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专家：延迟退休是一条必然要走的路 年轻人在就业上绝不能躺平

本期策划为《经济大家说》第018期

本期嘉宾｜原新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老有所养》特邀推荐人

文｜祝玉婷

“我们来看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口是持续性地在减少。2020年是8.9亿人，到2035年会减少到8.2亿人，到2050年会减少到6.5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从63%以上降到50%。这样一个数量和比例的下降，导致劳动力的稀缺性增强。”

近日，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新在谈及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及发展趋势时，列举了这样一组数据。

他指出，整个中国未来社会需要适老化的变革或者说适老化的转型。未来的老年人将逐步从社会舞台的边缘走向C位，从边缘群体变成主流群体，从社会的客体变成社会的主体。

“延迟退休是一件社会公共政策安排，它的推出应该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影响越小越好，所以是‘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此外，当前中国人口结构从年龄、性别上的特征、我国老龄经济发展现状、老年产业市场空间、未来发展建设的建议、如何预防“老后破产”、如何有效安排自己的养老资金、年轻人是否该躺平等话题，原新都一一分享了他的观点。

1、目前我们中国人口的结构现状是什么样的？有哪些重要特征？

原新：从人口科学的角度来理解，人口结构既包括人口的自然结构，也包括人口的空间结构，更复杂的是人口的经济社会结构。所以这个问题要谈的话是一个非常宽泛的一个选题。

性别和年龄，我们把它们称之为人口的自然结构，因为性别是与生俱来的，年龄则是每生存365天长一岁，这些都是自然规律。

从人口的年龄结构来看，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可能是人口老龄化。根据2021年的国家统计资料，我们国家的总人口是14.13亿。其中，0-14岁少年儿童人口大概是2.47个亿，占总人口的17.5%。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有8.98亿，占总人口的63.6%。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2.67亿，占总人口的18.9%，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2亿人，占总人口的14.2%。

如果按照65岁来算老年人口的话，我们从2021年起已经进入了中度老龄社会；如果按照60岁来算老年人口的话，则在2023年进入中度老龄社会，二者差别不大。根据未来的人口发展来看，人口老龄化的步伐不但不会停止，而且还在不断地加速。到2025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会超过3个亿；到2033年，老年人口的数量会超过4个亿；到2054年会达到最高峰值，5.2个亿。换句话说，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老年人口的数量基本上要翻一番。

另外一个衡量老龄化的指标，是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即人口老龄化的水平。按照60岁来算，2023年老年人口的比重会超过20%，进入中度老龄社会；2035年会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社会；到2054年超过40%，进入超级老龄社会。这样看，人口老龄化在中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在当今社会，最老的国家是日本，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约35%。但是，我们国家在本世纪中叶将要遭遇到的一个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前景，可以说在当今世界没有任何案例，一切都是新生的。

如何综合地看待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呢？我用了五个“超”字来形容它的变化。

第一个是超级规模。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从现在的2.67亿到本世纪中叶达到5.2个亿，将近翻一番。规模一直为世界之最的状况会保持到2070年左右。

第二个是超快速度。老年人口翻一番的同时，老龄化水平也将翻一番，达到40%以上，这样的速度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要快。可以说中国达到这样一个老龄化的速度，跟相同增长幅度的老龄化水平的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大概只用发达国家的一半、甚至1/5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超级老龄社会的跨越。

第三个是超高水平，也就是到本世纪中叶，我们的老龄化水平会达到40%以上，我们也就跻身于全球老龄化水平最高的国家行列。

第四个是超稳形态。本世纪中叶以后，我们将会进入一个深度老龄化的一个稳态结构。少年儿童人口比重基本上稳定，老年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基本上都在45%左右。这是一个超稳形态的老龄结构。

第五个是超大差别。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群之间、省际之间，存在的差距非常巨大。这样的差距，实际上给我们将来应对人口老龄社会也带来更多的挑战。

在这样的基本特点之上，如果说要从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角度来阐释的话，我们要特别关注到人口老龄化的阶段性。从现在往后走的30年，也就是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是处在一个人口负增长的早期阶段与人口老龄化加速阶段的交汇期。

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情形是：第一个，人口的规模依然庞大。现在14.12亿人，中国已经进入了“人口负增长”阶段。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956万人，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人口负增长的早期阶段，仍处在人口达峰的阴影当中，规模依然是庞大的。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人口到2035年之前一直还在14亿人口以上，到2050年还在13亿以上。即使到本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依然是全球唯一的两个以十亿计为单位来计算人口的国家，一个中国，一个印度。我们国家依然拥有人口规模巨大这一特点。

在未来的三四十年中，我们会看到人口老龄化加速，但是它有典型的一个低龄老龄化的特点。也就是60到69岁的老年人口，从1.6个亿左右会增长到2.2个亿左右。

2、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有哪些特征和发展趋势？

原新：从比重上来说，低龄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总量的比重会从50%以上降到40%左右。可以说，低龄老龄化的特点，为我们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创造了一个机会窗口。但是这个机会窗口的时间非常短暂，也就三、四十年的时间，瞬间即逝。低龄老龄化之后，紧随而至的一定是高龄老龄化的特点。

