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推翻“平权法案”，是扼杀多样性还是捍卫公平？

当地时间6月29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下称“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考虑种族因素的招生政策违宪。此举被认为动摇了美国高校招生过程中种族因素的考量，因而激起了社会各方的关注。

多家媒体以及《自然》等学术期刊撰文表达对高等教育多样性将会丧失的担忧，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本身才是对公平的伤害。

自2022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有关堕胎权的判例后，此次判决被认为是又一项历史性的裁决，包括《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在内的多家美国媒体将其称作是一场针对“平权法案”的公决。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林登·约翰逊政府的该法案主张在大学招生、政府招标等情况下尽可能照顾少数民族、女性等弱势群体，以保障其不会遭遇歧视和不公平对待。伴随女权运动、美国人权运动等一系列社会运动的兴起，该法案的影响力日趋扩大，也引来诸多争议。

一些批评的声音认为，该法案在高等教育领域实践的一些具体措施，例如种族配额，制造了“逆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对凭借自身努力获得成绩、但肤色或种族属于“优势群体”的学生并不公平。例如，此次针对哈佛大学的诉讼由亚裔美国学生提起，他们认为高校的平权法案虽然宣称捍卫族裔间的平等，但在实际行动时却不利于亚裔学生，而更偏袒于非裔、拉美裔。由亚裔美国学生组成的“公平招收学生组织”（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简称SFFA）在最高法院的裁决生效后，于华盛顿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了赞扬。该组织的董事会成员肯尼·徐 (Kenny Xu) 表示：“种族是一个人最不重要的部分。我相信你的优点、你的能力、你的抱负、你的技能——这些远比种族重要得多”。

此次裁决也被认为是美国最高法院中保守势力扩张多年的结果。此次判决以6比3的票数通过，对否决平权法案表示赞同的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法官表示：“这不是1958年或1968年，今天的年轻人不应为他们的祖先承担道德债务”。与之相对，作为少数派的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法官则认为，根深蒂固的种族不平等是当下美国最大的现实，“无论是1860年代、1954年，还是今天，都是如此”。

索尼娅还认为，平权法案的反对者或许认为种族、肤色不应该成为影响大学录取的因素，仅仅考虑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即可。但事实上以忽视种族的方式来增加高等教育多样性的努力常常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在一个种族之间仍然存在结构性机会差异的社会，一种‘色盲’的形式将导致大学中多元化少数族裔学生的数量急剧下降”。

《洛杉矶时报》的评论文章据此谈到了美国最高法院潜在的制度设计问题。作者马库斯·亨特（Marcus Hunter）认为，近期的一系列判决似乎都在表明，现在的美国最高法院多数派法官试图不断阻止改善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公共项目。“一个由九名无任期限制成员组成的、日益同质化的机构，却对日益多元化的人口做出各种重大决定”。该报的另一篇评论文章则认为，特朗普上任后任命的三名大法官尼尔·戈萨奇、布雷特·卡瓦诺和艾米·科尼·巴雷特强化了法院中的保守力量，在包括驳回罗伊诉韦德案、此次裁决中都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国际权威科学期刊《自然》的一篇评论文章呼应了索尼娅法官的看法。文章指出，美国依旧存在的系统性种族隔离使得不同族裔的群体在机会上实质并不平等。例如，主要为黑人和西班牙裔社区服务的学校，通常比为白人社区服务的学校为每个学生少提供数千美元。《自然》的研究人员模拟了家庭收入对参加SAT考试的学生的影响，发现家庭的低收入对黑人考生的负面影响尤其显著。《自然》杂志的出版商施普林格在上个月就发布了一项针对学术研究人员的调查。在近 5000 名自行选择的受访者中，超过60% 的人表示每年至少经历过一次某种形式的歧视、骚扰或欺凌。对于属于少数种族或族裔的受访者来说，这一比例更高，其中 46% 的人表示，他们在过去一年中至少经历过一次某种形式的种族歧视。

作为国际顶尖的科学期刊，《自然》也谈到了此次判决可能对高等教育和科研界产生的深远影响。文章认为，法院中的保守派忽视了大学内部的专业判断，即课堂多样性对教育本身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少数族裔的存在丰富了学生们参与讨论的视角，能提升所有学生的教育体验。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教育研究员斯特拉·弗洛雷斯（Stella Flores）认为，法院的裁决会让未来的顶尖科研工作者更多来自于特定族裔，因为平权法案过去是帮助精英院校招收非富裕家庭学生几乎唯一的途径。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的研究员朱莉·帕克（Julie Park）则表示，由于就读精英院校几乎是进入教授职位最常见的路径，此举将大大改变未来科研人员的构成。《自然》2022年9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从 2011 年到 2020 年，美国20% 授予博士学位的机构（包括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提供了全国 80% 的终身教职人员，而该名单中没有历史悠久的黑人学院和大学或为西班牙裔群体服务的大学。

关于此次裁决的辩论仍在继续。除了大量批评的声音，也有人认为判决未尝没有合理性。英国《每日电讯报》的一篇文章中，历史学者戴维·阿布拉菲亚 (David Abulafia)认为英国的大学选拔过程过于重视阶级的因素，认为这一标准如果因为平衡出身的因素录取了能力和资质较差的学生，则会显得适得其反。“大学的任务不是解决国家更广泛的社会问题。”

阿布拉菲亚还认为，平权法案也具有一定的伪善性，精英大学通过向特定族裔倾斜机会是否真的有助于该群体要打上一个问号。SFFA的主席爱德华·布鲁姆（Edward Blum）曾指出杜克大学2013年的一份研究，该研究显示“绝大多数少数族裔的学生如果就读了排名较低的大学，反倒更有可能获得STEM类的学位，而且用时会更短”。布鲁姆认为，有时候帮助人们，并不需要让他们都达到周围人相同的水平，此外，平权法案还带来了一些隐性的道德负担。“受惠的学生们的同龄人可能会提醒他们：你们只是因为自己的背景获得了现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