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幼仪回忆录：我痛恨徐志摩让我变得如此呆板无趣
内容来源：凤凰网读书
1、
“我打从开始就没法了解我丈夫”
我不晓得你母亲是怎么和你谈结婚道理的；不过，我结婚的时候，我母亲只给我两点忠告。
第一， 一旦进了徐家的门，绝对不可以说“不”，只能说“是”。
第二， 不管我丈夫和我之间发生什么事，我都得以同样态度对待公婆。为了表示尊敬他们，我每天早上得比他们早起，而且要向他们道早安—这是我唯一可以比他们先开口的时候—晚上也必须等他们允许我退下后，才能告退。
妈妈说这叫“晨昏定省”。我每天得一大早起床，洗脸梳头，穿戴整齐，然后在公婆许可的时间，向他们请安。日间，除了最得体的服装，我不敢穿得随随便便露脸，也从不敢披着头发见他们，那样会被认为放肆。
张幼仪与徐志摩
我从没学会像讨好公婆那样取悦我的丈夫。奇怪的是，我们在床笫之间却很自然地成为夫妻，新婚之夜头一次行房也是如此。我想，那是因为我们都年轻，而且在这以前，我们都不晓得男人和女人的身体长什么样，所以我们得互相学习。
不过，我大概一下子就被操持家务、照顾公婆这些事情给绊住了，而且在乡下地方，女人是不准跨出合院一步的。所以，徐志摩清早出门时，我不得随行。
刚结婚几个星期，徐志摩就离家求学，先是到天津北洋大学，后来又到北京大学。所以你瞧，这是件很悲哀的事，我打从开始就没法子了解我丈夫。
北京大学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大学，主要由一群归国学人（也就是那些到西方留过学，再把所学带回中国的人）治校。在写给公婆的家书里，徐志摩给我们讲述了他的精彩生活。大学期间，二哥把他介绍给了梁启超，后者收他为弟子。
徐志摩也见到了胡适。胡适因为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呼吁大家摒弃以文言文所写的旧文学，开创反映大众情感、以白话文写成的新文学的文章而声名大噪。徐志摩留洋之后成为诗人，就是用这种白话文写诗，而且把白话文带入新的表现层次。
听老爷大声宣读徐志摩家书的时候，我好羡慕我丈夫的自由自在。起先我以为我也可以回学校念书，就写信给母校询问我是否可以回去。校方说我必须重读一年，因为我已经错过了一学期。这表示我两年之后不能毕业，而我认为刚结婚的我不可能离开公婆这么久。
我是徐志摩的太太，也是镇上首富人家的儿媳妇，镇上的乡亲已经觉得我太新潮了，而且都嘲笑我有双大脚。
你能想象你十五岁就结婚，从此不再学东西、不再求新知的情形吗？我后来当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的时候，在办公室聘了一位私人教师，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已懂的事情是这么的少。要一个人在十五岁的时候就终止学习是很难的。除了整天和老太太坐在一起之外，我无所事事。我们会坐在女眷室里面为家人缝好几个钟头的鞋子。
徐志摩放假回家以后，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义务之外，对我不理不睬。就连履行婚姻义务这种事，他也只是遵从父母抱孙子的愿望罢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不闻不问，特别是我哥哥还是他的朋友，他显然也对我娘家很满意，可是他为何如此待我？
有时候，他伸着腿坐在院中长椅上读书，我就和他坐在一起缝东西。他会对某个用人说：“给我拿这个。”对另外一个用人说：“抓抓我这里。”可是从不与我交谈。当时我太年轻了，不知道要怎么样应对，所以我就保持沉默。我想，如果他不想和我说话，我也可以好几天不言不语。
