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育市场失意三年：市场化遇挫，普惠园爆满，幼儿园进场

文｜南方周末记者 李玉楼

责任编辑｜吴筱羽

如何照料两岁的小女儿，职场妈妈张项算过一笔账：要么请父母看着育儿嫂照顾，那要在小区内再租一套房子，租金6000元，育儿嫂月薪7000元。或是送去托育园，价格5000元。

张项是广州一名公立小学老师，女儿1岁前，她只需在家中上网课，但学校2020年秋季复课后，问题摆在眼前。

5000元，这也是王荣辉算的账。她创办的托育机构纽诺，在陆续关闭之前曾是珠三角最大的托育品牌，常规收费五千多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下调至四千多。王荣辉算的账是，珠三角的年轻女性大多能找到一份月薪6000元以上的工作——花费四五千送托，保留自己在职场的竞争力，比回家全职带娃更理性。

不同家庭的选择，背后有不同考虑。国家卫健委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幼儿入托率为7%，相较三年前提高了1.4个百分点，远低于35%的送托意愿——观念、价格、信任度和监管政策，共同拨动着这些数字升降。

2019年被称为“托育元年”。这年5月，国务院发布3岁以下托育服务规范文件，令人想起新千年之前遍布全国各地的托儿所。这项面向0-3岁幼儿的照护服务被各界寄予厚望：家长希望其解决看护难题，政府希望其提振生育率，资本则预估这将是千亿级的蓝海。

三年过去，托育行业的脆弱在疫情下更为凸显——入托率仍维持个位数，新出生人口持续下滑，风险投资大量退出，还在运营的园所多数亏损，但仍有中小投资者入局。

按照规划，中国将在2025年建成600万个缺口，根据国家卫健委近期公布的数字推算，目前仍有三百多万缺口。一些迹象显示，政府将在托育服务中承担起更重要的角色。

2022年4月9日，广州塔附近某商场二楼一角，王荣辉的一个托育园刚关闭不久。这个园两面采光，拥有独立出入口，窗上印着“宝宝交给纽诺，爸妈安心上班”。张项曾每天把女儿送到这里。

大门如今已被房东锁上，门上贴的催租单落款为4月2日，房间里空空荡荡，漂亮的浅黄色家具上布满了灰，门头挂着12周年庆的装饰——2021年是王荣辉入行的第12个年头。

2009年，王荣辉开了一家早教中心，一千多平方米的园区位于刚发展起来的广州CBD珠江新城。王荣辉回忆，装修就花了两百多万。

那是她创业的开端，在此之前，王荣辉曾在外企担任人力资源总监，生育第一个女儿后回归家庭。

2013年，王荣辉的早教中心转型为托育园，彼时托育园在国内市场还很少见，但凭借早教中心攒下的口碑，托育园招生情况很好，用王荣辉的话说是“一位难求”。

在中国，早教中心和托育都面向0-3岁幼儿，前者提供一小时以内的课程，大多是父母周末带孩子参加，后者则在工作日提供全日制照护服务。

由于客群重合，时间互补，早教机构是托育行业较早一批入局者——工作日开托育园，周末上早教课，这个模式被称为“早托一体”。

通常认为，早托一体能提高人员和场地利用率，但王荣辉没有选择这一模式。她在2019年一次演讲中表示，2016年接触投资机构时，就参照美国、新加坡的政策规范建设园区，因此能在2019年规范出台后平稳过渡。

规范指的是国家卫健委2019年出台的《托育机构设置标准》，标准对托育机构的面积、布局、楼层作出严格要求。

王荣辉的托育园更多开在社区，并在选址和建设时考虑到规范标准，而早教机构大多开设在商场内，很难通过改造符合要求。

2019年倒下的早托机构凯瑞宝贝便是一个例子。

这家机构在上海曾拥有五十多家门店，上海的托育监管政策出台后，该公司耗费大量资金用于改造合规，但截至倒闭时，只有1家门店完成登记备案。

由于相关政策出台，2019年被业内称为“托育元年”。风口之上，王荣辉的纽诺在这一年完成了B轮融资，当年31个园区实现营收1亿元，亏损一千多万元，年底时，账上躺着三千万元现金，足够维持公司6个月的开支。