在未来三、四十年中，处于低龄老人的这一部分人，在后面会变成高龄老人。所以高龄老人以及老年人口当中的一些重点老年人群，比方说空巢、独居、失能、半失能的老人，他会成为高风险的人口。他对社会服务、医疗、健康的需求，可以说是刚性的。拿80岁以上的老人来说，2020年的人口普查，我们80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只有3580万人，9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有459万人，100岁以上的百岁老人有12万人左右，2050年时，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会超过1亿人。

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2020年普查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叫身体不健康、生活不能自理。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这一类人的比重只占2.3%。但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比重上升到了8.3%。而90岁及以上的长寿老人比重快速地上升到了17.9%。百岁老人不健康、生活不能自理的比例达到了31%以上。也就是说，随着年龄向高推进，不能自理老人比例在升高，高龄老人增多、寿命延长会加大整个社会医疗以及养老服务的需求。

同时，在人口结构上还有一个特点，人口老龄化它不仅仅只是老年人和老年人占总人口比重的一个变化，它是全龄人口的一个变化。在老年人口不断增加的过程当中，我们来看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口是持续性地在减少。也就是说，从2020年的8.9亿人，到2035年会减少到8.2亿人，到2050年会减少到6.5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从63%以上降到了50%。这样数量和比例的下降，会导致劳动力的稀缺性增强。

但是，6.5亿的劳动年龄人口相对于届时的发达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总和来说，依然比发达国家要多。

再往下去看就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了：劳动年龄人口在持续性减少，而老年人口在持续性增加，相对来说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人口基本稳定。这样一个变化，它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就是社会抚养的主体由养小转向了养老，而且养老的压力在持续性地增加。

202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人口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分别是2.53亿和2.64亿。也就是说，老年人口数量超过了少年儿童人口数量。如果按照抚养比来说的话，老年抚养比是29.5（对应100个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下同），少儿抚养比只有28.3。这样一种现象，结束了几千年以来中国社会以“养小”为主的社会形态，转向了以“养老”为主的社会形态。

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加，这样一个相反的动态过程，造成老年的抚养比会持续性地增加。到2035年左右，老年抚养比会超过50，总抚养比会超过70；到本世纪中叶，老年抚养比会超过80，总抚养比会超过100；到本世纪70年代，老年抚养比就会超过100，总抚养比会超过120。显然，老年人将会成为整个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和家庭赡养的主要对象。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把一个老年人养老送终的社会支出，和把一个小孩养到结婚之前的社会支出相比，养老的社会支出是养小的社会支出的2-4倍。但是这个问题给中国人的话，大概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会说养小花得比养老多。那么，我们为什么有这种感受呢？因为大家感觉到的是家庭支出。

因为从养小来说的话，国家现在除了九年义务教育、减少部分个人所得税以及很少的一些国家补贴以外，孩子成长“养”、“育”这两件事的支出，基本上都是靠家庭支出。所以这是我们感觉到养小花得多。但是从社会支出来说，一定是养老比养小花得多。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无论是医疗保险的需要，还是养老服务的需求，都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直线的上升。

3、除年龄结构外，我国人口在性别结构上存在哪些特征，带来了哪些问题？

原新：性别结构。我们国家又存在两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个，我们有持续40多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这样一个历史，从1980年到2021年。40多年了，在这个早期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出生队列，现在已经进入了适婚年龄段。由最早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变成了适婚年龄段的性别失衡。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偏高，正常的出生性别比应该是103-107个男孩对应100个女孩。1982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我们的出生性别比已经达到了107.8左右，高于正常值的上限值。随后出生性别比一路飙升，到了2004年左右，达到了最高值121以上。在国家综合治理的背景下，出生性别比逐渐下降，到了2020年的人口普查降到了111.3，2021年的人口统计进一步降到了108.3，越来越接近于正常值。

如果我们按照每一年的出生性别比和每一年的出生人口计算，1980年到2021年我国一共出生了7.9亿人。这7.9亿人的平均出生性别比是114.4。如果按照出生性别比105的平均值为基础来推算的话，42年之间，我们国家的男性比女性多出生了3364万。换一句话说，中国至少有三千万的男性如果想结婚的话，绝对缺失与之匹配的另外三千万的女性。有些人说我们可以采取“进口”新娘或者“出口”新郎的办法，可以适当地吸引一些女性移民，可以迁出一些男性移民。但是我想三千多万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靠移民来解决的话，只能解决其中极少一部分人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人群在青少年时代，它不会引起什么样的社会问题。比方说小学、中学乃至于高中，男生多一点，女生多一点都不是问题。但是到了婚姻阶段，组成家庭的这个时间段，男女性性别的失衡，的的确确会增加婚姻的竞争性，增加婚姻的成本。这也是我们国家近些年婚姻成本持续高升，彩礼等等这些不断上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同样，在青壮年时代，男女性人口的性别失衡很有可能会引发一些社会治安问题，或者说由”性“引发的刑事案件、社会治安等等这些问题。

同样，按照中国现在的养老保障体制呢？如果到了60岁以后，这个人终身未婚。也就是说，到了60岁以后旁边没有伴儿、没有子女后代。这一类老人我们现在统一称之为“特殊困难老人”。特殊困难老人是由国家来统一供养的，所以又增加了养老的压力和养老的复杂性。

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给出一组数据，20-40岁的“适龄婚姻人群”，其实也就是1980年-2000年出生的人。这一群人群，男性比女性已经多余了1752万，所以这是一个问题，他们不是说不想结婚，但是因为女性的缺失或者说在合适年龄段女性的缺失，他们结不了婚，我把他们称之“失婚人群”。