我对婚姻所求为何？我不求爱情（至少眼下还没这样要求），也不求浪漫，可是我所求的东西肯定比我现在拥有的——缺乏容忍和漠不关心——要来得多。徐志摩从没正眼瞧过我，他的眼光只是从我身上掠过，好像我不存在似的。我一辈子都和像他一样有学问的男人——我的父亲和兄弟——生活在一起，他们从没这样对待过我。唯独我丈夫如此。
有些日子的早上，尤其是碰到好天气时，徐志摩没交代一声，就不见人影。我从一个用人口里得知，他乘着轿子去徐家在东山上的一栋房子了。
这时候，我才了解阿嬷说的“不三不四”是什么意思。我本该是个有双大脚的新式女子，徐志摩却当我缠过脚似的对待我。他认为我观念守旧，没受过教育，所以不喜欢我。然而，对老太太来说，我又不够传统。
徐志摩回家以后那几个星期，老太太一直紧盯着我。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我没有胃口，她就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然后以肯定的语气说：“你有喜了。”
左起依次为张幼仪的大姐夫、裹着小脚的大姐，以及张幼仪的公婆当时四人结伴游杭州。大姐与张幼仪的公婆过从甚密，二老因此曾说：但愿大姐嫁给了他们的儿子徐志摩。
她会比我先知道这件事，可真奇怪！可是结果被她料中了。
怀胎头三个月，我害喜相当厉害。但从第四个月起，我能感觉到孩子在动的时候，就开始盼望肚子里是个男孩。
记得我听说过，乡下地方有个小老婆生了个女孩以后，非常担心自己在家里的地位，就要产婆立誓保密，把女儿打扮得像个男孩，一直到事情再也无法隐瞒为止，中间经过了十五个年头。你能想象这种事情吗？
虽然我也想要个儿子，可是随着怀孕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对自己发誓，如果我生的是个女娃儿，我不会那样对待她；也不会把她的八字别在襁褓上，然后把她丢在田野里，让发现她的人把她当童养媳马上嫁掉；更不会把她的脚缠起来和限制她求学。
妈妈依照新娘的母亲应该遵守的礼俗，在我怀胎最后几个星期来看我。自从婚礼之后，她就没再来过硖石，这是她仅有的几次能来的机会。她带着一捆婴儿衣服来到我床边，我动作飞快地把那捆衣服从床上抖过，想让整捆衣服自行松开，飞散到床上。
结果衣服并没有散开。妈妈摇摇头说：“啊，好吧！你生的时候会痛很久。”
我抱怨说：“是你没把它绑对嘛！拿来我瞧瞧。”
妈妈就说：“不要强辩。”然后示意用人拿个托盘来我床上，盘子上有一大碗特别准备的白饭，妈妈在白饭下面的碗底交替摆了一圈肉丸子和水煮蛋。我拿起妈妈递给我的筷子戳到碗底，结果筷子那头带起一颗肉丸。
妈妈皱着脸说：“唉，是个女孩，不是男孩。”
我抬起头看着她说：“要是你给我普通竹筷子的话，说不定就有好结果。可是你给我的是象牙筷子，它们滑溜溜的，一戳就戳到肉丸，戳不到蛋呀！”妈妈说：“别嘴硬，认命吧！是女孩。”
我顽固地说：“我不是嘴硬，我是说象牙太滑了。我们等着瞧吧！看看是不是男孩。”
生产的时候，我晕了过去，可是没人叫醒我，他们懒得叫。
后来我是因为生下儿子，产婆尖叫“是个男孩”才醒转过来。
张幼仪与长子
通常，以前乡下人不会这样子，因为他们不想让神明知道家里生了男孩，否则神明会把他带走。我公婆极为激动。他们送了一堆红蛋出去，向大家宣布徐家的新生子嗣来人间报到的消息。我躺在床上听他们庆祝，觉得大为宽心。能把一个健健康康的儿子带到这世上，真是有福气！
我一见他就很疼爱，祈求他会在我老的时候善尽孝道，让我安享晚年。
子嗣的问题既然解决，徐志摩就得到父母许可负笈海外了。
1918年夏天，我们的儿子出生还没多久，他便离家前往位于马萨诸塞州渥塞斯特的克拉克大学攻读银行学和社会学。他和大多数初为人父者一样，好像一方面觉得得意，一方面又有点儿害怕自己的儿子。
然而，他对我的态度还是一样。当我向他告别的时候，他仿佛早已远去。说不定，他从来就没待在那儿。
和徐志摩并肩走去上课”
