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丨《海上凡花》与上海疫情中的基层妇女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2022年5月21日，人民食物主权“诚食讲座”第43期邀请《海上凡花：上海工人新村妇女的日常生活》一书的三位作者以“上海疫情中的基层妇女”为题展开了一场对谈。三位作者中，叶子婷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文化分析研究院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文化产业管理系助理教授，章羽是复旦大学社科学院博士、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刘希是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博士、西交利物浦大学中国研究系助理教授。
《海上凡花》一书的三位作者基于2018年到2020年间对上海某工人新村中基层妇女的口述访谈和部分受访妇女亲身参与的日记工作坊，从性别视角出发，呈现了在城市化过程中特别是在新冠疫情下，上海工人新村基层妇女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亲密关系、家庭沟通、再生产劳动负担等压力和困境，以及工人新村保留的社会再生产支持体系和居委会的动员如何对她们面对社会转型乃至抵抗疫情起到了积极作用。《海上凡花》同时也是《城市化、性别与南半球——改造知识网络研究项目上海团队》（Urbanization, Gender and the Global South: A Transformative Knowledge Network-GenUrb Shanghai）第三年的研究成果。GenUrb项目的研究团队由四十多名学者组成，受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资助（SSHRC），为期六年，以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八个城市：上海、德里、孟买、乔治城、开罗、科恰班巴、伊巴丹和拉姆安拉为研究重心。
关于为什么关注工人新村基层/中老年/贫苦妇女，叶子婷谈到，她和另两位学者分别来自文化研究、社会学、文学三个不同的学术背景，但她们有着共同的研究目的，就是希望改善国内乃至全球学术领域针对处于弱势地位、不被看见的城市基层妇女群体的研究方法。她们采用了质性研究的方法和理论，希望可以为性别研究、城市研究、社区发展、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一些真实案例。同时，这项研究从属的GenUrb项目关注的是贫困、城市化和妇女这三者之间的关联，当21世纪全球化进入新的时代，希望看到在上海这样一个重要的据点，女性和经济发展有着怎样的交互关系。对于研究中接触到的贫困妇女，她们也希望通过学术介入以及向政策制定者建言的方式改善她们的日常生活。
章羽表示，之所以想要关注工人新村的基层妇女，是因为一直以来对她们的认识只是停留在概念里，只是看到社会转型下她们的被贫困化和被标签化，直到走进她们的生活才发现她们所编织成的这座城市的底色。只有了解她们，我们才能看到上海这座繁华大都市“卸妆后的素颜”。
刘希提及加入这个项目的原因与她自身的研究领域相关，她的研究兴趣之一是以文学和传媒为研究对象，考察妇女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她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1950-1970年代社会主义时期妇女的自述或自传，但作为一个文学研究学者并没有进行过实证研究。这个项目关注的是住在工人新村这个重要的社会主义空间中的一群妇女，她们很多人曾经都是工人，也有一部分是外来媳妇，在她们的口述和访谈资料中可以看到妇女与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社会以及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推进此前的文学和传媒研究。之前已经有很多重要的学者从事社会主义工人研究，他们研究工人新村中的人，不仅关注这个空间的特点，还探讨他们具体的生活和生产的方式，尤其是他们的社会认同的建构过程。很多学者已经发现，工人新村自身是一个不断生产新的社会关系或者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价值体系的重要物质载体，但是此前对工人新村的研究没有加入性别的视角，这项研究可以作为一种补充。另外，2020年以来，很多研究者都已经注意到新冠疫情对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性别的群体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她们三位学者也加入其中，研究疫情对工人新村妇女的影响。除了继续用交叉性的视角去看地域、阶层、性别、职业等不同的社会分类对工人新村妇女生活造成的综合影响之外，还加入了一种历史的视角，不仅是以横向的空间视角去看疫情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也从一个纵向的时间的视角，去追溯社会主义遗产在今天的可能存留及其造成的影响，希望能从现在去看历史，特别是社会主义历史。
刚落成的曹杨新村。
