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祖墀博士：变局下的战略思维 | 深度观点

非常感谢马博士以及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邀请我今天跟各位分享这个话题——变局下的战略思维。大家知道，今天我们进入了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大变局里面，许多企业都有很大的改变，以及很大的变数。在这个过程里面，对于企业来讲，包括各位学员，可能会有不同的思考，不同的视角。从整个大局来讲，我们应该怎么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来自于我去年出版的一本书，《变局思维》。这本书整合了我过去大概3年间在香港的《灼见名家》网站发表的一系列有关于战略思维的文章。自从2017年之后，整个全球以及中国的局势开始有了很大的变化。到今天，变局还在不断地改变。在我跟许多企业家合作的过程中，包括内地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很多跨国企业等都发现有一种现象：很多企业家觉得整个局势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不确定性中，一方面产生了新的机会，但往往也产生了很大的迷茫。

在大的变局的过程里面，有一部分企业家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躺平，什么都不做；有一部分企业家说现在是不是提供了一些新的机会；还有一些企业家说，既然国内的情况不清楚，我们要不要出海？又有些说海外的发展有很多风险，我们是否要转回国内？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要考虑的问题有很多。透过我跟企业家的合作，和与一些个人的体验，我把这些体验记录下并最后出了这本书。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从国际的形式来看，它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的来源大家都很清楚了，比如地缘政治、军事冲突、全球化发展等。疫情后世界可能出来一些什么场景？某一些区域性的组织的不断地壮大，以及最后全球化将会如何发展等问题。很多问题都有两面性，包括我们经常讨论的气候、环境问题。但是我觉得从国际的层面来讲，大变局里面越来越明显的一点是，多国存在着不同价值观之间的争夺和博弈，或者说不同的政治体系都在争夺价值观输出的话语权。

另一方面从国内的形势来看，也的确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比如房地产、地方债务问题等等。一个重要的不确定因素就是疫情的管控。疫情管控的手法和做法有人会觉得太过严谨，也有人觉得没问题；有人觉得开放得太快，有人觉得开放得不够快。总的来讲，整个疫情管控遗留了很多疑问，对于很多人的心理状态也有了很大的影响。另外，现在中国的发展正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由于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国内形势也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比如，某个国家对于中国科技发展的制裁。

尽管我们面临很多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有几点我们是比较确定的。第一，全球格局会有很大改变，而且往往是由一件事情引发出很大的改变。假如近期俄乌双方能够达到某个程度的和谈，可能会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但是这个事件往往不具有可预见性，它会不会发生，什么时候发生，没有人知道。另外，在过去主要还是以西方或美国为主的单极世界，正在逐渐转移到一个多极世界。特别是俄乌战争加速了这个过程。第三，在金融领域里面，美元地位正在被削弱，但是不会马上崩溃；也可以说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场里面的绝对地位已经开始摇动，摇动的过程中会衍生出风险和机会。最后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的一些企业，在产品和创新方面的全球的影响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根据我跟马老师的讨论，我选择了四个题目与各位分享：第一个是中国创新问题，第二是双循环问题，第三是跨国企业在中国的问题，第四是制裁问题。接下来我想跟各位简单聊一下这四个问题，如果有时间我们也可以继续讨论其他的问题。

中国的创新问题背后也牵涉到企业家精神。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中，中国的确产生了许多创新。很多人批评中国的创新不是什么大的创新。但只要大家遵从一个简单的定义——创新是改变过去做事的方法、能够解决痛点和提高效率——就会发现，在过去十几年间中国的的确确产生了很多创新。头一个阶段的创新是透过平台的，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生产出来的一些平台类创新。

最近几年，中国创新慢慢地从平台创新转移到以硬科技为主的创新，这是创新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长时间以来中国的很多创新都是基于其他国家已有商业模型和标准的基础上再进行调整和优化，特别是美国西海岸发展出来的一些创新模型。不过，企业也很快地把这些模型进行调整优化，做成超越美国的商业模型。举例来讲，有大家比较熟悉的抖音，也是一种商业模型的创新。抖音在美国很受欢迎，也让很多企业去相继模仿它。最近几年，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在某一程度上已经逐渐开始建立一套商业标准，比如5G通讯行业，以及涉及新能源领域的一些行业。