二哥自德国归来以后，在上海办了一份独立的报纸；1919年，他与梁启超等人打算组成非正式代表团开赴巴黎，为和会做些工作。我正好回娘家探望父母，所以在二哥行前不久见到了他。
二哥想知道：“你什么时候到西方与徐志摩团圆呀？”
我听了诧异地看着二哥。徐志摩去美国已经半年了，我从没想过要与他团聚，因为我以为我的责任就是和公婆待在一起。
“你已经对徐家尽到责任了，”二哥这么说，好像他听到了我的想法似的，“现在你应该跟丈夫在一起，甚至可以到西方求学。”
像新式女子那样到西方求学？像徐志摩和我哥哥一样学习外文？这意见引起了我的兴趣。然后我想到了公婆。徐家会让我去美国吗？他们会替我付学费吗？于是我告诉二哥，只有在徐志摩来信要我去的情况下，徐家才可能让我去，因为他们不会拒绝儿子。二哥向我打包票说：“徐志摩会来信要你去的，他会希望你了解西方。”
现在，每次家人朗读徐志摩的家书时，我就等着听他在结尾提到我的部分。他的来信上头收信人总是写着父母的大名，在信尾才问起我和阿欢的近况。这是很孝顺的做法，因为夫妻在公婆面前应当保持距离。
有一回，徐志摩要求我整天跟着阿欢四处转，然后写下他说的或他做的每件事情。还有一回，他要求看看阿欢的画和他刚开始学写的毛笔字。可他还是没有来信要我们去。
1919年春天，中国得知了在巴黎协商的和约条款：作为同盟国之间秘密协定的一部分，山东（孔子的出生地）将被割让给日本。中国多年来对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憎恨，因为同盟国背信弃义事迹的败露而被触发。1919年的5月4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有大约三千名学生举行了一场群众示威活动，要求政府拒绝接受和约条款。他们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还我山东！”“抵制日货！”
第二天，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纷纷加入了当地的示威行列，广泛的抗议工潮也随之形成。爱国主义的浪潮就此席卷全国，数以千计的工人碰面讨论抵制日货事宜。
6月5日这天，上海大约有两万名工人号召罢工，这事件波及许多企业，日本人拥有的一些棉纺厂也跟着遭殃。老爷暂时关闭了上海的几家店铺，待在硖石家中阅读报上的报道。学生和工人最终赢得了斗争的胜利，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学生，同时表示中国不接受这项和约。
从欧洲回来的二哥对示威活动的成果感到兴奋。后来他问我：“徐志摩来信要你去了没有？”我摇摇头。他说：“他这么久没写信给你，一定是出了什么岔子。”
二哥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大概一年以前徐志摩对我说过一些话，那时我还没怀孕。他说，全中国正经历一场变局，这场变局将使个人获得自由，不再愈发屈从于旧习俗。他好像被关在笼里的动物那样踱来踱去，说他要向这些使他无法依循自己真实感受的传统挑战，成为中国第一个离婚的男人。
我记得我虽然对他这番说辞感到吃惊，可是我既不担心，也不懊恼。我小时候听说过的离婚事件只有在女人失贞、善妒，或没有好好侍奉婆家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当然，这些事情我都没做过。
我还听说，女人离婚是件丢脸的事，娘家会不想让她回去，所以她只有三个选择：卖娼、出家和自尽。我不相信徐志摩会逼我走上这几条路，我了解他的背景和家庭。
所以，我既没有仔细听他说什么，也没把他的话当真。我以为他只是准备去西方了，所以假装表现得很西化。
