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害人与受害人都未成年， “未成年人保护”当保护谁？丨南周快评

文｜辛省志

责任编辑｜陈恺辰

2022年10月28日，最高检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披露，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呈上升趋势，犯罪数量上升，低龄犯罪上升。

根据最高检的报告，2018年至2021年，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24.9万人，年均上升8.3。其中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数，从2018年3534人上升至2021年5334人，占比从8.9%上升至15.1%，2022年1月至9月达17.3%。

未成年人是未来、是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社会的重要任务。为此，法律上设置了很多制度来对他们进行特别的保护。比如刑法中对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列为加重处罚的情节，如果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要承担更重的刑事责任。

不过，如果一个未成年人对另一个未成年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应该保护哪一个未成年人？2019年大连一名13岁的男孩意图强奸一名10岁女孩未遂而将其残忍杀害。按照刑法规定，13岁的杀人者几乎不需要受任何处罚。这对受害者家庭来说，何来公平？最终在舆论的强烈关注下，这名杀人男孩被警方实施3年的收容教养。这已经是当时的法律规定下，能对他施加的最严重处罚。

事实上，这样的案例并非孤例。最高检在上述报告中也提到，近年来个别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等恶性犯罪，情节极为恶劣，社会反映强烈。面对这些案例，我们必须思考，法律是要保护受害者还是施害者？答案不言而喻。对于未成年的施害者，必须进行惩戒。未成年人保护，不应该成为未成年人犯罪保护。

现在的未成年人早就今非昔比。与几十年前相比，在身体上，今天的未成年人有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生长发育更快，在精神上，他们能够早早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信息，智力发育也更早。部分未成年犯罪者，早就不再是“懵懂的少年”，正相反，他们熟知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定，把这些规定当做免罪牌，特意钻空子，以逃脱法律的制裁。有些不满14周岁的的未成年人，因为知道自己无论干什么坏事都不会受到法律的严厉处罚，因此肆无忌惮，犯下强奸杀人等恶劣的罪行。

在这样的形势下，2020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十一），下调刑事责任年龄，规定已满12岁不满14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的，经最高检核准追诉，应当负刑事责任。

但是，即使下调了刑责年龄，能够被起诉的也只有犯下少数恶劣罪行的未成年犯。为了“保护”他们，对于有较轻的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刑法规定不负刑责，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不予处罚，只是“责令家长严加管教”，学校老师也不能体罚，最多也只能“要求参加特定主题教育、要求参加校内服务活动、要求接受心理辅导和行为干预”。

在未成年人教育上，将“保护”与“惩戒”对立起来，一味强调保护，而忽视惩戒的作用，是不可取的。对错误进行适当的惩戒，以促其改正，也是重要的教育方法。

如果未成年人犯了罪，那就更有必要进行惩戒了。这需要有系统的未成年人司法体系。刑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都规定，对于因为不满16周岁而不予追究刑责的犯罪未成年人，在必要的时候，送入专门学校进行专门教育。在上述两法修订之前，相关表述是必要时“由政府收容教养”“送工读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收容教养”和“工读教育”在现实中都没有得到有效适用，可以说名存实亡。

2020年底，上述两法同时修订，将收容教养和工读教育统一为“专门教育”，并对专门教育的决定程序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将“专门教育”制度尽快落地，让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及时得到惩戒，或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其更严重犯罪的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