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孩子应该知道的中国古代的史书
大家好，我是安斌。
关注历史，是中国文化由来已久的精神传统。
直到今天，《万历十五年》、《明朝那些事儿》这类历史读物常年高居图书畅销榜，《汉武大帝》、《大明王朝1566》之类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也经常被搬上荧幕。
就是你出门打车，司机师傅也会一边听着历史评书，一边兴致勃勃地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品评一番。
中国人的关心历史，跟其他国家一比就更明显。
比如印度人就没什么历史观念，他们只关心神灵，对真实世界发生过的事毫不在意。
▲ 玄奘法师像
这导致印度的史料非常缺乏，以至于当代学者要研究印度历史，反而需要参考来自中国的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历史？
古人写史书主要有两个目的：
一是褒善贬恶，通过记录历史对人们的行为起到规范约束作用。
所以史官的精神是秉笔直书，就是如实记录所发生的事情，不隐恶，不溢美，为此他们甚至不惜付出生命。
春秋时期，齐国的权臣崔杼杀死了齐庄公，齐国的太史写下了“崔杼弑其君”，结果被杀；太史的弟弟接任，又写“崔杼弑其君”，又被杀；另一个弟弟还是坚持这样写，又被杀；最小的一个兄弟照旧这么写，崔杼终于手软，任由史官记录下了自己的污点。
当时南方有一个叫南史氏的，听说齐国的史官相继被杀，背起竹简就往齐国走，等到听说崔杼终于服软，才从原路返回。
▲ 孟子像
历史能够让作恶的人有所顾忌，所以孟子说：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因为历史有褒善贬恶的功能，对古人来说阅读历史也就成了一种道德教育。
于是，《三国演义》里一手捋长髯，一手捧读《春秋》的关云长，就成了忠义的化身。
二是总结历史的经验。
▲ 司马迁像
司马迁如此总结自己写作《史记》初心：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 司马光像
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北宋的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就是希望自己写的史书可以成为皇帝治理国事的借鉴。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读历史可以获得人生智慧，这也是中国人爱读历史的一大原因。
最早的史书都是由史官编写的。
有专门记录言语的，比如现存最早的史料《尚书》就是周王室的史官保存的上古帝王的讲话稿汇编。
还有专门记事的，这类史书就叫“史记”，或者叫“春秋”。
最早“史记”、“春秋”并不指特定的一本书，而是各国记事的史书的通称。
先秦的各国都有史记，只是除了鲁国的《春秋》，全都没有流传下来。
秦统一后焚书，史书是焚烧的重点，所以这些官方独一份的珍贵史料都被烧掉了。
直到司马迁写《史记》时，想到这一茬还痛心不已，连写了两个“惜哉”！
为什么独独鲁国的《春秋》流传了下来呢？
因为鲁国的《春秋》被孔子编成教材教授门人，被儒家奉为经典，得以在民间广泛流传。
因为副本够多，所以逃脱了秦火。
而其他诸侯国的史记都从此湮灭了。
到了西晋的太康年间，一伙盗墓贼偷盗魏襄王的墓，发现了很多竹简，其中有一部《竹书纪年》，竟然是先秦时魏国的史记。
可惜《竹书纪年》到北宋时就又失传了，我们今天只能看到一些片段。
所以，我们今天唯一能完整看到的先秦列国史记就是鲁《春秋》。
《春秋》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间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正是因为这部书，我们才把东周的前半段称为“春秋”。
《春秋》记事的特点是非常简略，几乎就等于新闻标题的罗列。
随着春秋后期文化从官方下移到民间，出现了私人编著的史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左传》、《国语》、《战国策》。
《左传》又叫《春秋左传》，相传由左丘明所著。
汉代人把《诗》、《书》、《礼》、《易》、《春秋》称为儒家的五经，而解释经的书就叫传。
那么《左传》是一本什么书呢？
如果说《春秋》是新闻的标题，《左传》就是把新闻展开叙述了一下。
《左传》叙事生动有趣，文学价值非常高，历来都受到读书人的推崇。
《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史，以记载言论为主，传说作者也是左丘明，但也有学者说不是的。
《战国策》严格来说并不能算是史书，因为里面的篇目大多出于纵横家之手，之所以叫《战国策》，是因为纵横家也被称为策士。
当时的纵横家如苏秦、张仪游说诸侯、纵横捭阖，都是吹牛不上税的主，所以《战国策》记录的历史并不可信。
可惜因为秦焚烧了各国的史记，《战国策》就成为了战国时期最重要的史料。
不过史实虽然不靠谱，《战国策》的文学价值却非常高。
这很容易理解，既然是游说，就需要讲究修辞。
《战国策》常常用铺排和夸张的手法，绚丽多姿的辞藻，呈现出酣畅淋漓的气势。
宋代的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的文风，就深受《战国策》的影响。
《春秋》、《左传》还有后来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都是编年体史书。
▲《春秋》的编年体
所谓编年体，就是把发生的事，按照发生的年份，一年一年写下来。
编年体有个好处，就是事情的先后次序很清楚，某一年发生了什么事，一目了然。
但如果你想搞清楚一个人物的生平，那就麻烦了，因为他的事迹散见于各个年份之中，尤其如果这个人活得很长的话......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所创立的纪传体，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其中：
“本纪”是帝王的传记；
“世家”是王侯大族的传记；
“列传”是出身不高的杰出人物的传记。
不过司马迁自己也没有严格遵守上面的分类标准。
比如孔子出身没落贵族，起义反秦的陈胜出身贱民，按道理都是没资格进“世家”的。
但是司马迁分别为他们写了《孔子世家》和《陈涉世家》，这表明了司马迁对他们的特殊的推崇。
纪传体这种体裁便于塑造人物形象，所以《史记》里很多篇目写得生动有趣，艺术性极强，已经有后世小说的雏形。
难怪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因为纪传体这么好用，所以历代官方编修的正史都是用纪传体写的。
纪传体史书里最重要的是所谓“前四史”：
《史记》 司马迁
《汉书》 班固
《后汉书》 范晔
《三国志》 陈寿
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就把《史记》《汉书》等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钦定”为“二十四史”。
自此，“二十四史”就几乎成了中国历史的代称。
EASTWEST
写在最后：
正儿八经的史书就有这么多，这还不包括浩如烟海的野史笔记。
所以我才说，关心历史是中国文化深入骨髓的精神传统。
我们前面提到，古代史家写历史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褒善贬恶。
他们有一个信念，那就是通过自己的秉笔直书，让那些身处高位的人做起恶来有所顾忌。
这不能说一点作用没有，但作用也十分有限，因为写历史的人很容易受到当权者的收买甚至威胁。
先秦的贵族当权者做事还有底线，所以史官还能保持一定的风骨。
后代的帝王越来越杀人不眨眼，写历史的环境就越来越差。
比如金庸小说《鹿鼎记》开篇那个清朝最大的文字狱“明史案”，被杀者就有七十余人，其中十四人被凌迟处死，先后牵连千余人，妻子被发配宁古塔者几百人。
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皇帝的形象通常要比他们的真实形象好，甚至好很多倍的原因。
那么，我们还要去读这些可能不真实的史书吗？
当然是可以读的。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一切皆历史，历史的书写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不真实的历史的“不真实”本身也可以反映很多东西。
所以我想，无论我们自己读历史，还是给孩子读历史，都应该持这种态度：
不可全信，也不可全不信，而是要独立思考、去伪存真，读出历史背后的深意。
正如孟子所说：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要知道，孟子这句话里的“书”其实指的就是《尚书》——一本历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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