可是，听二哥这么一说，徐志摩的话又在我耳畔响起。看到一波接一波的学生示威活动，我明白徐志摩说的没错：一场推翻传统的运动正横扫全国。我以为徐志摩没有写信给我的原因之一，或许是他不认为我想去西方，再者就是他不能把我这“乡下土包子”带出国。
我从不敢问公婆我能不能到海外去，二哥就说他会帮我问问老爷。老爷到上海谈生意的时候，二哥经常与他碰面。在他们接下来一次碰头的时候，二哥就说：“如果徐志摩继续在国外读书，而幼仪留在硖石的话，他们两人的心就要愈分愈开了。”老爷回答：“她要跟老太太做伴，还得照顾娃娃。”
趁徐家人慎重考虑我该不该去西方的时候，我乞求老爷给我请个老师。老爷的哥哥有几个还没出嫁的女儿也想求学，我就和这三个年纪比我小的女孩一起上课。徐家决定让我去和徐志摩团聚的时候，我已经读了一年书，但这个决定和我进一步的学业没有一点儿关系。
我想，我公婆之所以决定送我出去，是因为他们也怀疑徐志摩出了岔子。他放弃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业跑去欧洲，已经让每个人大吃一惊了。他的来信中透露出不安和忧郁，令他的父母感到忧心。
张幼仪（1924年摄于德国）
我为愿望的达成感到欢喜，只是得把两岁的儿子留在公婆身边。另外，徐家让我得跟着某一家人一起成行。男人单独远行已经不妥了，女人单独这样做就是涉险。幸好有个从西班牙领事馆来的中国家庭（先生、太太和两个小孩）准备前往马赛，于是我们搭上同一艘轮船一起旅行。一路上我完全不用照看小孩，只是坐在自己的舱房里。
夜里，我躺在船舱中的床上，琢磨着第一眼看到徐志摩的时候要有怎么样的举动。想起我与他之间长期保持沉默（他一开始就说我是“乡下土包子？”），我心情非常沉重。我和婆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已有五年了，却一点儿也不了解我的丈夫。
三个星期以后，那艘船终于驶进了马赛港的码头。我在甲板上探着身，不耐烦地等着上岸。
然后，我看到徐志摩站在东张西望的人群里，同时心凉了一大截。他穿着一件瘦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了条白色丝质围巾。虽然我从没看过他穿西服的样子，可是我晓得那是他。
他的态度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不会搞错，因为他是那堆接船人当中唯一露出不想在那儿的表情的人。我们已经很久没在一起了，久到我差点儿忘了他一向是那样正眼也不瞧我一下，将眼光直接掠过我，好像我不存在似的。
在海上旅行了三个星期，我感到地面在我脚下晃动，可是其他事情一样也没变。等到我站在徐志摩对面的时候，我已经把脸上急切、快乐、期望等种种表情收敛住了。在那一刻，我痛恨徐志摩让我变得如此呆板无趣。
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情况一直是这样。我凭什么以为我们会有话可谈，他会尝试让我觉得我是他世界里的一部分呢？
却败给了我的肉体”
我知道，既然我到了西方，就可以改变我的行为举止了。我可以上街，看自己想看的东西，可是我没去。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为何当时除了整天等着徐志摩，我什么事也没做。就算可以自主行事了，我甚至连想都没想过。
他一直在忙自己的事，好像我不在那儿似的。他冲进冲出，安排这安排那。他就要成为康桥大学王家学院的文科特别生，打算搬到康桥去，要租房子，还要筹划旅行的事。徐志摩叫我待在房里别管他，所以我就坐在伦敦市中心的中国人俱乐部里，觉得若有所失，因为其他中国人都有事情要办，有功课要完成，连女士们也一样，而我却无所事事。
