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施东来
（ 上海交通大学比较文学学者，目前主要从事中非文化研究）
现供职于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的张勇研究员是中国国内极少数的专注于非洲影视文化研究的学者之一。更难得的是，他也是一位知行合一的纪录片导演。早在他在北京电影学院读博期间，他就曾远赴南非参与以当地华人为主题的纪录片的拍摄工作。从2015年开始，他先后执导了《我从非洲来》(Africans in Yiwu)，《重走坦赞铁路》(TAZARA: A Journey without an End)等系列纪录片，以小人物的多重视角呈现了中非交流的历史和现状，在许多非洲国家的国家电视台播放并获得了积极的反响。在2021年末，张勇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独立纪录长片，《波比的工厂》（China-Africa Factory）。该片于2022年2月在尼日利亚国家电视台（NTV）播出，可以说是中非主题的独立纪录片发展历程中一座新的里程碑。《波比的工厂》以84分钟的片长讲述了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发生在尼日利亚人波比和他的中国妻子在浙江义乌开办的化妆品小工厂里面的一些故事。片中的“非洲老板”波比乐天活泼，喜欢和员工们打成一片，而“中国老板娘”Alina则是雷厉风行，时时监督着货品的质量和员工们的表现。作为张勇的第一部纪录长片，《波比的工厂》比他之前的作品更具故事性和聚焦性。就叙事方式而言，虽然在长达两年多的拍摄过程中，摄制团队多次住进工厂与波比和他的员工们同吃同住，但全片由始至终没有出现任何画外音解说，故事的发展推进是由镜头记录的工厂里的人际关系变化来促成的，这种介入性较低的处理可以让观众更直接地体验到工厂的社会环境。值得注意的是，张勇并没有将焦点一直放在波比和他的外国人身份或者家庭关系上面，反而更多关注了工厂内的中国工人作为“小镇青年”的一种茫然而不稳定的生存状态，这一关注点将本片涵盖的人文思考拉升到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层面。换句话说，本片与以往的大部分以外国人在中国为题材的纪录片不同，不再以文化猎奇和个人生活窥探的视角去讲述外国主角接触中国社会的具体过程，而是将主角波比和他的中非工厂作为当代中国经济生活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组成部分来呈现员工和雇主，家庭关系和工作关系，个人理想和经济现实之间的拉扯与辩证。这些课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作为长期关注中非文化产品的研究者，我对《波比的工厂》在上述包括故事角度和叙事方式上的努力和创新感到十分欣喜，于是我就本片及其反映的中非交流中遇到的文化和制度挑战等问题采访了张勇导演。澎湃新闻：您是现在中国极少数的长期以中非交流作为学术和创作核心关注点的纪录片导演，能和我们说说您是如何开始关注中非议题的吗？张勇：其实我关注中非议题也是偶然的机会。记得在北京电影学院做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我们有的同学会关注中国电影，有的会关注欧洲电影，而我把视角伸向了非洲，相对来说在影视研究行业，非洲是一个被污名化的，被影像叙事所刻板化的一个区域。非洲电影在哪里？非洲自己的电影的风格又是什么？我带着这些疑问不断地去思考，后来也有幸成为了美国西雅图大学的访问学者，跟了一位尼日利亚裔的教授Saheed Adejumobi，他给我介绍了很多洛莱坞的电影以及非洲的一些艺术电影。慢慢的我在不断的搜集过程中，也有幸去到了南非，去给一位当地的导演Faeeq Dyer当副导演和助手。所以就慢慢从资料研究走向了更加实践性的学习模式。想要让非洲人了解中国，让中国人了解非洲，可能光在学术层面是不够的。我所在的影视学科又是一个实践性、应用性特别强的学科。所以我就想我能不能拍摄一些作品来改变彼此的认知，来搭建中非了解的桥梁。我觉得纪录片是一个最好的媒介，因为它相对来说更原汁原味，更接近真实。通过不断地跟拍，不断地观察，我们可以对非洲人文和中非交流有更直观且深入的理解。澎湃新闻：我们注意到本片有两个英文名Bobby’s Factory还有China-Africa Factory，这是出于什么考量呢？用China-Africa Factory这个题目是否表示说您认为波比的故事在中非交流的层面具有一定代表性？张勇：《中非工厂》这个题目其实是波比给我的一个建议，因为在跟他的交流过程中，他有一次自然地喊出了这个口号，作为片名我觉得也挺好。波比是我知道的第一个在中国开工厂的非洲老板，而大部分的非洲人在中国做生意主要是做中间商，也就是从义乌、广州采购之后，然后运回他们国家去卖。后来，一些朋友老是会把我们这个片子类比获得奥斯卡的那部影片《美国工厂》。我们觉得这两个片子没有可比性就把片名又改成了《Bobby’s Factory》。