还有一个雪上加霜的情况，有一部分女性“不婚”，明明有条件结婚，但是不愿意结婚。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又变得更复杂了。

实际上，两组数据比较一下，就能看出来，挺有意思的：女性和男性在中国都同时在延迟结婚。2020年的平均初婚年龄，男女性相比的话，大概是在26岁到27岁之间。和十年前相比增加了3-4岁。但是，我们现在的平均初婚年龄和发达国家在30岁及30岁以上相比，我觉得我们还有上升的空间。尽管现在大家都在提倡适龄结婚、适龄生育，但是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基本上发达国家的男女的初婚年龄都在30岁以上。有一些国家，像法国已经达到了35岁以上。

其实晚婚，一方面压缩了生育空间，另外一方面也导致有一部分人可能就终身不婚了。晚婚现象在男女未婚人口的表现上，其实非常典型。比方说在1990年人口普查的时候，男性20岁-24岁没有结婚的大概占了60%，女性大概占了41%。但是到2020年的人口普查，男性增加到了91%。女性增加到了80%以上。不能说单身人口增加了，这个只能表现为推迟了结婚。

但是再往后看，这个现象真的在继续，1990年女性25岁-29岁年龄段没有结婚的人口只占4.3%，但2020年增加到了33%，增加得很快，也就是说推迟结婚现象非常明显。男性25岁-29岁没有结婚的比例，在1990年是16%，到了2020年为53%。三十年也就是一代人的变化，真的变化非常快！

再往后看，到30岁以上还不结婚可能真的有些人就不再考虑结婚了。1990-2020年，比方说女性30-34岁未婚的比例从0.6%增长到了9.3%，翻了十几倍；35-39岁，女性未婚比例从0.3%增长到了4.1%，40-44岁从0.2%增长到了2.1%，虽说比例不高，但是增速极快。相应的，男性增加的比例要比女性低得多得多，说明相当一部分选择终身不婚的人以女性为多。

全世界的研究基本上得到同一个规律，也就是说，未婚的男性或者叫“失婚”的男性多半集中在社会的低层，“不婚”的女性则一般集中在社会的高层。她们的教育自由、经济自由、职业自由，所以选择了不婚，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不婚的人口、单身人口是以男性居多。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数在减少，但是男性的比例越来越高。我国15岁以上的未婚人口总量有2.2个亿，60%是男性，40%是女性。但是如果到了30岁以上，30到34岁未婚的人口当中男性就占到了70%，女性是30%。到了40到44岁，男性占到了74%，女性占到了26%。60岁到64岁大概男性占到了90%，女性只占10%。所以总体上来看，未婚人口或者单身人口是以男性居多的。

这里我要纠正一个错误，有人说我国单身人口有2.2个亿，其实这是个错误的表述，单身人口不等于未婚人口，这是概念。按照202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我们15岁及以上的未婚人口总量是2.2个亿。2.2个亿你不能说这些人都是单身人口，因为“未婚人口”和“单身人口”是两个概念。“单身人口”是不能结婚或者不愿意结婚的人群；“未婚人口”是指没有在婚姻状态的人口，这是两个概念。这跟我们统计这个失业率是一样的，你没有就业意愿的人，你就不能在失业率当中去做统计，所以我们不要混淆这两个概念。

无论是男性和女性，40岁以上或者50岁以上还不结婚的话可能他再结婚的概率会很低。因为中国有普婚、普育的传统文化。现在看起来，有一些人，的的确确不愿意结婚，也不愿意生孩子。

如果按照2020年的资料来算，40岁及以上依然没有结婚的人口，只有152万人，50岁及以上没有结婚的人口，只有83万人。这和2.2亿的15岁及以上的未婚人口相比的话，这个量实际上是非常少的。所以千万不要把单身人口和未婚人口混为一体来看。这是性别结构的问题。

4、我国目前是处于一个老龄经济的初级阶段吗？老龄经济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有什么问题？该怎样解决？

原新：“老龄经济”是新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它是对应老龄社会来提的。实际上，我们在谈人口老龄化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两件事情，老龄化不等于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少子化、长寿化，也就是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一个人口发展规律的结果，它只是一个人口现象。

以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为背景的经济社会，它表现为一个老龄社会、老龄经济的特征。人口老龄化本身就是个人口现象，无所谓是个问题或不是问题。只有当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老龄化现象不匹配的时候，才会形成经济社会问题。

所以，老龄经济并不是在当前的经济底盘上增加一个服务老年人的新板块，它是一个适应老龄社会的全新的经济体系。这个经济体系包括新的经济形态、新的经济结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新的经济体系。它涉及到全龄人口和全生命周期，以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行业。

去年下半年，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党俊武研究员出版了一本《老龄经济》的专著，系统性地阐释了老龄经济的特点和架构。用他的解释来说，老龄经济就是老龄社会的经济，在宏观上是指与老龄社会相适应的新经济形态、新经济结构、新经济发展方式以及新经济体系的总和。在中观上，是指老龄社会围绕全生命周期需求的一个产业体系，主要包括六大老年产业体系。在微观上，指的老龄社会下，生命处于一个漫长、不断延寿的一个老年期的经济需求和供给体系，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银发经济”和“老年经济”。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老龄经济”理论和实践实际上还没构建起来。应该说我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所经历的主要还是年轻型的人口和成年型的人口。我们所有的经济思维定式，以及经济发展的模式，包括社会发展的模式，实际上都是构筑于年轻型社会和成年型社会的状态。