徐志摩隔一段时间会回房间，而他回来只不过是为了要再离开。每次他发现我还在那儿，就露出惊讶的表情。我心里应着：我会去哪儿？说不定他以为每次丢下我不管，就可以凭意志力让我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起先以为是我不能自立，才让徐志摩对我退避三舍的，可是事情并不如此单纯。他每天早上都穿着浆得笔挺的尖领衬衫和钉了三颗扣子的毛料夹克，行为举止也像这些穿着一样洋化。对我来说，他就是个外国人：言谈间加重语势时，手里拿的是一根燃着的香烟，而不是一把折扇；喝的也是加了糖和奶的淡色浓茶。
有一次，徐志摩把一个名叫狄更生的人带回家，称他为“Goldie”。我知道这是安排徐志摩到康桥大学读书的人之一。当他用英文和狄更生交谈时，他的确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
跟朋友在一起的徐志摩总是那么样的快活，但我能看出他特别喜欢狄更生，虽然我只看过他们两人在一起一次。我看到他手舞足蹈，听到他言语中满是崇敬。当他送走狄更生返回屋里面对我的时候，又露出全然不屑的神色。
于是我对徐志摩起了反感。虽然他从不辱骂人，可是平常一到晚上，他就不高兴看到我在那儿。当阳光普照、他不必和我长时间待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对我摆出平和甚至愉快的态度。
到了黄昏时分，某种忧郁的神情仿佛无可避免地降临到他脸上。当黑夜来临，他向朋友道过晚安之后，他好像又敏锐地察觉到了我们厮守的命运。自从我到欧洲以后，我们又自然而然地成为没有感情的夫妻。
有一次，他和我一起躺下后，他的呼吸声不但没有缓和下来，反而因为觉得挫折和失败而扬起——在这世界上，他最想做的事便是摆脱我，却败给了我的肉体，并对我们要在一起这件事感到气馁。
我们搬到一个叫作沙士顿的小镇，那地方离康桥大学大概有六英里远。多亏狄更生，徐志摩就要在这所大学的王家学院当文科特别生了。
起初，我希望学点儿东西。徐志摩请了个女老师来家里教我英文。后来英文课半途而废，因为那个女老师埋怨她要走的路太远，当时我已经学完字母表，会讲“早安”和一点点会话。我事后才纳闷，为什么我没有坚持要她或是徐志摩让我继续上课。不过，那时候有太多事要忙了：买东买西，打扫内外，还有料理三餐。
我来英国本来是要夫唱妇随，学些西方学问的，没想到做的尽是清洁房子、洗衣服、买吃的和煮东西这些事。许多年以后，我和第二任丈夫苏医生一起回沙士顿，很讶异当年自己是如何在那小屋里安排每天的日子的。我好像家乡的用人一样，坐着公共汽车去市场，再拖着食物回家里。
随着夏日的热浪来袭，我身上出现了有小生命的征兆。我从怀阿欢的经验确认了早上出现的反胃和虚弱的症状。在硖石的时候，我想要也需要生孩子；而在沙士顿，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怀孕期间我要怎么料理家务？我能在这儿养孩子吗？我有必要回硖石吗？为了要怎么样把这消息透露给徐志摩，我左思右想了好几天。有天下午，我趁郭君出门时跟他说了大概。徐志摩听了立刻说：“把孩子打掉。”
张幼仪的孩子彼得。摄于夭折（1925年）前一年。
他死前只见过父亲一面。
我这辈子绝没料到我会得到这种反应。就我所知，打胎是有生命危险的，只有濒临绝境的女人（有了外遇，或者家人快要饿死、喂不饱另一张嘴），才会冒险打胎。
于是我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了。”
徐志摩冷冰冰地答道：“还有人因为火车事故死掉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说完就没耐心地别过脸去。
“可是我要去哪里打胎？”我问。
他摇摇头说：“你会找到地方的，这种事在西方是家常便饭。”
在我们整个婚姻生活里，徐志摩和我从没有深切交谈过。可是，因为是我哥哥帮我挑上他的，而且我知道他的家庭教养和背景，所以我信赖他。我认为他是个值得尊敬、对家人和宗亲诚实无欺的人，所以我期望自己下半辈子都顺着他。在徐志摩告诉我去打胎以前，我心里从没动过怀疑他的念头。
