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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远二本里,没资格当「小镇做题家」的穷孩子

偏远二本里,没资格当「小镇做题家」的穷孩子

社会

文 |  邹帅

编辑 | 毛翊君

「末梢」

绥化学院在黑龙江绥化市城区西部,边疆农业地区,几乎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神经末梢。在这个不发达也没有名气的小城市,即便是现在的火车站,也会让一些来报道的学生掉头就走。

这里没有高铁,都是绿皮火车,到站的时候真叫“下”火车,就是你要走过火车高高的一节一节铁台阶,地面的砖也凹凸不平。有学生下了车没去学校的接站点,打一辆出租车在市里兜一圈,拎着行李箱就回家了。

这是属于有选择的人,很多人没得选。学院至少三分之一是贫困生,生源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和农村。一些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即便有招生计划也很难收到学生。

她随手翻了下我的简历,问:“这是什么学校?”

我说:“绥化学院。”

“绥化学院在哪儿?”

我说:“黑龙江。”

“你当初怎么没上个正经点的学校呀?”

——《心里有根》节选

我在80年代毕业于这个学校,做过中学老师、公务员、 记者,2005年回到母校教写作课。17年里我接触的学生超过 3000 人,其中有很多是留守儿童,半数需要靠助学贷款和打工完成学业。

他们能够考来这里,也已经拼尽全力了。高等教育的学生分层,是基础教育学生分层的累积和延续。现在有个词叫“小镇做题家”,但我的绝大部分学生没有机会做这种人,他们条件更差,在村屯。

他们的父母多是农民、进城务工人员或是下岗职工,有的离异,家里有好几个孩子。他们小时候可能会挨饿,还需要照顾生病的父母,或是打工挣学费。来绥化上大学,是很多人第一次坐火车或出远门。

为了给爸治病,我家借了几万块钱。爸这边刚走,我姑就管我妈要钱。房子本来是我爸妈拿钱盖的,爷爷奶奶住东屋,我家住西屋,各过各的。我爸才走没几个月,刚开春,爷爷奶奶就往外撵我们,对我也爱搭不理,像对陌生人一样。他们好像开过家庭会议,大爷、大娘和姑姑跟着一起撵我们。以后,每隔一段时间撵一次。
——《妈妈还在坐月子,爸爸走了》节选
高二暑期,我跟着工程队高空作业,安装玻璃幕墙,一天工资70 元。我有恐高症,让人用绳子吊下去以后,我管住自己不往下看,最怕吊绳摇晃,心脏好像悬在半空跟着一起摇晃,特别难受。我的低压达到49,有天午休晕了过去,旁边没人。醒过来以后,旁边还是没人,有点儿后怕。
——《谢天谢地,我选择了你》节选

艾苓。讲述者供图

写这本书之前,我也在写学生的故事,主要是学校里的生活。爱人提醒我,你们学校的贫困生这么多,如果不把贫困生写进去的话不完整。我就设计了一个微型问卷,发到微博、QQ空间,学生还有一些陌生人给了各种反馈。

有人说“我从来不参与贫困生评选,特别讨厌,每次评选的时候我都会溜号”。还有人特别想倾诉,说自己内心的疼痛没有人知道,如果有空的话特别愿意跟我讲一讲。

其实我这时候就发现了那种隔阂。一个学生说他毕业的时候特别开心,一点留恋都没有,因为走出去他就不再是贫困生了。在学校,他穿一件李宁的运动服都会被别人说,“拿助学金还穿名牌”,好像他没有这个资格。他心里想,我从来不扔衣服,现在穿的这件还是高中买的,很多都破了洞。

除了在贫困生评选或者一些大张旗鼓的资助现场,他们内心的东西其实没有机会发出。我觉得这不只是一篇文章能写完的事情,应该是一本书。从2017年春节开始,我就着手做这件事。我选择了以2000年为节点,采访这一年之后的毕业生。