在老龄社会，尤其是寿命不断延长的长寿时代，新的经济社会形态之下的经济思维和经济逻辑，我认为我们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从党俊武研究员的老龄经济的观点看，他提出了“老龄经济”五个方面的变革和创新：

第一，老龄经济是人类经济格局随着老龄社会深化的一种转型。这样一种转型是整个经济主体结构的变化。包括供给体系、需求体系、金融体系、公共财税体系等等都需要随之变革。在这个变革中，每一个人都是经济变局中的当事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自己未来长寿生活质量的第一责任人。

第二，我们要摒弃的是什么？老龄社会的本质问题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老年人的本质问题，是一个民生发展的问题。这两件事不要混在一块儿。

老龄社会，是关注到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持续发展的经济做后盾，不能为包括应对老龄化在内的各项社会公共政策做充足的财富储备，那么应对人口老龄化不就是一句空话吗？所以，我们要跳出老龄经济、银发经济的局限性思维来构建整个老龄经济和老龄产业体系。

第三，要充分认识到老龄经济是一个复杂性的经济，它是为长寿做准备的经济，我们要坚持长期主义的路线。长寿会改变我们一生的消费和生产结构，同时也会改变整个社会宏观的消费和生产结构。

第四，老龄经济的演变逻辑，要把握从需求结构的趋势变化，理解代际更替当中各代人的需求差异。充分认识人口结构及其背后的需求结构变动，重塑整个经济体系。实际上，你可以想象老年人口占10%和老年人占50%的社会，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是截然不同。

第五，要统筹全局，在老龄经济、产业发展的市场逻辑基础上，来重塑经济的格局。

在整个老龄经济框架下，繁荣老龄产业，实际上成为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源，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引擎。

这个产业应该至少包括六大类：老龄文化产业、老龄健康产业、老龄宜居产业、老龄服务产业、老龄制造产业、老龄金融产业。

所以我觉得老龄产业，还处在一个塑造老龄经济新观念的阶段。一定要有这么一个意识，打破过去传统的年轻型人口、成年型人口基础上所建立的经济范式，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来。

5、在未来5-10年，老年产业会有多大的市场空间？

原新：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首先，关于老龄产业的称谓本身就太乱。无论是从学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有老龄经济、养老产业、老年市场、老龄市场、老龄产业等等。其实这些概念中，本身包含的范畴就不一样。即便是同一个概念，比方说养老产业，不同的人、不同的学者理解的范围也不一样。所以到现在为止，包括养老产业也罢，老龄产业也罢等等，这些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不同学者，不同的单位有不同的理解，也就有不同的估算。不过这不影响我们对未来市场的一个大致判断。

大致有两套数据可以来说明问题，市场普遍认为2022年我们养老产业市场规模约有10万亿人民币左右。到2025年，大概会增长到12万亿，到2030年，大概会增长到20万亿左右，到2050年会增长到48万亿以上。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产业结构。

另外一种表述，养老产业的市场规模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绝对数字，给出来的是一个比例，目前占到GDP的8%左右。现在我们的GDP是114万亿，8%的话大概就是10万亿。到2030年大概能占到GDP的1/5，20%左右。到2050年，大体上能占到GDP的1/3，30%以上。

所以，养老产业市场是一个蓝海市场。我个人主张，不主张叫“养老产业市场”，这太狭隘了，我主张叫它“老龄产业市场”。

6、从数据看，未来“老龄产业市场”的发展空间非常大，还需要做哪些基础设施、政策落实方面的建设？

原新：整个中国未来社会需要适老化的变革。

“适老化”这个词，出处是老年人的居住环境，宜居环境的适老化改造是这么出来的。比方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楼道加装扶手、轮椅的坡道、卫生间加装防滑的把手、地面，以及老年人专用的床，还有一些生活用品等等。

这样的改造，我把它称之为老年人宜居的物理环境的适老化改造。这个容易做，只要钱到位了，思想认识到位了就可以去做。实际上，我们现在对于新的小区建设，对适老化的宜居要求都已经有一些标准化要求了。关键就是老旧小区的改造上，可能还得做很多工作。这可以把它列为属于基础设施的适老化的改造方面。

如果把“适老化”这个词再拓展出去到社会环境的适老化改革，我就把它称之为“社会环境的适老化转型”。我们现在所建立的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社会治理体系，这些基本上都是建立在成人型、年轻型人口基础之上的。老年人逐步从社会舞台的边缘走向C位，从边缘群体变成主流群体，从社会的客体变成社会的主体。他们对社会保障、社会服务、公共安全、健康、医疗、权益维护、平等参与、文化娱乐等等各方面的诉求会越来越强烈。

但是，我们国家对于老年人的社会管理、社会治理服务这方面，基本上还在一个真空的状态。怎么能让这样一个社会服务、社会管理、社会治理，在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构造过程中，充分体现老龄社会的特征。避免因为老年人社会脱离的现象，而带来的一些社会不稳定的状况。这样的挑战，并不是一种理论意义上的，它是实实在在的挑战。