可是，过了这些日子以后，我发现自己怀疑起这个让我怀了他孩子的男人。难道我一直看错了徐志摩，一厢情愿假想他是个以学术才华光宗耀祖、事父母至孝、为人正直的丈夫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四哥、老爷和老太太也走眼了。我没法子相信这点。
假如徐志摩的一言一语暗示了他的想法或态度的话，他就不是我所嫁的那个人，也不是那个为了尽孝道而写家书给父母、顺从他们的愿望待我如妻子的人了。
我被他这种转变搞糊涂了。这变化是怎么发生的？难道是他的朋友，比如狄更生，还有其他我不认识却听到他和郭君谈及的人造成的吗？还是他求学和读书造成的？这是令徐志摩改变的原因吗？二哥在西方待的时间比徐志摩久，他的态度并没有变这么多。
这也许不是时间的问题，而是个人的问题，是一个人接不接受改变的问题。从小，我就听二哥说我生在一个变迁的时代，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现在正是我应该积极寻求内在改变的时机。
假如我不想让徐志摩与我愈来愈疏远的话，我应该做的也许是：抛开信仰，打掉孩子。我决定这么做，不是为了顺从他，而是为了体谅他。我要尽最大努力去打胎，即使冒生命危险也在所不惜。
9月初的时候，我还没去打胎。老爷和老太太按月寄来的支票到了，过了没多久，还随船运了一个冬瓜和别的中国蔬菜来。
打胎的费用太贵了，我开始显怀，心想徐志摩会处理这事吧。虽然我已经准备好打掉这孩子，可是徐志摩却没再提起。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希望他已经改变心意。不过，另外一件从我到西方以后就一直隐藏在幕后的事情，这时候碰巧浮现到幕前了。
有天早上，徐志摩对我宣布：“今天晚上家里要来个客人，她是从爱丁堡大学来的一个朋友，我要带她到康桥逛逛，然后带她回来和我一道吃晚饭。”我们家里从没来过客人，所以我很惊讶。
我那一整天都在打扫、买菜、准备晚饭。我以为我要和徐志摩准备娶来当二太太的女朋友见面了。打从我到西方的第一刻起，我就知道他心里藏了个秘密。
徐志摩要我们这两个女人碰面这件事情，给了我这样的暗示：她不光是他的女朋友，而且很有可能变成他第二个太太，我们三人会在这异国他乡同住一个屋檐下。梁启超的小太太就是他在日本求学的时候嫁进他家的，徐志摩显然也会如法炮制。
我那一整天都面临着徐志摩女朋友的威胁。她正在英国一所大学读书，所以比我有学问多了。我料想她会讲流利的英文，也可能和徐志摩一样雅好文学。
于是我发誓，我要以庄重高贵的姿态超脱徐志摩强迫我接受的这项侮辱，对这女人的态度要坚定随和，不要表现出嫉妒或生气。我从早到晚不得不一再给自己吃定心丸：我在徐家的地位是不会改变的。我替他生了个儿子，又服侍过他父母，我永远都是原配夫人。
说也奇怪，我竟然想不起那晚来访的女人的名字，干脆叫她明小姐好了。我唯一真正记得的一件事，是她的外表。
她非常努力地想表现得洋里洋气，头发剪得短短的，擦着暗红色的口红，穿着一套毛料海军裙装。我顺着她那穿着长袜的两条腿往下看，在瞧见她双脚的时候，惊讶得透不过气来，那是双挤在两只中国绣花鞋里的小脚。原来这新式女子裹了脚！我差点儿放声大笑。
所以，她根本不是我盼望看到的那种女人，我还以为她百分之百的新潮呢。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猜得没错。只不过，徐志摩的女朋友是另外一位思想更老成、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这个明小姐根本不是徐志摩的女朋友，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