某种意义上,现在的教育内卷源于2000年——教育产业化开始破冰,我国大学取消了分配制度,就业开始需要自谋生路。而此前一年,大学全面扩招。就这样,毛入学率从扩招前的9.8%一路走高到2009年的51.6%,大量毕业生等待涌入市场。在基础教育领域,课外培训机构遍地开花,“小升初”“幼升小”择校竞争激烈,学区房房价飙升。

教育产业化让基础教育阶层化,对贫困生影响巨大。我爱人出生在农村,条件很差,冬天在学校睡一晚被子都能结冰。我是县城家庭长大的,我们之间存在一些差异,但是还谈不上教育鸿沟,因为没有什么补课,最多就是学校师资上有些差异。

不仅如此,大学学费也一路攀升,1997-2000年年均增长 32.67%,到2000年全国普通高校生年均学费已达5000元左右。我爱人说,如果我们当时也收费,他根本上不了大学。我的一些学生也是如此,这笔数字会让他们贫寒的家庭雪上加霜。

几年前,我问姐姐:为什么我们家一直都没富起来?

姐姐说:因为我俩都上学,还都考上了大学。

——《青年记者的自我诊治》节选

「摸爬」

除了我自己的学生,朋友、同事也都纷纷转发,帮我联系自己认识的毕业生。为了了解更多情况,一些老师和班干部也参与了访谈,最终人数超过两百。

最开始我不知道该怎么呈现内容,是在采访过程中,

越发觉得我得撤退,用他们自己的声音去代替我,否则还是会有一种隔阂在。

我觉得这个群体不适合用几个词来概括,或者是贴标签。但如果要说存在一些共性特点的话,是他们比较自卑,缺乏安全感,有些人会有讨好型人格,心理建设要比同龄人更艰难。

这种心理结构会直接影响他们的行为逻辑,在决策时往往无可避免地偏向保守,放弃了更好的机会。这也是寒门难出贵子的一个原因。

我认为,贫困生的最大问题往往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心理问题。上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和一位“富二代”同学一起逛超市。我觉得他一定会买很多东西,我就买了近百元零食。结账时才发现,他只花了五十多元,还有三十元买的是洗发露和沐浴露。回来的路上,他问我:“你为什么买那么多零食?”我无言以对,心在滴血。这其实就是一种心理上的虚弱和贫穷,认为有钱人都是挥霍的,总怕被看不起。

——《斗志昂扬的刺猬》节选
我初中成绩优秀,本来可以去省重点高中上学。校长跟我谈:留校就读,学校有嘉奖。只要每学期期末成绩保持在年级前十,就免三年学费。我选择了留校就读。
——《一直在路上》节选

资料图。图源东方IC

毕业时,大多数人选择回到老家而不是大城市,找份稳定的工作,或者就是一直考“碗”——公务员。本身二本学生这个群体的选择就偏保守,贫困生则是其中更为保守的一群人。

比如,有个学生说原本觉得一定要成就一番事业,结果等毕业要找实习时,一想到大城市高额的前期费用,马上就退缩了。后来听说一个小地方电视台招实习生,之后能给落编,他就奔到那里,结果编制也迟迟没有拿到,他又继续考“碗”。

这种影响甚至会伴随终身,即便以后摆脱了贫困,但自卑、不安全感依然存在,会在做选择时下意识地施加影响。

大学同学都觉得我很成功,可我经常自卑。比如有时候岗位竞争,我就认为自己不行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一直在努力克服。
——《没毕业证的毕业生》节选

贫困本身也会限制他们的视野。比如说我们有网络新媒体专业,有的学生上了大学才熟悉电脑,就比较吃力,会说能够保障的是不挂科,根本累死都做不出来同学那样的作品。

我把这群人的成长过程称为“摸爬式努力”。他们的成长中没有大踏步式的前进,也没有一个可以在成长规划上有些引导的长辈,只能自己一点一滴地摸爬,走哪算哪,可能有很多的弯路,然后取得一点点进步。