在我看来，《美国工厂》处理的是一个中方企业家初到美国面临的跨文化的碰撞和交流的问题，是他们怎么样去适应当地的劳工制度的问题。而我们的拍摄对象不是一个初来中国创业的非洲老板。波比已经在这里十几年了，他已经非常熟悉中国的生意场，而我们要拍的是他怎样在疫情的背景下，同其他的中国工厂一样，带领员工复工复产的故事。因为我们不是一个跨文化适应的主题，所以我们不想跟那个片子进行对比。于是后来我们就觉得更个人化的《波比的工厂》会更加贴切一点。说到代表性的问题，我觉得波比的故事是中非民间交流的一个代表。因为我们说中非合作、中非交流其实是要落到民间层面的。这样的片子我们基本上还没有看到。一般在中国影视行业里面我们看到的非洲题材都还是《战狼2》、《红海行动》之类的，都是中国英雄在非洲的这种叙事模式。但是就中国人和非洲人最基础、最本质的交流，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故事我们并没有看到。所以我们这个片子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应该是有一些探索和突破意义的。
澎湃新闻：为什么把工厂这个空间作为重点，而不是更全面的个人传记或家庭生活纪录？张勇：我们意识到疫情影响之下，这两年的社会叙事其实是封闭的。我们觉得《波比的工厂》在这两年拍摄应该体现出不一样的空间形态和空间面貌，所以我们采取了相对封闭的空间叙事，大部分的故事都发生在工厂里面，这种封闭感是我们当下的反映。工厂里的许多小人物都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从而透露着一种无奈的情绪，全片唯一一个航拍镜头是俯瞰工厂的，我们剪辑的寓意是突显人物在特定时代的无奈。澎湃新闻：本片的前半部分有许多在国族身份和性别关系方面令人印象深刻的、颇具幽默感的桥段，比如波比在去人才市场招工人的时候被问到“你是哪国人”，他用中文开玩笑道“我是中国人”；又比如说波比谈到在中国，妻子的地位经常比丈夫还高，片中的老板娘给人的印象也是一个十分强势能干的女性；纪录片在这些方面是否有意在破除一些人们的刻板印象？还有波比的女儿也有不少镜头，而她是很少出现在工厂里的，所以也想问您对于她的镜头安排是有怎样的考量？张勇：我觉得拍摄非洲人在中国这样的题材，是很难无视身份认同的和国族差异的问题的。我们在这个片子里面没有回避，所以就把一些跨文化幽默剪进来了，如波比的女儿说自己在学校足球队被当作“外援”。我觉得这种幽默感可以引发观众的思考，同时还调解纪录片本身带有的一些沉闷，能时不时调节一下观众的情绪。澎湃新闻：除了波比夫妇，本片的另一个重要中心人物就是他们的员工德飞，本片的故事性也主要来自德飞从仓库管理员的职位被调到流水线工作引发的人际矛盾。而波比夫妇在如何处理德飞的问题上也产生了不小的分歧，导演是否有意通过这个事件展现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劳资冲突？是否有意探讨打工阶层或者某类“小镇青年”的普遍生活状态？张勇：我觉得两方面都有。长三角和珠三角近些年这种外贸工厂中人员的流动性是非常大的。在这种三四千块钱一个月的情况下，从员工的角度来说，他们可以随时被换掉，任何人来都可以做，导致他们对这些工厂的归属感普遍不高。与此同时，很多工厂也开始用机器代替人力，这就进一步造成打工人群的经济生活的不稳定。在本片中，翟德飞不仅是一个仓管，他还是一个人事经理。我们看到这个片子里面他有好几次去招人，他已经是波比的左右手，很多事都会交给他干。所以当他被降格为一个普通的工人的时候，他在意的并不是他那 500 块钱收入的降低，而是他这个身份的变化，让他觉得他的身份不符合他的定位，破灭了他对工厂的梦想。所以出现了我们这个片子一些戏剧冲突，这些冲突是可以反映小镇青年成为打工族以后面临的一些困境的。澎湃新闻：就纪录片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来说，中非题材在拍摄的手法层面会和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吗？或者说你个人在专注探索这个题材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怎样的新鲜的视觉艺术形式？张勇：首先，我们采取了一种小人物的叙事方式。我们跟其他的主流媒体拍非洲人不一样，我们没有选高大上的人，没有选政治层面比较受欢迎的人，我们选择的是那种鲜活的、底层的、相对草根的人物。第二，我认为纪录片也要讲故事。我希望有长片的叙事来呈现更深入的、更多元的中非故事。对于非洲人在中国这个题材，我在努力地讲出故事，而不是图解政策或者是一味地负面化、噱头化他们的生活从而赚取眼球经济。第三，在摄影层面，我觉得拍非洲人和拍中国人有点不一样，经常会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发生。比方说拍夜戏的时候，我们有的摄影师刚跟我合作，他没有拍过非洲人，一时可能把握不好画面的曝光度。