我们四人（连郭君在内）坐在一起吃晚饭。徐志摩、明小姐和郭君开始讨论英国文学，言谈间中文里夹满了英文词，所以我几乎没法听懂他们的谈话。我注意到徐志摩说话的时候不停地看着地板，偷窥明小姐的脚。于是我不由自主焦躁地把我的大脚伸到桌子底下，差点儿就踢到徐志摩。
他为什么如此平起平坐地对待她？他老是喊我“乡下土包子”，如今他带回来这么个女人—光看她那双脚，就显得比我落伍了。是，她受过极好的教育，可假如徐志摩打算接受这种女人的话，他为什么不鼓励我向学？为什么不让我学英文？为什么不帮我变得和普通大脚女子一样新潮？为什么徐志摩想要这个女人进门？
他没有小心看紧荷包，现在家里又多了张嘴要喂。我脑海突然掠过一个念头：徐志摩要我去打胎，是不是想把这女人带进家里取代那孩子？想到这儿我都想哭了。
林徽因和徐志摩
我被那个晚上搞得心烦意乱，笨手笨脚慢吞吞地洗着碗盘。徐志摩回到家的时候，我还在厨房洗碗。他一副坐立难安的样子，在我身边转来转去。我对他气愤、失望、厌恶之至，差点儿说不出话来。我洗好碗盘以后，徐志摩跟着我走到客厅，问我对明小姐有什么意见。
虽然我已经发誓要采取庄重随和的态度，可是因为脑子里有太多念头在打转了，就冲口说出心里出现的第一个想法。因为我知道我应该接受他挑选的小太太，我就说：“这个，她看起来很好，可是小脚和西服不搭调。”
徐志摩不再绕着客厅走来走去，他把脚跟一转，好像我的评语把他的烦躁和挫折一股脑儿宣泄出来似的，突然尖叫说：“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
这是徐志摩头一次对我提高嗓门。困惑、惊讶、恐惧一起袭来，我从后门逃了出去。我得好好想想，一个人静静。夜晚冰凉的空气冲进了我的肺里。
徐志摩一路追着我到阳台，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我身边说：“我以为你要自杀！”他以为我太保守，所以担心我会一头撞到阳台栏杆上。我望着外面黑暗的夜色，又回头看着徐志摩那张被客厅透出来的灯光照亮的脸。那一刹那，所有事情——我们之间的痛苦、误解、分歧——好像都荒唐地凑在一起了。
当天晚上我上床的时候，徐志摩还在客厅用功。不过，到了三更半夜，他蹑手蹑脚进了卧房，在低下身子爬上床的时候拽了拽床单。他背对着我睡下，身体轻轻擦到我。我虽然知道他是不小心的，却有一种这是我们身体上最后一次接触，也是在向我们那段可悲的亲密关系挥手告别的感觉。
6、
“我知道徐志摩不会回来了。”
事后我们有好些天没说话。虽然这一点儿也不新鲜了，可是我还是觉得那种死寂快教人受不了了，徐志摩那天晚上说话的声音在我脑中回荡不已。
以前他从没那样发过脾气，这很明显地表露了他沮丧的程度；而他在要求我离婚的那一刻，已经把我们生活的次序破坏掉了。我现在没办法拿捏他的脾气了。
左三为怀孕的张幼仪
他说话的时候，我怕他会再提高嗓门；不说话的时候，我又担心他什么时候会再那样。我仔细察言观色，注意他一举一动。每当他离开饭桌跨出大门的时候，他好像急躁、紧张，又怀有目的似的。有天早上，他头一次完全没碰早饭就走了，我从屋子前面的大窗看着他踩着脚踏车踏板顺着街道离开，心想不晓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他要离婚？为什么？难道他觉得我没好好服侍他或是他父母吗？他是不是以为我不愿意接受小太太？我觉得和徐志摩谈离婚的事一点儿意义也没有，有人会谈钱的问题或是早饭要吃什么，可是不会商量离婚的事情。如果徐志摩已经说了他要离婚，商量也为时已晚。
这样大约过了一星期，有一天，徐志摩就像他当初突如其来要求离婚那样不告而别了。他第一天、第二天，甚至第三天没回家，我都还以为他可能去伦敦看朋友了。陪我买菜的郭虞裳虽然还住我家，可是连他也不知道徐志摩的行踪。
