持还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民间学院和政府都坚决主张完全的学术自由；政府资金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丹麦的学校领导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们宁愿不要政府给每个学生的小额津贴，也不愿为政府的任何教学内容要求而妥协。

民间培智的扩展及其结果

民间学院满足了农村人口的需求，但工人也需要教育和培智。在 1860 年代，汉斯·克里斯蒂安·索内 ( Hans Christian Sonne) 牧师(1817-1880) 对他所在小镇教区的工人的物质贫困和道德苦难感到震惊，他开始寻找一种赋能他们的方法。受到英国罗奇代尔协会（Rochdale Society）的启发，Sonne 和当地工人于 1866 年创办了第一家合作式杂货店。他们在章程里明确规定，应将 2.5% 的利润用于购买阅读材料，并在商店上方的阁楼上开设了图书馆和阅读班。1867 年，Sonne 根据这些经验，为工人联合会写了一本关于如何开办自己的合作式杂货店和开展民间培智的手册，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各地开办了 160 家这样的商店；到 1919 年，丹麦有 1,820 家合作式杂货店，其中许多也是当地的学习中心。

由于丹麦工业化较晚，通过社会主义政党为工人组织的和由工人组织的教育直到 1880 年代才逐渐出现。

这种赋予工人阶层获得教育和培智的机会，以及丹麦资产阶级对它的态度，与欧洲其它地区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普鲁士，俾斯麦在 1871 年基本关闭了工人教育协会；为了保持开放，他们只被允许继续专业技能课程和举办对统治无害的文化讲座，之后不能有问答，即不能提问、不能讨论。直到 1920 年代，德国才试图重振赋能工人的教育和培智。在意大利和葡萄牙，直到 1920 年代文盲仍然普遍存在。当俾斯麦叫停在普鲁士工人中进行赋能教育时，他明显是有意而为，因为他担心如果工人知道的太多，他们会启动一场革命。

从表面上看，10-20% 的年轻农工和农村女孩多上 3-5 个月的连文凭都不发的学校，一些工人在杂货店上方开设图书馆，可能完全不像是一个能改变一个贫穷的国家命运的方式。但想象一下当时丹麦农村的实际情况：通常，经过 7 年的学校教育和基督教信仰的确认，14岁左右的年轻人开始在农场工作，直到他们结婚并得到自己的农场。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但现在，在基督教确认之后，他们可能工作了 4 到 6 年，然后他们得到了一个暂停和休息的机会。他们与其他年轻人一起呆上 3-5 个月，学习有助于改善自己农场的最新农业技术，培养了对政治和社会的理解，对文学的欣赏，对科学的理解，以及对上帝和国家的爱。这一切来得恰逢其时——正值他们一生中开始寻找意义和目的、并试图搞清楚成为一个成年人意味着什么的关键时刻。在民间学院，他们的思想受到挑战和磨练。他们受到了一些反阻（pushback），并被鼓励提出问题，他们形成了一种政治声音，他们也学习了最新、最进步的歌曲。

这些年轻人随后回到自己的村庄，改善农业，分享他们的新知识，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让他们的同龄人为之一震，成为社区组织者。在工人们的合作式杂货店的启发下，这些年轻的农民也开始积极地在农业生产方面创办合作社。

1882 年，农民们创办了丹麦第一家合作式奶牛场，随后这一概念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1894 年有 907 家合作式奶牛场，1900 年已经有 26 家合作式屠宰场。通过集中资源和建立合作式工厂，丹麦农民可以生产出更高质量的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竞争。丹麦黄油和培根成为驰名品牌。1900 年，丹麦的人均 GDP 超过了更早工业化的、自然资源丰富的德国和法国。

开放的民族情感

问题是，如此强调对上帝和国家的爱，会不会导致丹麦人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丹麦人对德国人和普鲁士人没有多少感情，这应该不是什么秘密，但民间学院催生了新东西。

1920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教育家爱德华·林德曼（Edward Lindeman）访问了没有参战的丹麦。1926 年，林德曼写了一本书，《成人教育的意义》，以下是他写的关于丹麦的内容：

在这里，我接触到了一种文明，与充满仇恨的欧洲形成鲜明对比，它似乎是民族主义沙漠中的文化绿洲。在刚获得战争胜利的国家忙于争夺领土的同时，丹麦政治家们却在进行一项科学研究，以确定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哪些部分应该被视为丹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后我看到农民在人民学院（Volkshochschulen）学习，为了让生活更有趣而学习。这些农民都是综合性合作式企业的成员——奶场、奶油厂、奶酪厂、鸡蛋运输协会、屠宰场、银行、商店、保险协会等等——这些企业履行着如此多的经济职能，农民们就有时间可以自由参加其它社会活动。在这片土地上既没有财富也没有贫穷。在我看来，这里的文化包含了自早期希腊人时代以来人们所期望的许多属性。此外，它建立在严肃的科学规律和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之上——这两者在希腊文化中是不存在的。

