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才是对李文亮医生最好的悼念？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受疫情所困的人们就会去李文亮医生的微博下留言，既悼念李文亮医生，也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当疫情满三年，当我们经过艰难努力终于放宽防疫政策，同样的情形再次发生。
李文亮医生的最后一条微博发表于2020年2月1日，写着“今天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尘埃落定，终于确诊了”，目前这条微博转发量为30.3万次，评论量100万+，点赞448万次。发表于此前一天的微博，也跟疫情相关，讲述了自己在同学群里发布提醒消息、收到训诫书以及感染的过程，并写道，“在病房里，我也看到很多网友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我的心情也会轻松一些，谢谢大家的支持。在此我想特别澄清，我没有被吊销执照，请大家放心，我一定积极配合治疗，争取早日出院！”该条微博转发量32.8万次，评论量27万，点赞量198万次。其余的微博，虽然与疫情无关，也有不少网友留言与转发。
在李文亮医生的最后一条微博下，来自各地的网友诉说着自己的心情，或者只是简单道一声“谢谢”。比如来自山西的网友写道，“李医生，疫情三年了，还是没消失，但是现在不管控了，放开了。保佑我们都能平安健康的度过难关。”来自四川的网友写道，“李医生，三年了，也许我们胜利了，也许我们没有胜利，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来自北京的网友写道，“如果你还在，该有多好。”来自内蒙古的网友写道，“三年了，虽然疫情没有结束，但是能从以前的重症变成现在的和感冒一样的轻症，一切都在往好的方面发展。谢谢你李医生第一个吹哨人。”
每当这样的集体悼念活动发生，海外媒体总喜欢将李文亮医生的微博称作“哭墙”，讲真我是不喜欢这个说法的，因为现实世界的“哭墙”背后，犹太人和穆斯林的斗争历史是残酷的，民族仇恨至今还未能褪去，“文明的冲突”一触即发。就像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在《文明的故事》中说的，“文明是基于食物的供应。教堂与神殿，博物馆与歌剧院，图书馆与学校，这些都是文明这栋建筑物辉煌的正面，而在其背后都是屠宰场。”我们需要看到历史的正反面，而不是停留在单一的面向。形式上的嫁接很容易，但最关键的还是内容与本质。
记得疫情一周年的时候，我和同事一起去武汉做采访调研，当时在武汉大学采访了秦前红老师，作为法学家，他始终在强调防疫过程中的法治问题。而在提到李文亮医生时，他建议应该建立吹哨人制度，“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国家，尽管我们政府有一套系统触摸社会，去了解或掌握社会状况，但还是不够的，有时可能会失效，还是应该考虑建立吹哨人制度，有一套规范的预警系统，能够在遇到事情时把信息发出来，然后政府和大众能据此去做一些必要的及时的反应，这有什么不好呢？”
SARS之后，我们在公共卫生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制定了一套包括事故发生时的应对流程，组织专业人手、资源与装备的后勤补给、相应的行政措施、领导决策、司法支持等在内的防疫机制。同样是在非典之后，我们开始筹建生物安全领域的顶级实验室P4实验室，并最终于2015年1月宣布建成。传染病监控系统也于2004年得以重建，中疾控还建立了一套网络直报系统，“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横向覆盖全国，纵向“到乡镇卫生院的计算器里都可以看到这个网络系统”。
硬件都已经齐备，关键是谁来“吹哨”。我想对李文亮医生最好的悼念，就是推动吹哨人制度的建立，在这一点上，国家和个体层面的目标是一致的，也应该成为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
李文亮医生，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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