疫情的影响正好持续了6个月，到2020年6月底，广州市允许托育机构复课，退费成为王荣辉首先面对的难题。

2岁半幼儿是入托的主要人群，父母通常让他们在托育园度过一个春天，以便适应9月开学的幼儿园生活。

然而，2020年整个春天都在疫情中度过，当托育园复课时，这些孩子已经可以上幼儿园，退费问题随之出现。

与校外培训行业类似，托育行业也采取预付费，纽诺的常规班通常预缴三个月，托婴班等特殊班型预缴六个月。

纽诺与家长签的合同中退费条款显示，在不同情况下，家长退费时需承担18.5%至50%不等的损失，多位家长因此与纽诺对簿公堂。

按照王荣辉的逻辑，尽管孩子没有接受托育服务，但园方为其准备托位已有固定投入，面对疫情等不可抗力，家长应与园方共同承担损失。

但上述逻辑和条款未能得到法院认可。多份裁判文书显示，法院判决纽诺全额退还家长预付费，有的还要求纽诺支付利息。

纽诺提供的数据显示，在疫情后累计退费3000万元，目前仍有几百万尚未兑现的退费。

2022年3月17日，王荣辉发文坦承公司经营困难，安抚要求退费的家长和刚被欠薪的员工。这篇长文引发广泛关注，同时也引发对其创业经历的大量质疑。

2022年4月9日，广州塔附近某商场二楼，刚关闭不久的一个纽诺托育园。 （南方周末记者 李玉楼/图）

王荣辉的自述文章发出后，多家纽诺托育园宣告闭园，愤怒的家长涌入评论区讨要退费——一位3月2日缴费的家长质疑，为何在闭园前夕仍在招生和收费。

王荣辉对此的解释是：“原本希望在春节后能招生提高满园率，改善现金流，但事与愿违，导致公司现金流枯竭。”

每年2、3月其实是托育机构的旺季。春节一过，家长需要解决孩子的照护问题，大量2岁半幼儿会被送往托育园。3月中旬之后，招生季也接近尾声。

但2022年3月，受广深零星疫情影响，纽诺尚在营业的十余家托育园只招到了13个新生。

按照测算，纽诺的满园率在60%时收支平衡，疫情前，平均满园率达95%，2020年疫情后下降至75%，2021年广州疫情后，满园率始终徘徊在50%左右。

近三年来，疫情多在春天加剧，“精准打击”了托育招生。到秋天获准营业后，原先报名的孩子却已进入幼儿园。

这是连锁托育机构共同面对的问题。全国政协在2022年初调研发现，目前全国有九成以上托育机构是营利型企业，2021年，超七成已备案托育机构亏损运营，“普遍面临前期投入多、运营成本高、投资回收周期长、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

而托育行业盈利难的问题，早在疫情前就已浮现。广证恒生发布的《2020年托育行业白皮书》显示，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1至10月就有26家机构的上百家托育园关闭。

上述白皮书重点分析了三个案例，其中茂楷和纽诺教育已先后爆雷，前者是定位高端客群的连锁托育机构，曾获得上亿元融资。

“疫情放大了托育行业原有的脆弱性。”风险投资人李忠分析。“托育元年”到来前的2018年，他参与了对多个托育项目的尽职调查。

2018年时，教育行业还是资本追逐的风口，但当年出台的学前教育新规禁止幼儿园资产打包上市，一些资本转而关注0-3岁的托育市场。

那一年，李忠在长三角地区看了近百家托育园，单园投资两三百万，基本都要四年以上收回投资，净利润率在10%左右。

观察一段时间后，李忠发现，相较于投入大，回报周期长，托育行业的致命弱点在于“波动大”。

“春天去看园时孩子很多，10月再去就很空了，原因就在于大部分孩子只是在托育园过渡几个月，年龄一到就去上幼儿园了。”李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淡旺季如此明显，跟别的教育行业很不一样。

到2018年底，上海出台了全国首个托育行业标准。“按照标准，原先考察的机构合规难度很大。”李忠说。

相较于风投，入局托育的更多是探索新业务的教育机构。

贝思优是爱绿教育集团旗下的托育品牌，后者主要运营连锁幼儿园，2017年起涉足托育行业。

贝思优托育总经理章苗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刚开始我们觉得托育跟幼儿园类似，都是全日制地照顾孩子，但后来发现商业模式还是非常不同。”

在李忠看来，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招生情况和消费周期。

他观察过北京天通苑附近多家幼儿园和托育园，其中一家1200平方米的民营幼儿园，每学期200个学位基本满员，附近有一家托育园，面积近500平方米，大约能容纳60个孩子，但2019年全年托位利用率不到50%。

“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李忠说，这家托育园开业前也做过市场调查，社区内有超过一半受访者表示有送托意愿，但实际送托率并不高。

价格可能是关键原因。贝思优经营着十多家公建民营的普惠型托育园，其中有六家在上海，每月托费不超过三千元。章苗苗说，普惠型托育园的招生情况很好，平均满园率达90%。

一些迹象显示，政策制定者已经注意到社会办托的经营风险，政府或发挥更大作用。

2022年3月30日的全国托育建设工作会议指出：“托育服务设施项目属于政府主导、早晚都要干、有收益的公共服务项目”“鼓励通过公建公营、公建国营、公建民营等方式加快推进托育服务体系建设”。