在丹麦社会生活显而易见的特色——集体性的经济组织、对文学、艺术和娱乐的兴趣、没有帝国主义等等——的背后，人们发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教育养分。自格伦特维格时代——也就是丹麦物质和精神双贫乏的时代——以来，丹麦成年人一直在努力关闭“现实生活与思想启蒙之间的历史鸿沟”。他们说：“敌人从外部以武力从我们手中夺走的东西，我们必须从内部通过教育来重获”。说到做到。他们已经为一种终身教育系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人教育，经过长期生活观察之后的学习，不仅使公民从无知变有知，而且重建了其生命价值的大结构。

丹麦和德国之间的边界冲突于 1920 年结束——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举行了全民公决。该地区的人们自己决定希望属于哪个国家，并据此划定边界。在边界的每一边，分别有德国和丹麦的少数民族。在那之后，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段特殊的插曲，从来没有人再质疑边界的合理性。

民俗培智2.0

在民间培智的丰富文化背景下，丹麦出现了与之并行的思想浪潮：文化激进主义（Cultural Radicalism）。在许多方面，它与民间学院的民间培智完全相反。民间学院向农村青年传授他们的历史，让他们重视自己的传统和民族认同。文化激进主义则是一种试图摆脱宗教、民族主义、保守的道德规范和陈旧的性别观念的意识形态。相反，它传扬的是现代性、启蒙、普世价值、性解放、性别平等和科学世界观。

（乔治·布兰德斯，1880 年代）

文化激进主义得名于 1930 年代，但它始于 1880 年代，当时挪威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1820-1906 ）写了《玩偶之家》，而丹麦文学学者乔治·布兰德斯（ Georg Brandes，1842-1927 ）、挪威诗人比约恩斯特杰恩·比约森（ Bjornstjerne Bjornson，1832–1910）和瑞典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卷入了一场席卷泛斯堪的纳维亚的关于婚前性行为和男女双重标准的公开争论。布兰德斯认为男人和女人都应该有婚前性行为的道德权利，比约恩斯特杰恩认为两性都应该在婚前保持贞洁，而斯特林堡认为现状就很好——男人有权享有性自由，女人应该保持贞洁。现在我们可以说，100 年后，布兰德斯赢了。

在其它方面，文化激进主义与民间学院的民间培智颇有相似之处：文化激进主义希望人们醒来，扩大视野，培养内在的、属于自己的道德指南针。他们不知道现代术语“自主性（self-authoring）”，也绝对没有引用席勒的“道德人（moral men）”概念，但这种高维的个人发展水平正是文化激进思想家们力图让同时代人达到的目标。他们也肯定给了同时代人相当的反阻。

文化激进派并没有创建一种新的学校，而是从 1920 年代开始，将他们对现代性和实用主义的叙述转变为新的设计、新的审美，并在美中体现了他们的哲学和意识形态。

（波尔·亨宁森，1930 年代）

在 1930 年代，随着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侵入欧洲人的思想，文化激进主义者开始创作诗歌和讽刺作品。丹麦最著名的文化激进派声音是建筑师、作词家和讽刺作家保尔·亨宁森（ Poul Henningsen，1894-1967 年），他强烈反对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并在二战期间不得不逃离丹麦。总之，文化激进主义成为整个北欧反对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的重要声音。

在丹麦、挪威和瑞典，不乏共产主义和纳粹的同情者，当然也存在穷人，但没有足够多的被技术和经济发展所“侧翻”掉的绝望者，也没有广泛的对政治强人的渴望。芬兰仍然很穷，仍然害怕苏联的可能入侵，但即使在那里，威权主义也没有市场。

1942 年，丹麦合作式商店协会决定在文化激进理念的启发下制造自己的家具系列。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斯堪的纳维亚式设计”，实际上是“文化激进式设计”：极简主义，有点儿节约，体现人性，与自然的和谐（与包豪斯相反，译注4），灵巧，工艺精湛，并始终追求以下理想：为所有人带来简单、美好的生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谓的“普通人”从一开始就讨厌文化激进式设计——太多的审美角度的倒退——但最终，它成为了丹麦精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天大家已经公认：传统设计师出品的家具对大多数人来说太贵了；传统家具依然生机勃勃，斯堪的纳维亚式家具则代表着经济耐用和一种永恒的美。