关于研究方法，叶子婷介绍说《海上凡花》这本书是以新冠疫情作为整体研究背景来收集数据的，包括口述历史访谈和日记工作坊，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探讨上海工人新村的妇女如何应对疫情带来的新的挑战和压力，让她们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能够被更多关心这个议题的人看到。“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是法国学者列斐伏尔提出的一个概念，即我们日常生活的不同片段是可以概念化和理论化的，很多阿姨们口中鸡毛蒜皮的小事当中其实可以看到城市发展对不同人群的影响，例如在城市化过程中菜市场越来越少，很多都变成了供中产阶层购物的超级市场，而对于工人新村里那些年老的、很多还身患重病的妇女来说，要走很远的路去买菜其实是很困难的。对于这样一个困难群体，她们提出用“互动互助”和“心连心”的研究方法去了解和进入她们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叶子婷提到，刚开始她们提出想要举办工作坊，但是基层妇女完全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她们就改成了“文化活动日”，阿姨们马上就理解了。在“文化活动日”上，不仅有包括照片日志、日记写作等质性研究方法，还有同学和老师作为志愿者和这些妇女的互动活动，让她们可以感受到研究的过程，研究者在听她们讲自己的生命故事的同时，她们也在听研究者讲述自己的感受和经历，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叶子婷认为研究的意义除了是为了理解被研究者的日常生活，也应该为研究对象提供一定程度的回馈，倘若能够提升研究方法，把研究方法改良成为对研究对象来说是“好玩”、“有趣”、“有用”的话，那么研究的意义也能得以提升。而妇女们愿意花时间参与这些研究活动，其实是她们愿意帮助研究人员去完成研究，因此，叶子婷与团队老师特别珍惜妇女们的参与，并把她们的参与珍视为对学术研究的帮助。她还讲了一个关于研究中的同理心的故事，2018年第一次办活动时，有一个会说上海话的研究助理和她一起访问了H阿姨，H阿姨唯一的女儿得了重病去世了，在这个过程中她因为无法帮助女儿非常难过，自己也得了癌症，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故事，研究助理和老师走访了三位患重病的妇女之后做了噩梦，梦见自己也得了重病。在研究中，很多时候不仅要调动五官，还要投入情感。
叶子婷还分享了她2014年还在读博士时从荷兰来到上海做外来务工方面的质性研究时产生的思考，当时她的采访对象有工厂女工、美发美甲从业者和家政阿姨，她发现访谈结束后自己就离开了她们的生活，对她们的访谈成为了自己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自己对她们的生活完全没有贡献。作为一名研究全球资本主义如何剥削国内女性的学者，她觉得如果拿着她们的分享就离开，那么自己也会成为剥削者之一，所以希望等到毕业之后有能力的时候能够帮助自己的研究对象。虽然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是从学术出发，是可以动员到不同的力量进行互动互助。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严海蓉也在回应中探讨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问题。她从自身1990年代末在城乡调研经验出发，谈到当时以博士生身份在农村做调研时，农民们希望她作为知识分子能够为他们代言，帮他们去反映农业税费的负担等问题。这种信任与她个人品质无关，而与她作为外来知识分子的身份相关。而在城市调研时，这种信任需要慢慢建立，一旦建立之后，当时的很多打工妹也相对容易敞开心扉。但是一些年之后，基层社区对于学生、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基层居民开始感觉到你们来做调研是为了自己写论文，不太容易给予信任。严海蓉对这种变化进行了反思，她认为自延安时期开始大批知识分子下乡，和农民一起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进入了一个“共同创造历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彼此建立了一种信任的关系，这种信任关系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积累的社会财富，多年后仍然有所保留。当她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下乡时，发现那时农民对知识分子依然怀有着信任。后来基层民众感觉到一些学生学者是把他们当做数据采集的对象，社会的共同性消失，他们感受到被客体化。有观点认为基层对学生学者的态度转变主要是因为基层民众发现知识分子无法帮他们解决问题，严海蓉认为可能存在这方面的原因，但是即使认识到知识分子无法切实帮助解决问题时，基层民众中还有一些人愿意保持信任、关系和感情，为什么呢？这当中，知识分子自己的定位有一个转化，就是把基层民众的问题变成我们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这种“共同关心和共同面对” 转变了常见的研究者和被访者的主客体关系，这是信任和情感关系的基础。
章羽以2022年上海疫情中的切身经历解释了对于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的研究为何重要，身处疫情的上海民众每天为抢菜、团菜和居家办公而时间贫困时，接到外地朋友因看到新闻而打来的慰问电话时，既感动又无奈。感动于朋友的关切，无奈于他们的执着而无法理解身处现场的人们的现实生活。章羽提到的一些例子证明了在场体验的意义和价值。当将来有一天我们回望这个事件时，身处其中的我们的所见所闻和体验经历就构成了理解现场的一个重要的维度。“进入当下，记录当下”也是《海上凡花》这本书的研究方法。就像一句歌词中说的，“你是我的眼，让我看见世界就在我眼前”那样，我们这本书的研究方法就是借用上海工人新村的阿姨们的眼，带着我们领略疫情下她们的日常生活、感受她们的不易和坚韧，以及透过她们的眼，让我们看到普通百姓对上海这座城市的信心。