创新刚开始的时候更多的是我们参考国外的模式，现在产生了一个逆向的现象。特别是亚洲地区不少其他国家的公司都在参考中国的创新，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在中东我们也逐渐发现这种逆向模仿的情况出现。过去很多平台创新的企业，他们的创新都是跳跃式的。例如，企业嗅到的新机会可能并不属于它的本业，尽管在新的机会当中企业暂时没有足够的能力做到最有效的运营，企业可能也会先跳过去抓住机会，再想办法通过自身努力或者与他人合作去弥补能力方面的空缺，这就是我所称的「多级跳跃战略」。多级跳跃战略产生了很多成功的互联网公司，比如我们很熟悉的阿里、腾讯、字节跳动，他们都经历了多次跳跃。但现在我们从平台创新转移到科技创新，很明显不能随便的多级跳跃。企业一定要在一个硬核的环境里面做到「专精特新」，即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和新颖化。这也导致很多企业家在这段时间内心态的改变。

中国的创新对其他国家有什么影响？对于一些发达国家来讲，中国创新的产品技术很具吸引力，不少美国的公司也对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创新很羡慕，而且希望能够模仿中国这些方面的创新。但是对于某一些以资源为主的国家，他们更关心中国在资源和环境方面的创新。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对中国在基建方面的创新也很感兴趣，包括物理基建和数字基建。所以中国创新正在影响全世界，不同类型的国家它关注的是不一样的中国创新。

第二个问题是双循环，其实双循环跟我们所提到的全球化未来的发展是相关的，在过去我们所提到的全球化1.0是大概30年前开始的一个以美国或者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中国加入之后全球化基本上演变为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为需求方，与供给——主要来自于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地区——进行交易。

除了产品之外，还有服务。服务主要来自于印度，特别是IT外包那块， 30年前不单只是中国通过制造崛起，印度通过IT也开始崛起，两国走的路径不一样。过去30年大家看到的全球化正在逐渐结束，未来究竟是怎么样的很难讲。但我觉得未来有一点很突出，中国的角色将不单只是一个供给方而已，也将同时会是需求方。一方面，还是一个出口地，但他也是内需的来源。双循环的想法是我们国内提的经济政策，这个经济政策契合了我们预见的未来全球化发展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双循环经济政策相当到位，特别是这几年有疫情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预测很多其他的国家这几年它的经济情况也并不会很好。而中国因为有双循环，在未来几年，起码可以保证经济发展在这一段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会稍为健康，我觉得在未来还有更大的机会。

这一段时间很多人对于跨国外资对中国的看法也有不同的观点。我的客户群里面有不少是跨国公司，在过去30几年起码跟几百个企业合作过，我跟他们接触比较多。我觉得这些问题不能很单一地看，比如外企对中国有信心或者没信心。但有一个简单的归纳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看到外企在中国有不同的遭遇，一方面有不少的跨国企业已经到中国来，在中国经营不成功，他们尝试过，但他们发现在中国没办法竞争。他们这些外企有一部分把中国的业务缩小，也有一部分把业务从中国完全撤离出来。也有一部分的跨国企业有意无意地踩到中国的红线。最明显的案例是「新疆棉」的问题。从中国的角度来讲这是红线，他们踩了中国的红线，很多中国的消费者对于这些品牌都非常反感。这几年这些企业在中国并不好受，甚至有一部分已经撤离中国或者把业务缩小了，但有一部分企业还在经营。

还有一类跨国企业，他们对中国感到非常振奋，觉得中国对他们越来越重要，对于中国的潜力非常看好，很愿意在中国做技术投资。除此之外，还有一小部分企业受到其他原因的影响，包括地缘政治等等，会选择暂时观望，希望将来可以继续进行他们的计划。所以我们在看跨国公司在中国交易的时候，不同的类型的跨国公司他们的遭遇是不一样的。

我碰到很多跨国公司，特别是第三类的跨国公司，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反思的过程，就是from teaching to learning（从教导到学习），好多跨国公司是20年前、30年前来中国的。他们觉得我们对于企业的发展和管理比你们中国人更有经验，更熟悉，所以我来教导你。但大概5、7年前开始，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的管理者来到中国发现，其实在中国有很多新的东西要学习，特别是中国式的创新。或者中国在很多方面的一些做法是他们在自己国家或其他国家没有见过的。他们觉得来中国是一个很新颖的机会，并改变之前的看法，觉得来中国不单是来教导的，同时我也是来学习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转变。