举个例子，就拿基本养老保险的潜在缴费人群和潜在领费人群的变化，和养老金的可持续性关系，就能看到这样一种变化。

联合国最近这几年喜欢用的一个指标叫“潜在供养比”，英文叫potential support ratio。“潜在供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正好是个倒数，它的意思就是平均每一个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所对应的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按照养老金的领取的年龄来说，60岁以上的人口，显然就是潜在的养老金的领取者，15-59岁的是养老金的潜在的缴费者。

为什么是“潜在”的呢？15-59岁的人口既包括了高中人口、大学人口、研究生人口，这些都是不就业的，不就业没有工资，他就不可能缴纳养老保障金嘛。所以他不是实际的养老保障金的缴费人群，实际的养老保障金的缴费人群只是就业者。还有一部分是可以就业但不愿意就业的人；还有一部分残疾或者有其他疾病不能就业的人，这些都要刨除。所以叫“潜在”。

即便是把这些人群都包括在内，按照年龄来算，60岁的人和15-59岁的人的比值即潜在供养比，2020年一个老年人对应3.6个劳动年龄人口；到2035年就变成了，一个老年人对应1.9个劳动年龄人口；到2050年就变成了1.3个；到2070年以后，就变成了1:1。

7、如何理解“潜在供养比”的概念？1：1的背后意味着什么？

原新：我先讲另外一个故事，我们现在的养老保障金实际是由两个账户组成的，一个叫个人账户，一个叫部分积累。个人账户和部分积累按照我们养老金的缴纳办法，最高累计缴纳到你基本工资的20%，这是缴费标准。

拿2020年来说，我们潜在的缴费人群是3.6个，潜在的领费人群是1个。到2050年以后，我们潜在的缴费人群就变成了1.3个，潜在的领费人群就变成了一个，显然这个代际矛盾是在加剧。

我们还要看退休金，也就是现在的养老保障金，不叫退休金了。如果按照过去的退休金来推算的话，我们的退休金的标准是多少呢？是你退休前的工资的80%-90%。这个比例是很高、很高的。

换句话说，缴基本工资的20%，领取的是退休前工资的80%-90%。我们就算平均数，假如80%的养老金的费用参照标准，也就是工资标准，和我们就业的人的缴费人群的工资标准是一样的话，意味着5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障金才能对应一个领取养老保障金的人，问题是我们的分母变得越来越少。这样就会引起的一个潜在缴费者和潜在领费者的巨大矛盾。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要不然提高缴费者的缴费标准，但是已经缴到基本工资的20%了！别忘了，基本养老金只是“五险一金”中的一项。或者降低老年人养老金的标准？工作了一辈子，最后要降低收入标准，这也是不现实的。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国家注资、转移支付，“十四五”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讲很清楚，“完善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制度，优化做强社会保障战略储备基金。”无形中加大了政府财政补贴的压力。

综上，老龄社会适老化的改革不仅仅局限于基础设施的适老化改造，更主要的还是社会政策以及社会制度以及公共服务各个方面的适老化转型，这非常重要。

8、对80后、90后这两代人有什么样的建议？他们是解决人口问题或未来养老压力问题的关键吗？

原新：80后、90后的的确确是很关键的一代。人口学家说事情总是需要拿数字来说。为啥80后、90后这么难呢？有两个因素导致的。第一个就是说80后、90后是我们国家第一代独生子女。这个出生队列的独生子女的比例非常高，即便不是独生子女，也是少生孩子的这一代人。

第二个问题，这一代人又恰恰是中国主动少生的第一代人。他们难在什么地方呢？他们的上一代人正好是在出生高峰中出生的。换句话说，他们的上一代变得“更老”的时候，他们正好在“变老”。从历史来看，有37年我们的出生人口是超过两千万的。如果以超过两千万的年份来作为婴儿潮的话，中国大致有三个婴儿潮。

1950年-1958年是第一个婴儿潮，这里面有个别年份出生人口不到2000万，一共生了2.06亿人，平均每年出生2068万人。这一代人到2018年以前全部变成老人了。

1962年-1975年是第二个婴儿潮，这个婴儿潮一共出生了3.64亿人，年均出生2581万人。

1981年-1997年是第三个婴儿潮，一共生了3.75亿人，平均每年出生2209万人。从1997年以后，中国出生的人数就再也没有超过两千万。

这样的背景下，当80后、90后变成劳动年龄的时候，恰恰是在2001年-2056年之间。这是什么时间点呢？2000年中国正好进入老龄化社会，2054年我们的老年人口达到最高峰值。这就意味着80后、90后处在劳动年龄阶段时，恰恰赶上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时期，前两个“婴儿潮”出生的人变成了中龄老人和高龄老人。这样看来，80后、90后所对应的老年人，第一个是多，第二个是长寿，第三个是多代，他们的父辈、祖辈、甚至个别的曾祖辈依然健在。也就是说，他们还赶上了一个延寿的时代、长寿的时代。

有一组数字很说明问题：1950年，男女合计60岁人的平均余寿，是11.4年。1950年我们的平均预期寿命是多少呢？44岁。到2020年，我们的平均预期寿命增长到了78岁。我们60岁的平均余寿增长到了21.6年。基本上比1950年延长了一倍，延长了十年。换句话说，如果在上个世纪50年代，60岁的老人，无论是国家、家庭还是个人只需要养11年，现在需要养将近22年。

