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我越来越像个“储蓄狂”了

2023-05-01 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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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读者：小河怪

终于迎来了一月一度的“出粮日”，漫长得像是等了一年。“出粮”一词源于粤语，意思是“发工资”。当年大学毕业的我在广州成为社畜，初听到这个词语时，简直要拍手称妙，觉得它一语中的。在过去农耕时代，人们填饱肚子靠的是地里的粮食；如今在工业文明和雇佣关系下，工资就是粮食，断工资就是断炊，是会让人心慌的。

《三悦有了新工作》剧照

当然，出粮了我也心慌——真是少得可怜啊！我看着入账短信，盯着那万元大关都没迈过的数字，像是在指尖珍惜地摩挲零丁的几个铜板，一边自怨自艾，一边小心翼翼地转进某宝存起来。老公在一旁听到了，说，发工资啦？记得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你的幸福预算一直都没用。

“幸福预算”是几年前我俩设立的一项计划，每人每月400元，考虑到物价上涨，逐年递增100，现在已经700了。通过幸福预算，我们可以在每个月用来买自己喜欢的物件，也可以提前支取好几个月的用以购买一次性花费大的物品，比如手机电脑之类的。其实，这就是一项自立的消费名目，旨在“创造幸福感”，又避免了过度消费（说白了就是穷）。

这个概念是当年老公提出来的，因为他看我对自己太抠了，抠到一批内衣内裤如果没有穿烂就永远不会换的地步，初衷就是为了鼓励我花钱，犒劳自己，及时行乐。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说动我，更因为我是个如假包换的“储蓄狂”。每次出粮，快乐一秒，生活的大山马上压过来：上有老下有小，还有房贷，不能花，得存起来——人到中年，“危机感”与我前胸贴后背，已经成了我的精神内核。

《凪的新生活》剧照

去年六月份，老公的爸爸忽发脑中风，一开始是嘴巴歪、流口水，很快发展到了走路摇晃、言语不清，最后卧病在床动弹不得。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得一场大病，也是我和老公第一次面对家人的病痛。因为某些原因，他爸爸耽误了治疗，后面用了半年时间慢慢恢复：住院、用药、调理、复健……每一环节都是钱。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身体的复原就是用钱堆出来的，现实的很。老公的父母没有退休金，治疗的开销自然落在我们肩上，前后共花了6万有余。现在，他爸恢复得不错，除了右手还有些不利索，其他行动都和以前差别不大了，真让我们长舒一口气。这次治病，让我看到了父母迈向衰老的紧迫事实，随时都有急用钱的可能，用多用少还没定数，我们得随时拿得出来。

和我这个“储蓄狂”成极致对照的，是老公的弟弟，一个有多少花多少的人，不爱存钱，看不起存钱，劝告也不听。虽然有不低的收入，但从没存下多少，是个名副其实的“月光族”。这种生活方式在我看来，简直就是踩钢丝。有好几次因为急用钱，他拿出一万都够呛，问我们借，让我颇有微词，也让我对不存钱所招致的后果更加避而远之了：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存的就是一份安全感；拿不出钱？那太恐怖了。

《大约在冬季》剧照

除了老人看病要用钱，还有房贷残酷地摆在眼前。这是一笔每个月近万的刚性支出，几乎断掉了我们的所有胆量——辞职？不敢。自由职业？不敢。对其他领域感兴趣想尝试？不敢。有时真是觉得，在可预见的漫长未来，我们的生命和房子紧紧捆绑在了一起。有一天，老公加班晚归，疲倦地叹道，要不是这房子，咱们的生活可以松和很多吧？要不，把房卖了？我看着他半认真半开玩笑的样子，又看着还没一岁的娃，也叹道，可以啊，等她长大成人远走高飞了，咱们把房卖了，旅游去。

当初为了顺利结婚买的房，今后还得继续成为娃的港湾。把房卖了去租房，开销的确会减少一大半，代价是居无定所——说实话，当妈后我真的没这勇气。

人到中年，“为奴”的身份只会继续增加。除了房奴，去年我们又晋升为孩奴。娃如果不怎么生病，开销倒也还好，但我知道未来的教育支出是大头，比如楼下幼儿园每个月四千，比如娃各种兴趣爱好的培养——我无意成为一个想卷的家长，但我害怕当娃对某样东西感兴趣而那东西又不便宜的时候，自己会因为钱而难堪，脑补的画面是：娃爱上了钢琴，指着这个庞然大物对我说，妈妈我想学这个！我在一旁强撑笑容，好的宝贝，感兴趣咱就试试。

想想就让人扶额，一分钱我都舍不得花了。如今，幸福预算反倒成了我的变相储蓄动力——这个月没花，当存钱了。

《我在他乡挺好的》剧照

大概就是因为这样的危机感和生存压力，放眼世界，中国人有着位列前几的储蓄率。这或许这和我们的历史经历、偏保守的文化观念和生活习性不无关系。记得以前看过一种说法，认为我国之所以能够每次在金融危机里免遭重创，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人的高储蓄。“正因为有像我这样爱存钱的人，才得以抵御经济危机。”我戏言，为自己的守财行为正名。老公看我一眼，说：“过犹不及啊。要是我也像你这样一毛不拔，谁来拉动消费。”我撇撇嘴，还是自己的安全感重要。说是为抵御经济危机做贡献，最主要的还是抵御自己的“经济危机”。

这种抵御危机的安全感需求长久以来伴随着人类。《制造消费者》一书的作者安东尼·加卢佐是这样描述的：

「……在“古老的有机系统”中生活着，人们处在极度贫困和极高死亡率的环境里，饥荒和疾病带来的生存斗争深入人心，人们的这些心态可以称为“生产心态”，在这种心态下形成的社会文化更注重节省，崇尚工作，提倡朴素和精打细算的生活方式。钱对人们来说更像是“救命稻草”。由于饥荒经常发生，要是有一年歉收，人们就会面临生存问题。人们必须少花钱，多生产，要以可持续的方式生活。因此节约、勤奋和谨慎是当时大多数人赞许的禁欲主义品德……」

《去有风的地方》剧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活在21世纪的现代人，面对着21世纪的时代困境，也何尝不是一种“生产心态”呢？丰富的物质下是很大的生活压力，依然让人难以放松，不敢轻易恋爱结婚生娃，怕养不起一个家，可谓是一种当下的“禁欲”。不管自己想不想，在认真地、长久地走进一段关系之前，总避免不了三思——钱包、房子、感情，都备齐了吗？想来想去，可能还是觉得自己一个人省事。

退一步讲，早在独立面对生活之前，我从小也是在这种“生产心态”教育下长大的，“勤俭节约”“延迟满足”不停地被长辈们强调为一种生存智慧：“要学会忍耐，好处在后面。”小学二年级时，我在一些方面表现出了超越同龄人的自律能力，比如每天放学回家，只允许自己做完作业才去玩。“不要图一时之爽而误了未来”，像恒久的警钟在我脑子里长鸣。

常年的自控、较低的物欲、存钱的“爱好”、挥之不去的危机感，到底孰因孰果，在我身上已经搞不清了，也许它们都不是因，穷才是。不管怎样，我只感到中年的自己似乎已经失去了“及时行乐”的冲动和渴望，或者说，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