跨国企业的问题，并不一定像很多人所想的政策、环保或地缘政治问题。跨国企业发现的最大的问题是来自于中国本土企业越来越强的竞争力。以前跨国企业觉得我们外企跟外企之间竞争就可以了，现在他们发现，其实最常见的竞争对手是来自于中国的本土企业。

很多跨国企业都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都感到非常困惑。尤其是芯片行业里面的很多企业，至今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此类变化。因为无论他们怎么做，透过地缘政治来处理商业问题的方法都是不可持续的。

最后是制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可能在座的每一位都有自己的观点，我不是想讲我对未来的具体预测。我想跟各位讲一下，大概30年前我就跟芯片行业的公司开始合作，当时的台湾在芯片产业政策方面花了很多功夫，我们作为咨询顾问也帮他们进行了不少研究。全球分工是芯片行业发展中的一个重点。全球分工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演变出来的，它遵循了一套严格的商业逻辑。芯片行业是需要大量R&D的，不是一天就能做出来。回望30年前的台湾人，包括台积电，是花了很多精力和努力，并不断地去争取才把这个事情做好。

我回到内地之后，看到中国的企业家非常相信「全球化」发展，我们本来应该是分工的，你做那块我做这块我们是专注做制造业，你们做芯片，我们帮你购买，其实这是很有道理的事情。

今天的「制裁」从商业的逻辑来讲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这样未来整个全球芯片的行业发展的格局将会被搅乱，产生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我有一个比较大的信念，目前走的路只能是一个短暂的做法，长期来讲是不能持续的。

最后，我想跟各位讲一下这几年我在观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里自己的感受。当然这是我自己个人的反省，在跟不同企业合作、讨论的过程中我也不断地在反省。同时我也从一篇文章中受到了启示。《纽约时报》作为美国主流的传媒，言论基本上是偏向「中国崩溃论」的。但在2018年的时候我在纽约时报上看到过一篇文章，作者应该是一位华裔，他好像是亚洲版的主编。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中国：拒绝失败之地」（The Land That Failed to Fail），这是文章主编的看法。我想在国内，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这位主编的看法，但我觉得至少会有一部分人会同意。

这篇文章对我的启发主要有，第一，西方觉得中国的方法一定不行，但这位主编却认为西方需要再等等，成果暂时还没显现。当时2018年是这样，我想今天还是一样，我们仍需拭目以待。第二，中国的发展永远在两个极端里去取得平衡：开放、调整、收缩、试验。主编认为中国发现有问题，就会退一点然后再看。我觉得这个观察是非常到位的。很少西方人，哪怕一些「中国观察者」能够讲出这些话。

为什么我们看到中国的发展那么有韧性？从客观角度来讲，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四十年间，我们通过许多社会问题意识到中国有着非常特殊的治理体制，它是多层的，从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许多的企业家，尤其是民企，都会跟随中国上面的政策去发展他们的创新。在这件事情上，一些财政实力较好的当地政府也会积极扶持这些规模并不算大的企业和企业家，帮助他们在相关领域发展。这种独特的治理结构，和政府扶持的理念，是我觉得过去中国长时间发展的韧性的来源。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二元经济的互补性。民营企业跟国有企业的问题不少人都讨论过，有些时候他们说是「国进民退」，有些时候说是「国退民进」。这可能一部分是对的，但又不是全对。我认为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有时会有所冲突，但也有很多的互补性。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的高铁发展。这一种发展是全世界没有见过，只有中国才有这种高质量发展。很多人说中国的高铁科技都是抄过来，可能有一部分技术是，但中国高铁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并不是抄过来的。要做到这样的建造规模，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肯定需要某一种极强的能力。假如不是国有企业去做，基本上是没办法做出来的。很多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都无法完成这种伟大的基建发展。为什么中国可以做到这些呢？因为中国是国有经济，基建发展是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是让私企、民营企、外资企业，和一般老百姓享用。不能说国有经济体系没有问题，但你不能否定它的有效性。

这个治理体制在背后有一个深层的逻辑，这就是去年10月份习近平主席提到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内涵。中国式现代化的背后和底层原则是什么？我觉得是中国追求的现代性（modernity）。现代性跟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不一样的，现代化是有技术性的定义，就是具体做什么。而现代性则是底层逻辑和哲理，中国是一套文化，让一个国家如何发展到一个现代化的水平，这是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不像西方的现代性，西方的现代性是从文艺复兴、启蒙时代以及工业革命发展出来的一套思想。而中国的思想则是来自于几千年的文化历史沉淀。中国的文化历史被很多人误会，不少人认为中国文化历史是很单一的，而且是落后的。

