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博览》│王亚南：以马列为矢，以育人为先

经济学之名本就内涵了经世济民的使命，注定要与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洪流紧密相连。在近代，中国社会矛盾随着硝烟与炮火日益尖锐，中国经济学家满怀热忱探索民族救亡图存道路，或是自请到海外学习先进经济思想理论，回国积极投身教育事业，为国家培育一批批新青年；或是立足中国本土实际，探索建立中国的经济学，为民族独立、社会经济发展呕心沥血。这些先行经济学家们既扮演着引入、传播和创造先进理论的角色，也承担着参与、分析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任。王亚南先生的一生便是艰苦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持之以恒育桃李的典型示例。

王亚南，字渔邨，原名直淮、际主，1901年生于湖北黄冈团风县，少时读书极为勤勉，其“伏案苦读、焚膏继晷”的求学事迹广为盛传。他1922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期间受到董必武先生启蒙熏染，毕业后投身大革命洪流；1928年于杭州大佛寺偶遇毕生至交郭大力，机缘巧合下两人发现彼此在研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上志趣相投，故决心共译《资本论》三卷。后因生活所迫，王亚南赴日本留学，其间阅读了大量马克思的著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愤然回国，择以教书译书为业，相继翻译了《国富论》《经济学原理》《人口论》等经济学巨著，为后期《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此外，他的著作《经济学史》《中国社会经济史纲》《中国经济原论》等也相继出版，奠定了王亚南在经济学术界的地位。

首次完整翻译《资本论》三卷

1935年，王亚南旅居欧洲两年后，回到上海与郭大力会面，他们都意识到中国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这一股清新之风吹散革命道路上的迷雾，故二人下定决心，正式对《资本论》三卷进行翻译。当时中国正处于硝烟弥漫的动荡时代，他们一边遭受着食不果腹、疾病缠身的痛苦与折磨，一边又不停地躲避着反动势力的肆意压迫，但他们从未屈服，终日埋头苦干，废寝忘食，俨然将《资本论》作为精神食粮。直至1938年，《资本论》三卷中文全译本成功出版。青年学者欢呼雀跃，奔走相告，频频写信登报称赞他们“翻译世界第一部伟大的著作，是翻译界一个巨大的收获”，是“无畏的学者和勇士”。王亚南和郭大力历经艰辛完成的《资本论》中译本是当时中国最完整的译本，成功地为国内读者揭开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的面纱并展露其全貌，让中国学者可以全面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

其后，王亚南又两次配合郭大力一同对《资本论》译稿进行咬文嚼字式的修订。随着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研究的深入发展，我国学术界对《资本论》的研究，不再停留在简单翻译阶段，而是进入到更为复杂的专题研究和实践阶段。同时，王亚南也全身心投入《资本论》的科学研究中，对《资本论》的研究方法、结构体系及现实意义等内容都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善于用批判思维看待《资本论》所引发的争议，时常结合我国实际加以分析，为社会正确运用《资本论》科学研究探索道路。

近代中国

半殖民半封建经济形态的论证者

如何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近代学术研究热点问题。在194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一书中，王亚南运用《资本论》的原理和方法，从土地和劳动力两个基本生产要素入手，以理性的目光深入剖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包括商品、货币、资本等形态，并始终以揭露帝国主义支配下，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体制下存在的内部矛盾和规律为使命。王亚南先生科学论证了鸦片战争以来，旧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观点，其撰写的《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围绕封建地主经济理论做了系统论述，被史学家称为“第一个对中国社会发展法则作科学的系统的说明者”。

王亚南应用《资本论》研究中国封建经济表现为以下三种特色：一是从罕见的政治经济学角度探索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基本运动规律，王亚南指出，“中国传统的封建经济形态只有从政治的角度加以剖析，才能看出它的本质”；二是强调从中国的具体历史实际出发，结合《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和规律的论述，运用比较研究法认识中国封建经济不同时期所呈现的不同发展特征和规律；三是绝不为历史而历史，而是通过对中国封建制度历史的研究，探索现实和理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评价道：“王亚南先生不但是翻译家、教育家，还是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的理解很通透。不只是翻译《资本论》，王亚南先生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旧中国经济形态进行了深刻剖析……”

“以中国人的资格”

创建中国的经济学

王亚南认为凡是致力于“中国社会经济之科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在面对西方舶来理论乃至于《资本论》等先进思想时，不应照搬全收，而应以“中国人的资格”加以批判研究，即结合中国实际“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它区别于舶来政治经济学之处在于：一是“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二是“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对此，王亚南也以身作则，在《致中山大学经济学系同学一封公开信》中说道：“我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文句、自己的写作方法，建立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并依据这个体系，把它伸展延拓到一切社会科学领域。”

此外，王亚南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论述了创建“中国经济学”的必要性。一是需要提出“中国经济学”来对广义政治经济学予以补充和完善；二是中国经济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中国经济学”的科学指导。王亚南认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存在难度，故对中国经济实际形态加以详尽的研究具有充实作用。他曾言：“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不是在观念上耍把戏，而是为了要对中国社会经济改造有所贡献，希望诸位切不可忘记中国的现状，要用理论去解决中国的问题，即以中国人的立场去研究中国的经济学！”此外，王亚南反复强调要将中国实际与马克思主义一般方法论相统一，其著作《中国经济原论》便体现了王亚南如何将《资本论》一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批判思维，是学术界内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成功典范，至今仍被誉为“中国式《资本论》”。

主政厦门大学，

弘扬学术自由思想

1950—1969年，王亚南受邀担任厦门大学首任校长。办学治校期间，他指出要对文理一视同仁，反对重理轻文行为，强调大学教育结构务必遵循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鼓励多科性综合大学加强理论教育，坚持教研统一，形成人才培养优势。此外，王亚南还十分鼓励高校要树立民主平等的学生观，倡导“自己学习自己研究”，营造自由研究的学术风气，推动学生自由发展，时刻践行以生为本的理念。他指出，“双百方针”不仅是学术自由的基本方针，也是办学治校实践中务必贯彻落实的实践原则，并时刻强调，“我们提倡百家争鸣，是为了发现真理，百家争鸣不但没有与马克思主义相抵触，而且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途径，因为马克思主义向一切真理敞开大门”。同时，王亚南还致力于培养莘莘学子的社会主义道德品质，主张育人为本，立足社会实践，坚持德育务必响应国家需求，培育一批批有知识、有品德、有想法的时代新人。

1969年，王亚南教授与世长辞。六十余年勤勉耕耘，三十多载讲坛岁月。他以开放性、批判性的学术视野、百折不挠的学术精神、自由至上的学术理念，在中国经济学和中国现代教育道路上留下了开拓者的脚印，不断引领新时代青年学者朝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向继续前进，当之无愧为“中国的、实践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教育学家。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本文刊载于《金融博览》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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