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村三天，闰土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大家好，我是谈论文学的魏春亮。

1917年，北漂青年周树人，已经在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住了5年。

那时的周树人还是个教育部的中级官员，但从袁世凯到北洋军阀，政局的无望和官场的压迫，让他的寂寞和无聊与日俱增。国家社会的前途和个人的功名事业，都让他觉得灰心。

他想呐喊，但却既无反对，也无赞同，如置身于无边无际的荒原中，手足无措。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悲哀与寂寞。

后来的鲁迅说：“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为了麻醉自己，下班后的周树人，就在寂寞萧索的绍兴会馆抄古碑，孤灯枯坐，一抄就是五六年。

但在这漫长的寂寞中，现实改革的无望，兄弟亲情的破灭，包办婚姻的枷锁，又让他陷入生存的虚无感中。茫茫天地之间，竟无一事一物可以寄托生存的意义。

这种状态，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

用最近时髦的话来说，鲁迅当时是陷入了深深的“精神内耗”。

驱逐内心的“鬼气”，或者说摆脱“精神内耗”，成为鲁迅毕生的课题。

不幸的是，鲁迅没有那样好的二舅，没能回乡三天，就治好自己的精神内耗。

但鲁迅也有一次回乡之旅，1919年，鲁迅在北京西城新街口附近的八道弯买了一处宅子，11月修葺完毕。12月1日，鲁迅动身回家接母亲，并且处理老家的搬迁事务，往返总共将近30天。

1921年，鲁迅根据这段经历，写了一篇小说，就是我们熟悉的《故乡》。

在《故乡》中，鲁迅描绘了一个和“二舅”很类似的人物，闰土。

同样的年少时神采飞扬，闰土是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能装弶捉小鸟雀的，“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

同样的拿了一副烂牌，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规定……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

也同样“又过去了三十年，乏善可陈”，再见时，闰土的身体同样受到了岁月的摧残，灰黄的脸上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周围都肿得通红，手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时过境迁，闰土也同样接受了命运的安排，说年少时和“我”哥弟称呼不懂事，“我”家里拣了一副香炉和烛台拿回了家，从头到尾也没对自己的人生表示过什么遗憾。

但是，在闰土叫我一声“老爷”后，“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在“我”的眼中，闰土“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包含着无限的同情。

能在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联合压榨下，依然能够养活六个孩子，，是不是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民族身上所有的平凡、美好与强悍”？但“我”只是强调，这些“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

闰土说小时候哥弟相称是小孩子不懂事，“成什么规矩”，是不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闰土从“我”家里挑了一副香炉和烛台用以祷告，是不是“依然热爱生活”？但我只感叹于“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

“我”不会在“故乡”感叹第一快乐的人如何，第二快乐的人如何；也不会在任何“在挣扎与困难”的人身上，榨取“把一把烂牌打好”的人生哲理。

从头到尾，“我”压根就没有一丝一毫试图从苦命的闰土身上，寻找哪怕一丁点人生哲理的念头！更没有想用这样的人生哲理来驱逐内心的“鬼气”。

有人会说，闰土是悲苦无助，而二舅则是乐天达观，活出了自己的精彩，能一样吗？

可问题是，在关于二舅的视频里，二舅本人从头到尾都没能站出来替自己的人生说过话，那些貌似充满正能量的总结，不过是他人强加给他的罢了。

如果二舅能站出来说话，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有和闰土一样的人生感慨？

拿B站UP主和伟大的文学家相比，是有一点不公平。但我也并非要以鲁迅的标准，去要求“二舅”的外甥。

我只是用一个大家都熟知的文本，和“二舅”这个作品做对比，来彰显两种不同视角的差别。

关于《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这个视频，有人关注“精神内耗”，有人关注“二舅”，更有人关注没出现在标题中的“美化苦难”。

但都忽略了“回村三天”这四个字！

用这个角度去看，论题就变成了，“当我们从故乡走出去后，我们应该如何回望自己的出身和来路”。

如果苦难确实存在，我们是要看到他们的不幸和无奈，呈现他们的真实存在，还是把他们的不幸和无奈熬成鸡汤，成为疗愈自己的良药？

如果他们的苦难，以及从苦难中生发出的“庄敬自强”，成为了疗愈我“精神内耗”的工具，那“二舅”们的主体性又在哪里？

如果总是以“他者”的眼光打量“二舅”们，而不让二舅自己说话，那么再多的故事都是失真的。

“二舅”这个作品，语焉不详地回避了很多本该交代的信息，比如残疾证没办下来后，二舅只能去北京，但从北京回来后，除了感慨北京人搓澡搓得好，残疾证就再没下文了。

而与此同时，作者却将大量笔墨只停留“在把二舅的苦难以及从苦难中生发出的人生道理”熬成鸡汤上。

如果回村三天，浮光掠影地看到了“打好一副烂牌”的人生态度，怎么好意思有意回避那人生态度的困难来处？

如果真看到了这么多的苦难，以及苦难中的人如何挣扎，又怎么忍心去用这种苦难来熬鸡汤治愈自己？

这太残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