“政府主导”在近年有关托育事业发展的官方表述中较为罕见，以往文件中大多是“政府引导”或“政策引导”。

更早意识到经营风险的从业者，则决定主力拓展公建民营模式的普惠型托育园，贝思优如今旗下半数以上托育园都是这一模式。

贝思优在上海的6家公建民营园，大多是2018年前承接的。彼时，上海妇联牵头设立一批托管点，由街道负责提供场地和装修，各区通过邀标的方式委托第三方机构经营，按照每月3000元以下的普惠价格经营。

章苗苗回忆，当时有四十多家企业进入第三方运营单位白名单，建成近四十所托管点，大多运营至今。

这些公建民营园区无需支付租金，疫情停课时也不用担忧房东锁门，鲜少倒闭。此外，政府背书加上普惠定价，使其保持90%以上的满园率。

“托育首先要解决信任问题，街道公建民营托育园更容易获得家长信任。”章苗苗说。

2018年由教委牵头托育工作后，上海未再新批公建民营托育园，但一些企业扮演了与“公建”类似的角色——一些国企低价将物业出租给托育机构以体现社会责任，部分民企则邀请机构将托育园办在企业内，并提供部分补贴。

罗轶麟是上海大型直营托育机构好姑姑的创始人。2022年3月，上海疫情暴发前，他专程前往广州，考察能否接手部分纽诺园区，但高昂的租金和不明朗的疫情令他犹豫。

2022年4月11日和南方周末记者见面时，罗轶麟旗下数十家托育园因上海疫情影响已停课，这当中，公建园和租用的国有物业是他抵御疫情影响的压舱石——这些园区租金大概率可获减免。

“托育行业利润率不高，必须想办法控成本。”罗轶麟的应对方法是，把日租谈到每平方米两元以下，把单园装修成本控制在一百万以内，尽可能找国企物业，降低疫情下的经营风险。

在二三线城市，地方政府也正通过公建民营增加托位。

好姑姑在宁波、杭州等地拓展了多个公办民营园区，这类园区由政府提供场地和部分补贴，运营方装修改造后，按照普惠收费标准提供托育服务。

上海市人口早期发展协会婴幼儿照护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陈大涛也发现，2019年以来，政府在行业中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普惠托育最大的障碍就是成本高，公建民营是一种很好的成本分摊模式，由政府分担租金和装修成本，运营机构可以实现普惠定价和长期稳定经营，”陈大涛分析，“公建民营未来将成为普惠托育的核心解决方案。”

而相较于纯公办，民营机构的一大优势是能灵活应对需求。

即使同在上海，不同区域的园区也会面临不同需求——新上海人集中的区域大多没有老人协助带娃，家长希望能到傍晚七点来接孩子，而老城区的外婆，则希望四点就把孩子接回家。

2019年3月，广州市某托育园。 （视觉中国/图）

各种新政为托育行业解困的同时，也带来新的风险和挑战——普惠园所的出现，挤压了市场化园所的空间；补贴侧重于公办机构，则使得民办普惠园受冲击。

2018年率先出台规范政策后，上海将托育服务工作的牵头管理部门确定为市教委，这与全国层面由卫健委综合协调不同。

上海市教委成立了“托幼工作处”，鼓励幼儿园向下延伸开设托班，以此加快释放托位供给。

这些举措与上海新出生人口的变化有关——2021年上海市常住人口出生11.6万人，相较五年前减少近半。

“如果不开设托班，幼儿园很快会出现学位闲置。”2021年秋天开始，陈大涛不时接到一些幼儿园园长打来的电话，他们发现孩子少了，招生难了，想要把业务拓展至0-3岁的托育。

上海市教委2021年1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开设托班的幼儿园有732所，占托育机构总量的67%，幼儿园可提供托位3.3万个，占托位总数的69%。

价格方面，上海公办幼儿园设置的托位享有与幼儿园学位同等的生均补助——每生每年3.1万元。

这使得公办幼儿园托班收费很低，示范园的托班每月收费700元，一级园托班270元，二级园托班220元。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办托班，每生每年补贴为1200元。