这个“养”是谁在供给呢？当然又落在了现在的劳动年龄人口的身上，还是80后、90后。从家庭养老的范畴来说，中国人传统的养老模式，就是家庭养老，5000年的历史就是家庭养老走过来的。而这一代人，他又不愿意生孩子了。将来他们变老了以后，谁来养他们呢？这就是一个矛盾。

一方面，他们面对的老年人的数量在增加；另一方面，他们面对的老年人的寿命在延长。数量增加、寿命延长就变成了一个乘数效应，老年人被养的时间实际上在加长。

当然，我相信80后、90后会比60后、70后的寿命更长，也就意味着他们自己将来变老以后，生存周期也会更长，但他们又不愿意生育下一代，或者生育下一代生得更少，这样“家庭养老”的一个人口学的基础基本上就瓦解了。在此背景下，社会化养老、社会化服务也就应运而生了。

换句话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去问你的爷爷奶奶，现在把他们送到养老院去。他们无论从文化上、观念上都接受不了，绝对不去；你再去问你的爸爸妈妈，他们在思想也接受不了，因为他们接受的教育也是家庭式养老，但是他们开始认可养老院；但到了80后、90后这代人，轮到你们自己养老时，就会乖乖地主动去找养老院。因为社会化养老已经成为80后、90后的必然选择了。

9、针对80后、90后的养老压力逐渐加大，给年轻人什么建议？

原新：第一个，就业。现在的年轻人很多变得佛系、喜欢躺平，我觉得有些事情可以佛系一点，有些事情也可以躺平。但是在“就业”这件事情上，一定要活跃，绝对不要躺平，更不能佛系。为什么？我认为，就业是最好的养老保障。因为你就业，无论是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还是进入了企业。根据国家的法律规定，只要就业，五险一金就有了保障。换句话说，你就进入了整个社会养老的体制内了，体制和制度就会覆盖到你，至少一点，你的基本养老保险就得到了保障。怕就怕在年轻人啃老，已经啃到骨髓里去了，这太可怕了。

我遇到过一些啃老家庭，被“啃老”的父母还很自豪，“我养得活，不就一个孩子吗？”但我就问：“你先走还是他先走？从规律上当然是父母先走，你走了以后他再啃谁？”他告诉我啃房子，还留两套房子给孩子。我说那没办法了，我没法跟你沟通了。

第二个，生育的问题上也不要躺平，该结婚的结婚，该生育的生育。毕竟我们都是一个社会人，结婚了至少有一个支持你的另外一半，大家老了相互照顾；如果再有了后代，相互支持就维持住的。选择单身，选择丁克，我也不是反对，只是将来没有另一半或后代的支持，这是个人的自由。当然，也有人说没有孩子，经济更加宽裕，老了可以有更多的经济能力来通过社会化服务购买服务，当然这也是一条选择。

但总体来说，社会多元化了，个人选择多元了，无论结不结婚、要不要孩子，在你挣钱的时候，一定要为你不挣钱的老年期做一些准备。

10、日本、韩国等比较早进入老年社会的国家，普遍有“老后破产”的焦虑。怎么理解“老后破产”这个概念？

原新：老后破产，我理解有两个焦虑：

第一，时间焦虑。从你缴纳养老保障金开始到领取养老保障金，从时间跨度来说，是一个超长周期的跨度。养老金的缴费积累是从就业开始，到老了才能领取，要跨越几十年的兑现周期。

在此期间会经历很多不确定性，比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2021年的俄乌冲突、欧洲的能源危机、2022年美国持续加息导致欧洲、日本以及全世界多个国家通货膨胀、粮食危机、能源危机等。因为通货膨胀、粮食危机和能源危机导致物价上涨，就意味着缴纳的养老保障金保值、增值的压力在不断增加，拿到的养老保障金的实际购买力在下降。

说得通俗一点，就是“钱在变毛”。养老金的贬值，养老金兑现的难度以及养老金的替代率的下降，是时间跨度大方面的焦虑。

第二，长寿焦虑。人类发展到今天，从来没有一代人像现在这一代人活得这么长。举个例子，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在1950年的时候只有59岁，2020年的平均预期寿命是84.7岁。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会超过88岁。如果按照65岁的平均余寿来看。1950年日本人的余寿是12年，2020年已经涨到23年，2050年要涨到25年以上。换句话说，65岁以后开始领养老保障金，要领取的时间在加长。积累的养老金是固定的，但是花费养老金的时间在增长，这个钱一样是在贬值或缩水。

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一个时间焦虑，一个长寿焦虑，这两件事都是我们没法改变的事情。

11、为了预防“老后破产”，我们现在可以提前做哪些准备？

原新：我认为要构筑一个完善的、可持续性的养老保险体系。同时，养老服务体系也要不断完善、加强。再有一个，我们在延寿的过程中，如何能把老年期延长的这部分寿命转移到中年期？也就是说，在延长寿命的同时，还要延长生产性年龄段，尽量地去缩短老年期的消费年龄段。

比方说延迟退休，增加工作的时间、创收的时间、挣钱的时间。因为在延寿的过程中，我们的健康条件也在不断改善。实际上，从60-69岁的低龄老人来看，不健康、生活不能自理的比例只有0.98%，也就是1%，100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不健康但生活能够自理的占6%，加起来也就7%；那么，93%以上的人都是健康的。这就是开发老年人力资源，能够把老年期变成生产性年龄段的一个基础。你不可能把80岁以上的人再拉出来就业，就业只能是针对“低龄老人”的。