章羽分享了一个关于生计的故事。访谈对象W阿姨有两段婚姻，第一段在农村老家，婚后她靠着村里分给丈夫的地养儿育女，后因实在不堪丈夫的败家行径离婚。按照当时的政策，离婚后的她也失去了土地。为了孩子她凭借自己的努力再次创业成功时，被前夫再次拖累。为躲避前夫和这段往事，W阿姨来到了上海，嫁给了现任丈夫。他们的家是工人新村中常见的“一室户”，就是只有一间卧室，厨房和卫生间是几家邻居合用。家里的开销靠她做小买卖支撑，一开始这段婚姻还算和谐，然而因为早年积劳成疾，实在做不动的W阿姨选择了回家。当她没有收入之后，丈夫对她的态度从冷暴力升级到暴打，好几次她都被打到进了医院。章羽说当她听到W阿姨家暴经历后，曾提出要帮她找律师咨询、联系庇护所。我国有着极其健全的法律，但是在法律的落实过程中受到文化、性别、地域、阶层的多元因素的影响。更复杂的现实问题是生计，她丈夫不可能搬出现在居住的房子，没有了经济来源的她无法负担搬出去之后的房租。回顾W阿姨的前半生，她顽强、独立、乐观，但却很少得到社会支持。当她遭遇暴打报警时，警察从家务事的角度劝她，当她勇敢地踏出迈向居委会的第一步之后，丈夫跑到居委会撒泼打滚。这些年丈夫每次对她施暴时，她都会趁着自己意识清醒时，努力地挪动到门口，打开连接公共空间的房门，向外呼喊。几十年的老邻居听到声音，会赶来谴责她的丈夫，从而让他停手。外人眼中逼仄的公共空间，成了W阿姨最可靠的庇护所。进入到阿姨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才切身感受到她们的生命历程和喜怒哀乐，以及她们当下的处境时，我们才能意识到自己此前站在自己的立场看待问题的局限性。
刘希认为不应仅仅把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过程中接触到的活生生的人作为研究对象、项目课题或是论证社会变迁的小小证据和注脚，在和他们互动的过程中会发现“主体间性”，它可能是很具体的，比如我们在读到阿姨们的故事时，会看到即使是困境中的妇女，她们的社会资源有时候很少，在疫情中受到的冲击比中产阶层更大，但她们仍然坚强、乐观，追求自由，充满希望，她们对国家的依赖或是对社区的回馈可能是中产阶层无法相比的，这对于我们也是一种启发，所谓的“主体间性”和“互助共情”都不仅仅是抽象的概念。
刘希分享了C阿姨母女的故事，C阿姨是重庆人，因为父母重男轻女，她为了反抗原生家庭，决定闪婚远嫁到上海，作为外来媳妇在工人新村的夫家有了落脚之处。她非常能干，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支柱，但是她想要逃离的父权家庭在这里重新复制了，她仍然要服从丈夫的决定。虽然夫妻关系不好，她还是决定不离婚，因为她觉得维持家庭的完整很重要，甚至在女儿和父母发生代际矛盾的时候，她也要求女儿服从父母的权威。女儿因为目睹了妈妈在父权家庭中的边缘位置，通过反思女性身份获得了自身的主体性。在母女间的亲密关系方面，尽管双方都想跟对方建立朋友关系，但是由于社会资源的匮乏没能达成共识，女儿希望能够进行平等的讨论，但母亲觉得自己没有相应的教育程度和女儿进行认知上的沟通，只要努力赚钱为女儿提供资源就可以了。这个故事当中可以看到地域、性别、阶层问题的交叉性，这不仅仅是个体的问题，还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对于我们思考关于“家庭”的迷思、家庭内的权力关系和亲密关系以及家庭内的平等和民主应该如何实现都能带来启发。
疫情下的上海工人新村基层妇女
关于疫情对于上海工人新村基层妇女的生活以及她们和社区关系的影响，章羽分享了H阿姨做志愿者的故事。H阿姨出自一个劳模家庭，她的父亲、姐姐、姐夫都是劳模，后来她自己也成了劳模之后，她就想更好地服务大家。在那个年代的集体主义环境中，劳模精神对于个人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位阿姨就把这种精神转化为了日常生活。她居住的工人新村是没有门卫的，所以2020年初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处于特别混乱的状态下，居委会提出要招募志愿者，在年轻人都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这位70多岁的阿姨带着另一个70多岁的阿姨和一位80多岁的叔叔冲到了第一线，当时物资还很紧张，他们就家里有什么都拿出来，在最困难的那段时间里，积极主动地维护了社区基本的秩序和安全。而且那个时期的志愿者是没有补贴的，等到后来有了一些基本补贴之后，他们三位就坚决退出了志愿者工作，因为在他们的观念当中志愿者就是为大家服务的，不应该有收入。当我们在不同时空中使用“志愿者”这个词的时候，对于这个词语、这种身份的精神内涵的理解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叶子婷补充了如何从历史的维度去理解H阿姨做志愿者这个行为。虽然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家庭暴力和性别不平等，但在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时期，妇联做了很多推动性别平等的工作。工人新村的很多妇女那时候都在工厂工作，孩子交给托儿所照顾，所以对于她们那代人来说，社区是一个共同体，其中不同的劳动力被动员起来相互帮助，而不仅仅是进行经济资本的生产。上海还有一个特别的文化维度，就是当这些女性参加工作时，很多时候她们的丈夫承担了很多家务劳动，正如上海话中的“买汏烧”，上海男性会买菜、洗衣、烧饭。像H阿姨之所以能够去做很多志愿者工作，也是因为她的丈夫很支持她，这种家庭之间伴侣之间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很难得的，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一些对于未来的展望。全球资本主义抹去了很多生活中很重要的东西，例如一梯两户的中产社区，很多人可能永远不知道对面住的是谁。工人新村那种更有温度、更有人情味的生活模式是值得学习和延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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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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