中国的文化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包容性，不单有儒家、法家、道家，同时其他的「诸子百家」思想也还没有完全脱离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这些思想来自于春秋战国时期，今天还停留在我们身上。像是纵横家、兵家的思想，在今天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里显得越来越重要。这些思想的汇聚造就了今天中国发展中强大的凝聚力和韧性。除了中国本土的思想之外，我们也吸收了一些外面的思想，特别是佛教。佛教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但是佛教也能够跟道家、儒家、法家融合在一起没有冲突。在近代我们也吸收了马克思主义，还有很大程度的市场经济的思想。特别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整个体系展现出一种包容和多元性。

中国人也很愿意学习，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实践成果不一定完全对，但是当有所不对的时候，我们会作出反省然后再调整。调整时也会犯一些错误，但改革就是一个反复调整跟学习的过程。我们发现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同时具有多种相对力量同时存在的体系，新旧交替、中西方思想相融。中国本来是农业大国，自从新中国成立之后，进行了大量的工业化。照顾个人也重视集体。中国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同时它也没有忽略市场经济。中国有五年规划，但它也很愿意去尝试。除了农业外，还有工业。除了个人外，还有集体。除了中国式外，还有西方式。我想韧性是来源于这些地方，我们不是单一的静态体系，而是一个由不同相对力量同时产生出来的动态体系，这是我们传统中所说的阴阳学说，也是我刚才提到的阴阳家或者道家提出的概念。

在这个大变局的过程中，企业对于变化的理解是什么，企业他是否能成功，要看他的领导者和参与者，以及他的企业精神的体现如何。我在2016年的时候受到《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的邀请，在黑龙江亚布力替他们主持讨论会。这个讨论会有几位非常著名的中国企业家参与，包括王石、陈东升、冯仑和李东生，他们是92派，就是1992年甚至于之前的下海的一批企业家。主持这个讨论会时我问了他们很多问题，并总结了一些看法。后来我在他们的《亚布力杂志》里面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在不理想的状况中寻找理想》。当时这几位企业家所反省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中国整个环境很不理想，甚至没有公司法。公司法的初稿是在1992年才出来的，在公司法出来之前，中国没有公司的概念。从法律方面只有企业。没有公司怎么经营业务呢？当时冯仑说，严格来讲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都犯了错，我们都有原罪，因为我们在没有法定的环境里做了事情。但我们也有贡献，因为我们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些借鉴作用。后来者会看到我们所表现出来的企业家精神，优化我们走过的路。

在《在不理想的状况中寻找理想》这篇文章中，我也加了几个观点。我觉得这几位企业家是非常乐观的，他们觉得中国拥有极大的机会，我从他们的说法中感觉到企业家精神是需要清晰的脑袋，能看到未来，而且能够掌握到当下。要了解中国的特定状况，也是要拥有全球的视野，能够在雾里面，看到将来的轮廓，看到眼前的精雕细琢，能够冒险，同时也很谨慎，能够创新也能够脚踏实地。

回到我刚才所讲的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大的韧性，无论是集体或者从政府的角度，或者个人或企业家的角度，我们都是在两个端点上寻找一个平衡，而且这个平衡是动态的平衡。这个平衡今天是对，但明天可能就不对了。所以动态平衡是一种艺术，或者因为我们的文化、文明所产生出来一种内在的能力，一种个人和集体相融合的内在能力。

总结来讲，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里面，企业家更需要具备战略思维，要看大局。战略全局代表着全局观，凡事都要两面看，不能单独从一方面去考虑。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能盲目悲观。我觉得目前的局势对我们来讲是谨慎而乐观的。归根到底，中国强大的韧性，来自于中国的文化底蕴，以及改革开放之后很愿意进行反复的实验和学习，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在不理想的状态里寻找理想，而不是在不理想的状态里去埋怨或者躺平。这是我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跟不少中国企业家们的交流中感受到的。企业家需要具有忧患意识，又能保持乐观态度。这种精神在今天亦是特别难能可贵的。

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马老师，谢谢各位。

*本文整理自谢祖墀博士在“ICB新视野”活动演讲录音，文中提到的“马老师（马博士）”为港大ICB助理院长马陈杰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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