12、2022年上线了中国老年人才网，有一些企业也开始为低龄老年人提供了再就业机会。在应对老龄化方面，企业、政策方面有哪些可发挥的空间？

原新：应对老龄化得是全社会的应对，包括政府、社会、市场、家庭、个人...要把它们组合起来形成拳头，集中力量来对付“老龄化”。

我们就要分清楚各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政府，要为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养老需求，以及特困老年人的兜底需求，政府就是保基本，普惠制。

社会要营造尊老、敬老、养老的社会氛围，塑造老年友好的社会环境。

市场干什么？市场要为老年人能更好地生活提供各种各样的产品，包括硬性产品、软性产品。硬性产品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软性产品是养老的各项服务，比如养老的金融服务、养老的健康服务，这样使我有余钱可以买到市场化、商品化的金融产品，养老服务，为养老做进一步准备。

家庭方面，尽管我们家庭养老的人口基础在变弱，但现在中国70%-80%的老人还是依靠家庭养老，中国这样的美德不能丢，还要继续发挥。中国家庭内部的代际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养老保障。

最后，是个人自养能力的提升，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健康。老年期的健康状况是终身的健康行为、健康素养的一个结果。所以我总开玩笑说：老年人跳广场舞晚了，广场舞应该是年轻人跳的，一直跳到老年的时候，就会健康。套用一句话，健康要从“娃娃”抓起。保证自己的健康、中老年期的健康，实际上既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也减轻了家庭的负担，自己也活得更滋润。

第二，在能挣钱的时候，一定要为不挣钱的时候做好一定的准备。在资产的配置上，提高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

我母亲曾在我上学时跟我说，一个人活一辈子，至少做到的一个标准，就是永远活在“手心向下”的状况下，这样活着就自在了。手心向下是什么？是拿，拿自己的；手心向上是什么？要，你问谁要都是要。如果老年期想过得好，能继续“手心向下”，那么在挣钱的时候，就一定要为不挣钱的老年期做好一定的储备，配置一定的金融资产。

总结起来就是：政府保基本；市场提供多元化、多样化的产品；家庭养老的美德继续坚持，尽管它在弱化；个人的养老能力、个人自养的能力一定要加强，这样形成合力来共同应对未来的老龄化。

13、从全生命周期看，老百姓应该怎样安排自己的养老资金？

原新：单纯地从资金的角度考虑，我觉得国家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就是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设要完善。所谓多层次，我刚才说的政府、社会、市场、家庭、个人，这些层次都得为养老做贡献。

多支柱指什么呢？三支柱。第一个是政府的基本养老保险金，第二个是企业的职业年金，第三个是个人养老金账户加商业保险。

政府的基本养老金，实际上就是六个字“保基本、广覆盖”。你是国民，不因为富裕或贫穷，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应该覆盖到所有人，保障老年期基本生活，这是广覆盖和保基本的，这是政府的责任。

职业年金，有点类似于住房公积金，也就是在你就业的时候，你的就业单位、雇主拿出一部分钱来，你自己拿出一部分钱来，这个钱进行市场化运作，到你退休的时候连本带利全部给你。这是作为政府基本养老保险的一个补充，体现了企业或就业单位的养老社会责任和贡献。

个人养老金制度，是有资质的金融机构设计出来的金融产品，开设个人养老金账户，你有权利自由选择是否开户，但一旦开设，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每个月存多少钱、什么时候能支取，那是强制性的。当然，第三支柱还还包括商业保险、置业、投资等多样化方式。

比方现在规定，开设个人养老金账户，每个月每人最多可缴纳1000元，一年12000元，这是上限值。什么时候能领呢？三种情况：第一，到国家规定的领取养老保障金的时间、年龄；第二，在规定年龄前，要出国定居、移民，可以提前全部支取；第三，如果不幸身故，继承人可以继承。

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基本养老金大概占养老金的30%-40%，企业年金占30%-40%，个人养老金占20%-30%。换句话说，养老的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

而中国现在的现状是怎样呢？10.3亿人基本都进入了政府基本养老保险的行列。职业年金大概现在覆盖了七千万左右人群。个人养老金刚刚建立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几乎是95%以上都在依靠政府的基本养老金在养老。

有人说我为什么要开设个人养老金？我自己储蓄不是一样的吗？没错，自己储蓄也是一样的，但是个人养老金和个人储蓄还是有些差别的，个人储蓄是随意存取，个人养老金是一旦进去后，取出条件有限制。实际上，人们有一些储蓄行为是非理性的，另外，个人养老金有保值增值的基本保障作用，至少要跑得过CPI。

当然你如果觉得个人有更好的本事，比方股市、楼市、理财等，如果你骑着小黄进去了，开着奔驰出来了，那是你的本事；但现在的股市，好像大部分人都是开着奔驰进去了，最后开个小QQ出来了，那就麻烦大了。所以我觉得个人的养老准备，一方面要考虑到资产的保值增值，另外一方面要考虑到资产的安全问题。

所以我建议年轻人，只要是能参加个人养老金账户的，都去开一个，因为每个月就1000块钱放进去嘛，积少成多，你积攒上10年、20年、30年、40年，至少几十万就出来了。

再说，这个账户有安全性保障，又有保值增值的保障，能开就尽量去开。而且我建议顶格去存，国家让你存多少，你就可以存多少。把养老的鸡蛋分散放在不同的篮子里，这样使我们的老年生活更有保障。