通过不同的方式，文化激进主义变成了民间培智 2.0：北欧的一种文化浪潮，它使现代性变得美丽、有意义和民主。最早一批文化激进分子不太喜欢格伦特维格、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搞民间培智的人，特别是因为他们的集体歌唱，但即使是乔治·布兰德斯也不得不承认，民间学院和他们带来的普遍的民间培智，对丹麦和其它北欧国家产生了巨大而积极的影响。最终，文化激进主义也成为了丹麦的立国之本，这应该并不奇怪。

工人和工会

在丹麦的社会进步过程中，工人、工会和社会民主主义者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即使在这些方面，丹麦也贡献了一项特殊发明，它不仅塑造了丹麦，而且塑造了所有北欧国家。它被称为北欧模式，或三方谈判。其实施结果是，丹麦和其它北欧国家都没有官方最低工资标准。然而，工资水平高，就业市场灵活，雇主和雇员总体上都很满意。

1898 年，丹麦工会和雇主协会就以下见解达成了一致：对方有权拥有与自己不同的经济利益；激烈的彼此斗争会损害丹麦的整体经济，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如果双方可以就工资和工作条件达成一致，就不需要政府干预。他们邀请政府出席谈判，但作为不投票的第三方。就此，工人和雇主开创了一种由工会和雇主协会进行集体谈判、政府出席会议的模式，因此得名“三方谈判”。自 1898 年以来，这种模式一直是丹麦就业市场的核心，它比福利国家模式的最早出现早了 30 多年，并迅速传播到其他北欧国家。

谈判允许三方就最低工资、工作场所安全性、工作保障、失业福利、假期、产假、专业技能提升教育等进行谈判，并协调什么应该由工会和雇主协会之间的协议来规范，什么应该由政府介入并通过立法来约定。

丹麦的秘诀

好了，这就是丹麦的秘诀：先是大约 10% 的丹麦人上了民间学院，磨练了他们的思维，成为了有良知和责任心的公民，他们有自己的道德指南针、保持高标准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以及实际做到这一点的知识和技能。这些来自农业社区的年轻男女给他们的同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在许多方面促成了大众文化的改变。工人们做了类似的事情，虽然方式不同。通过私人发起和政府支持，丹麦公民大力投资于教育和相互培智，他们已经这样做了 150 多年。有了培智为基础，工人和雇主相互尊重，并将国家的福祉视为共同目标。他们的创造力带来了一种既提供灵活性又提供保障性的集体谈判模式，即所谓的弹性保障（译注5）。

（1949 年丹麦设计师 Hans Wegner 设计的著名文化激进椅子， 1960 年）

还有一股现代性的文化和审美浪潮：文化激进主义。它的重点不是工业和技术，而是人类福祉、个人自治、民主、美、科学和美好生活。

市面上关于丹麦和北欧社会主义的传言，其实至多是一种局限性明显的概念框架，而不是北欧国家的实际情况。北欧人享有复杂的治理结构，我们在工业化时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我们为每个人的教育和培智足够重视和投入。

不幸的是，这一丹麦秘诀一直如此神秘，以至于连丹麦人和其他北欧人都似乎忘记了它。今天，民间学院仍然存在，仍然有大量的民间培智，但它们已经失去了相当大部分的政治性和社会性的锐利、以及努力提高人们应对大规模社会转变能力的意识。丹麦引以为豪的思想开放、文化自信的民族主义也正在变得越来越民族沙文主义。

民间培智3.0

我们应该能够扭转这种趋势，不管在丹麦还是其它地方。我们可以升级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我们可以再次推广培智，培养自己应对好我们今天面对的复杂挑战：指数增长的新技术、新的所有权和权力结构、全球化、气候变化以及人类活动给这个唯一可居住星球带来的整体影响。我们可以让世界变成一个更有智慧的地方，我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面向21 世纪，创建新的赋能方式、民间培智和民间学院。我们可以让学习是“为了让生活更有趣”。我们可以超越今天大行其道的“政治正确”观点和“消除文化”（译注6），创造一种宽容性的“觉醒文化”，一种思想开放、充满好奇的文化，使学习重新变得有趣、有意义、多样化，它生长于深厚的文化之根，也拥抱必要的、迫使我们反省和再成长的反阻（pushbacks）。

如果丹麦农民、牧师和教师能够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内改变一个国家 150 年前的命运，那么我们今天应该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做类似的事情。

在宏观层面，我们可以联合科技巨头和我们的政府，一起开始建设新一代的培智机构，以确保我们所有人现在和未来的自由和民主。在个体层面，作为个人和家庭，我们可以通过民间培智来赋予自己更丰富、更有意义和更有价值的生活。

原作者个人网站：www.lenerachelandersen.com

杨东平：格隆维和丹麦教育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