幼儿园办托，客观上挤压了市场化托育机构的空间。

与上海市2019年9月的数据相比，2021年11月上海幼儿园提供的托位数增加1.7万个，同期，主要由社会力量举办的托育园托位数增加三千多个。

“幼儿园托班主要面向2-3岁幼儿，社会化园所目前主要聚焦0-2岁和中高端市场。”一位从业人士分析认为，两者存在定位差异。

新出生人口减少带来了全方位的影响。

为了确定一个街区是否有足够新生儿，罗轶麟会参考数十项相关数据，其中包括观察社区医院的疫苗接种点排队情况——他说这个数据很准。

随着三孩政策落地，托育与生育政策的联系愈发紧密，托育补贴的方向也开始调整。

2022年2月发布的《上海市促进养老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提出：“建立补需方与价格改革联动机制。”

补需方指对服务需求方进行补贴，与对托育机构等供方补贴相对应，目前国内对托育的补贴主要集中在托位建设、托育机构运营等方面。

江苏则在2021年就提出：“鼓励探索发放托育、家政、健康等领域的服务消费券。”这被业内称为“首次通过政府文件的形式把托育服务票券引入民众视野”。

多位受访者对“补需方”新方向表示欢迎，一些民办园难以达到机构补贴门槛，希望通过需方补贴获益。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2022年2月，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推出了家庭托育补助政策，符合条件的幼儿在区内托育机构入托，可享受每月400元补助。

市场化办园、公办托育、公建民营、公办民营之外，另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托育模式也在复兴。

李维扬的托育园开在武汉东湖高新区一个住宅小区里，小区均价2万元，两百多平方米的大平层，月租只需七千。

2021年7月，李维扬合伙经营的托育园倒闭，她和2位老师带着11个生源，开设了这个家庭托育园。

监管部门将这类设在住宅里的小型托育园称为家庭托育点，李维扬则在门口挂着“共享托育”的牌子。

时髦的名称并未吸引年轻的父母，反倒招来了小区里带孙的老人，他们年龄在五六十岁，大多有退休金，希望每天能清静半天——“半日托”是最常见的选择。

2021年底，李维扬一次性招到了3个孩子，介绍人是街道老年合唱团的张阿姨。

张阿姨和两个队友都想参加区里的新年音乐会，但带着孩子没法排练，发现李维扬的托育点后，队友们一拍即合，一块儿把孩子送来。午饭后送托，下午五点前接回，每月收费1500元。

张阿姨考察过小区周边的托育园，要么没有半日托，要么收费是全日托的八折，也要3000块左右——对于她每月6000元的养老金来说，有点贵。

“我其实只是需要一个帮忙看孩子的服务。”张阿姨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罗轶麟也注意到，付钱的许多是幼儿的祖父母。“做出决定的不只是90后父母，更可能是70后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罗轶麟分析，这一代的祖父母可能更不愿意全职带孙了。

李维扬的托育点如今有18名幼儿，大多是小区内的孩子——该小区约有两千户居民。

开园之前，李维扬担心遭到业主反对——武汉尚未出台对家庭托育点的规范标准，一旦被举报，托育点就可能被关停。

最终选定的房子是一梯一户结构，楼下是架空层，楼上一层暂时无人居住。进场布置前，李维扬敲开了楼内每户邻居的房门，征得了13户在住邻居同意，其中一户还把女儿送来托育了。

“像我们这么幸运的是少数。”李维扬所在的一个家庭托育从业者群里，每天讨论最多的，便是如何应对业主举报。

另外，全国范围内尚未出台对家庭托育点的规范要求，使其长期处于灰色地带，难以规范化发展。

事实上，在行业规范化之前，家庭托育点提供了数量庞大的托位，一位业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上海2018年之前有两千多家托班，大部分开在住宅里。

游离于监管之外也有好处，例如疫情时期的停课复课，自主空间大很多。“我们基本跟中小学复课保持一致。”李维扬说。

从政策来看，家庭托育点规范化是大势所趋，《“十四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实施方案》就提出：“要探索发展家庭托育点等托育服务新模式新业态。”

2022年4月11日，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为辖区内一个家庭托育点颁发了牌照。一位业内人士透露，其实已有多地为家庭托育点办理登记备案，但台州此例是第一个公开在媒体宣布的。

2022年4月8日，《人民政协报》援引国家卫健委数据称：“目前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约3727万，超过35%的婴幼儿家庭有入托意愿，但实际入托率仅为7%左右。”

与2021年相比，0-3岁人口下降了四百多万，入托率提高了1.5个百分点，对应的入托人数由231万上升至260万左右。

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司长杨文庄近期表示，应按照每年新增100万个托位，为新建、改扩建机构提供100亿元建设补贴。

面对2025目标和三百多万个托位的缺口，政策发力更为明显，但对王荣辉这样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托育创业者来说，风口三年连连遇挫，纾困新政中依然蕴含着挑战。如今她试图保存下最后一两个园区，其中一个园区的业主提出，愿意以租金入股。

（应受访者要求，李忠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