这种进步可能就是比父辈强一些,但可能刚到其他年轻人的起跑点。他们很多人的目标就锁定在下一代,让孩子能超过自己。

我和老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儿子在学历、见识、生活条件上超越我们。

——《一次次从零开始》节选

「迟到」

经过“摸爬式努力”,他们中可能没有所谓的“成功人士”,但这些人的案例还是表明,至少对贫困生群体来讲,教育依旧能改变命运。他们没有别的机会和资源走向成功,上大学很可能是风险最低,也是现有条件下最公平的上升通道。

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努力后,他们终于过上有别于上一辈的高质量生活,成为白领、记者,甚至自己创业,有人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开始反哺家庭、社会。

现在依然有人会说,上大学没有用,这就是只看眼下。即便是绥化学院这样的一个学校,高等教育还是改变了他们的认知格局,给了他们更多的成长空间。

2018年3月,我被派到哈维尔·卡雷拉第一中学任教,那所中学是智利时任女总统巴切莱特的母校。在我之前去的汉语教师都出身国内名校,但我没有压力。
我把每个汉字和它的实用性、它背后的中国历史文化联系在一起,学生很喜欢。我还讲到中国的书法和国画,并一一展示,那些学生都成了我的粉丝。在智利举办的“汉语桥”大赛中, 我的四个学生进了决赛。
——《书法到底给了我什么》节选

因为选择的毕业生时间跨度比较长,所以这本书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分是2010年之前的毕业生,下半部分是之后一直到2020届的。这种时间跨度,也让我们看到这些年来的一些变化。

比如,“农场”在上半部分是一个高频词汇,很多毕业生会选择去那里。因为生活成本低,并且有编制。但是在下半部分,它出现的频率就非常低,说明学生选择还是有所变化。

资料图。图源东方IC

农场之外的“考碗族”也是如此,在90后中,考公务员、回老家,这些比例有一些减少。进入全媒体时代,拉平了一些视野上的差异,走出黑龙江去大城市闯荡的学生变多了。

那种当众诉苦比惨式的贫困生评比也在2016年被教育部叫停了。之后的贫困生评定,开始尊重个体感受,公示内容不得涉及个人及家庭隐私。学生提交证明材料后,填写申请表和承诺书发到微信群,班级同学投票表决。表格简化了很多内容,不需要多少文字说明,比如那种惨的话不用写。

其实这本书在2017年9月就完成了,但我把书稿发给当时那家出版公司的编辑后,对方跟我说,内容很好,参与选题会的二十多个人都全票通过,但他们认为这个书应该重新定位。“贫困生”三个字既不能出现在书名里,也不能出现在任何宣传资料上,因为没有人关心这个。他们觉得书的重新定位是“当代年轻人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上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

这是我不能接受的。后来找其他出版社也不是很顺,这本书就被搁置了,一直到2022年才有了现在这本书。5年过去了,我又回访了之前的那些当事人,有些后续我完全没有想到。

各种社会矛盾集中体现在这些人身上,那些贫困的成长经历怎么影响他们的人生和选择也变得更清晰。比如,有一对情侣,男生家里比较穷,女生条件不错,2016年他们结了婚,当时非常甜蜜,一起养了只流浪猫,在北京打拼,像是永远会幸福下去。但是5年后再回访,他们已经离婚了,因为一个在金融公司加班赚钱,一个在清闲的国企拿相似的工资,不同的节奏里互相不能理解。

还有一个95后男生,5年前我记录的主要是他怎么在深圳找实习,但5年后,他的故事主题变成了网贷。因为手机丢在出租车上,又买不起新的,他一步步陷进了网贷里,欠款最高峰时达到18万元。

可能这本书延迟得刚刚好。我和学生们也都在成长,他们的故事也更完整,更像是在给他们写一部分人生的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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