14、现在的年轻人应该要提前储备一些什么样的技能，未来可以更好地选择再就业？

原新：有一个普遍性的规律，尽量在脑力方面去多储存，比如教育、培训、技能技术，这些方面尽量去多掌握。

因为体力劳动肯定会受到年龄、体力的限制，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点，比如职业农民，其实现在农民的年龄都偏大，因为农民的第二代、第三代很多已经进城了，不可能再回去种地，但职业农民的培训，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还有建筑行业有对年龄的具体要求：60岁以上的人不要再干，存在着安全风险。但是，建筑行业的工作并不都是搬砖，并不都是钢筋工，也有看工地的，所以，60岁以上有些工种还是可以做的。

总体来看，老年人再就业是非常重要的话题。2020年的“十四五”规划纲要里明确提出，要落实渐进式推迟法定退休年龄。

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的确确和现实不匹配了。中国的退休年龄是1951年制定的，1953年做了修订。当时是女性职工和干部50岁退休，男性职工和干部60岁退休。在1978年，对女性的干部做了个调整，女职工50岁退休，女干部55岁退休，男职工、男干部60岁退休，沿用至今。

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的平均寿命只有40多岁；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的家庭要生六个以上的孩子；上个世纪的50年代，小学毕业就是知识分子；上个世纪的50年代，城镇化率只有13%，上个世纪50年代，多从事体力劳动......

因为当时的“退休”只是针对城市就业者，上个世纪50年代，绝大多数的劳动都是重体力劳动。所以当时制定的男女有别的退休年龄政策，实际上是让女性既兼顾家庭，又兼顾社会劳动，是一个照顾性的政策。

但是如今我们的女性和男性接受的教育都是平等的，从事的职业随着科技的进步、数字化社会的到来，重体力劳动越来越少。很多工作只需要操作一些机器，比如70岁的人，只要那个按钮按不错，就可以做，现在的职业对年龄的要求其实也在降低。

有两个“化”是并存的：一方面是整个人口在老龄化，老年人口越来越多，老年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多，寿命越来越长；另一方面，年轻化也存在。相同年龄截面，比如60岁、70岁，我们这一代人比上一代人要健康得多，能力更强，下一代比们会更强。一代比一代，在60岁的时间节点上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好、能力越来越强，那就意味着他越来越能胜任很多的工作。

还有一个现象，随着教育的发展，延迟了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增强了个人的知识和技术能力储备，但是退休的年龄没有变，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没有变。在无形中，你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反而在生命周期中用来生产的时间在缩短，养老的时间长了。这是不合理的。

因此，我觉得延迟退休是一个必然要走的路。延迟退休是一件社会公共政策安排，它的推出应该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影响越小越好，所以是“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15、除了延迟退休、人才网招聘，还有哪些是健康老年人可以为社会经济出力的？

原新：我认为，在鼓励老年人社会经济参与的大框架下，要做好正式的社会经济参与的制度安排。比如延迟退休、返聘、延聘、老年人创业、老年人继续劳动，以及临时性的老年人招聘，都属于“正式参与”。

另外，还要给“非正式参与”站台，比如老年人做社会志愿者，例如北京的朝阳群众，整个朝阳街道的稳定、社会治安的维护，和这一批老年人作为志愿者、社工，日常的巡逻是分不开的。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工作”，就是家庭内部的隔代交流---在家带孩子。中国50%-70%的孩子都是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参与带的。如果家庭内部能把孩子的托育工作做好，不就减轻了对社会托育的压力吗？

还有，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互助养老”模式也广泛存在：小老人养老老人，老年人参与社区的一些文化、体育活动，保持自己的活力和健康，不依赖或少依赖于别人，这也是对社会的贡献。

实际上，从政府的角度看，要给老年人创造正式的经济社会参与、非正式的经济社会参与的机会，或者是打造平台，让他们能展示自己的能力，能继续为社会做贡献。

所以，延迟退休一定要让退休的年龄、工作的时间、工作的地点、工作的性质相对“弹性”起来。让人们有权利选择早点退或晚点退。比如，虽然规定65岁可以领取全额养老金，但是63岁就想退，应当也可以，提前了三年退，是不是可以按照每一年来减扣一定的养老保障金，然后到65岁的时候，实行全额发？如果单位也需要，身体也好，愿意干到70岁，到70岁退休后，是不是在全额养老金的基础上再加发、奖励一部分养老金？这不就弹性起来了吗！

现在互联网时代、数字化时代，很多工作不需要朝九晚五，非要跑到办公室里待着，有些工作在家里也可以做，通过互联网传输，所以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工作性质都可以弹性起来，这样就给老年人再就业创造了更好的机会、更灵活的机会。

在国家的制度安排上，一定要为正式的参与提供保障，比如现在的劳动法对退休以后再就业，是不在保护范围内，我认为这得改。

对非正式参与来说，既然他们为社区的安全，为家庭的养育后代都做出了贡献，释放出了安全的生活环境，释放出中年人、年轻人的安心工作的条件，应该在制度等各方面给这些人一定的奖励和肯定。

我认为，任何一个老人，他退休的时候其实是他一生中经济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知识储备、生活阅历、技能等等这些方面都最丰富的时候，不要让他戛然而止，要给他提供一些机会，让他慢慢地能够再多释放出来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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