如果是拍一个非洲人和中国人在一起，当镜头从非洲人摇到中国人身上的时候，肤色的明显的变化会导致曝光要么就是中国人这里过曝了，要那么就是非洲人那里太黑了。所以在拍摄过程中经常会有一个磨合的过程。我觉得中国团队要拍好非洲人，更重要的是需要不断反省自己是否带有刻板成见。澎湃新闻：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拍摄独立纪录片是很艰难的，那中非题材的纪录片是否遇到更多特殊的困难？之前Sixth Tone有报道过近年来中国影视作品在非洲的传播趋势，就您的观察中非影视交流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做的更好？张勇：近些年对于中非人文交流，国家层面倡导了很多。但是落实到地方，其实还是做得太少了。我觉得大部分的基层、媒体其实对非洲还是不了解的，对非洲的一些选题是排斥的，网络上也有一些不支持讲述非洲人故事的声音。但是正是这种声音和这种反应的存在，让我们觉得我们做的工作才是最有意义的，是恰恰是应该做得更好更多的。我们这边不像西方的一些独立纪录片人，他们有一些NGO、有资金支持。这部片子前期的投入都是我自己负责的，我们也是利用周末的时间去拍摄。我们也没有条件去做很多的宣发，因为“中非”也是一个相对小众的领域，所以也不会受到很多人的关注，我们觉得让有兴趣的人去看就好了。事实上我们目前为止也收到了比较积极的一些反馈。比方说耶鲁大学收藏了《波比的工厂》，还付了一定的版权费。还有尼日利亚国家电视台虽然是免费播出，但是给我们连续播出了三周，这个让我觉得比较感欣慰，因为我们做到了“非洲题材，非洲传播”而非“自娱自乐”、“自说自话”。我觉得影视它其实是一种桥梁。有很多非洲人来中国之前，都是从李小龙电影来了解中国的。等他们到达中国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不是每个中国人都会功夫。相似的，中国大众接触一些主流电影，像《卢旺达大饭店》、《黑鹰坠落》、《战狼2》等等，其实加固了我们对非洲人的刻板印象，所以目前电影在中非认知层面起到了一个不那么理想的一个作用，甚至是反作用。我觉得影视界应该改变这种刻板印象，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处于一个图像的时代，看书的人少，看视频的人多，所以影视人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来搭建起中非了解的桥梁，而不应该让彼此的认知停留在三、四十年前。今天的中国已经发展了这么多年，有那么多的非洲人在这边，也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在非洲，这里面的故事可以挖掘得很多，那为什么不去挖掘呢？另外， 我记得去年的中非合作论坛上面还强调了要在华举办非洲电影节，要在非洲举办中国电影节。但是过去一年多了，我没有看到落地的迹象，我们也在不断地呼吁，希望通过影像的窗口，增进彼此的认知。澎湃新闻：最后，请导演分享一下你最近在制作的新作品吧？张勇：我目前在制作两部新作品，分别是《我到非洲去》（Chinese Meet Africa），和《90后的中非情缘》(Post-90s' China-Africa Stories)。我做片子主要还是兴趣导向，拍《我到非洲去》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以前拍的主要是讲述非洲人在中国的故事，包括《我从非洲来》、《波比的工厂》，而我一直希望能够逆向地去讲述中国人在非洲的故事。毕竟中国人在非洲要比非洲人在中国多得多，所以我觉得故事也更多，但是难度也更大。因为非洲国家众多，《我到非洲去》不能像《重走坦赞铁路》那样只选两个国家，而要呈现更多元的非洲风物人情。这个系列纪录片大概是5集，从公益、生意、教育、情怀等角度去切入，目前已完成非洲12个国家取景拍摄，其中有一部分是远程协拍，现在正在后期制作。第二个陆陆续续在拍摄的作品是 《90后的中非情缘》，它是《我从非洲来》的一个升级版本。《我从非洲来》讲的是非洲人在中国的片段式故事。而在《90 后的中非情缘》中，每一集我们都选取了一个非洲青年和一个中国青年精诚合作，然后改变彼此认知，相互促进提升的故事。相对来说人物比较少，但也形成了一种深入合作的影像叙事，让观众看到的信息量会更多，也反映出了中非的未来。我觉得 90 后其实是更为国际化的一代，他们对非洲和非洲人更加了解和包容。我在非洲调研的过程中意识到很多中国90后在非洲已经独挑大梁或是成为了中坚力量，许多人是自己一个人带着几十个当地的工人在干活，或者是组一个团队，他们成为领导者或者是重要力量。这样的故事还挺打动我的，我希望能够讲述90后的中非故事。
本文英文版首发于Sixth Tone网站。特别感谢《学“非”所用》播客节目对这次访谈的大力支持，还有袁明清，邓哲远，张丽方的帮助，读者们可以在这档节目收听到本次采访的完整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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