我的丈夫好像就这样不见了。他的衣服和盥洗用具统统留在家里；书本也摊在书桌上，从他最后一次坐在桌前以后就没碰过。我知道，要是徐志摩早就计划离家出走的话，至少会记得带他的书。
一个星期过完了，他还是不见人影。这时候，怀孕的身体负荷让我害怕。我要怎么办？徐志摩哪里去了？我没法子睡在与他共枕过的那张大床上；穿过屋里的房间时，总觉得自己会尖叫失声。我完全孤立无援。
就在这个时候，我考虑要了断自己和孩子的性命。我想，我干脆从世界上消失，结束这场悲剧算了，这样多简单！我可以一头撞死在阳台上，或是栽进池塘里淹死，也可以关上所有窗户，扭开瓦斯。徐志摩这样抛弃我，不正是安着要我去死的心吗？
后来我记起《孝经》上的第一个孝道基本守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于是我打断了这种病态的想法。这样的教诲好像一辈子都挥之不去。
还是在这段艰难的时期，有天早上，我被一个叫作黄子美的男人敲门的声音吓了一跳，他说他知道我一个人在家，又说他从伦敦带了个徐志摩的口信给我。我就请他进门，倒了杯茶给他，以紧张期待的心情与他隔着桌子对坐。
“他想知道……”黄君轻轻皱着眉头，好像正在一字不漏地搜索我丈夫说的话那样顿了一下，“……我是来问你，你愿不愿意做徐家的儿媳妇（此处意指女儿），而不做徐志摩的太太？”
我没立刻作答，因为这句话我听不懂。最后我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懂。”“如果你愿意这么做，那一切就好办了。”黄君接腔，一副没听见我说什么的样子，然后慎重地吸了口气说，“徐志摩不要你了。”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试着不在他面前露出僵硬的表情，又重问了一遍我的问题：“这话是什么意思？”我问，“假如徐志摩要离婚，我怎么可能做徐家的儿媳妇？”
黄君喝了一小口茶，若有所思地打量我的头发、脸孔和衣服。
我晓得他准备回去向徐志摩报告结果，一念及此，我就火冒三丈，突然顶起下巴对着他发言：“徐志摩忙得没空来见我是不是？你大老远跑来这儿，就是为了问我这个蠢问题吗？”然后我看着他到门口，坚定地在他背后关上门。我知道徐志摩不会回来了。
张幼仪和后辈
黄君离开以后，我终于转向二哥求救。我坐在餐桌前写了封信说明一切，信上提到我怀了三个月身孕，徐志摩要我去打胎；他说我们两个就像小脚配西服，所以他想离婚；现在他下落不明，可是刚刚差遣了一个朋友来，问我愿不愿意“当徐家儿媳妇，而不当他太太”。我问二哥，我该怎么办？
信写完以后，我走到楼上卧房，把手伸进梳妆台最上面一个抽屉的后头，拿出薄薄的一叠信，那都是二哥写给我的，和他写给我跟徐志摩的信分开放着。我瞄了一眼信封背面所写的字，就回到楼下，费劲地把二哥的地址抄在一张信封的正面。因为我跟以前那个女老师短时间地学过英文，所以我才有办法把英文字母抄下来。不过，我的字迹还是歪曲零乱，非常难看又显得没学问。
想当初，我还以为我会到欧洲求学呢。我披上一件外衣，走到小杂货铺去寄信。回到家时，天都黑了。我给自己烧了顿白饭加包心菜的简单晚饭，然后打开所有电灯独自坐在屋里，从徐志摩离开以后，第一次落泪。
几天以后，二哥来信了，我赶忙把信撕开。二哥劈头就用一句中国老话表达他对离婚消息的哀痛：“张家失徐志摩之痛，如丧考妣。”由此可见二哥热爱徐志摩的程度，就和爱自己的父母一样。
二哥指点我：“万勿打胎，兄愿收养。抛却诸事，前来巴黎。”有了这句话，我就在一个秋天的早上离开沙士顿了。我关上身后的门，尽量把东西都带在身上，从那条沙土飞扬的小路走到火车站，就和徐志摩一样一走了之。
唯一让我一想起来还觉得遗憾的，是把老爷和老太太大老远从家乡运来的冬瓜丢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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