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被拦在国门之外的游子们，夏天终于要回归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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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19 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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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也是一种肯定

文字｜戴耘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戴耘博士，出生上海，就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上海大学文学院，1991年赴美留学，获Purdue University心理学博士学位，现为纽约州立大学（UAlbany）教授

（五）

刚到上海便去了母校华东师大。2012-2015我在母校担任了四年的讲座教授，这儿有我很多的朋友。丽娃河畔的“祥麟”书吧和“学术中心”咖啡吧是我常去的地方。这次分别和教心系的向东、小马吃饭、喝咖啡、聊家常、聊研究，聊未来可能的合作。心理学院教授、好友赐平，维国分别请我吃饭，也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周老师和太年。没见鑫锫，听说刚生了孩子。鑫锫几年前是心理学院的博士生，赐平的学生，到我那里访学过一年。拿了博士学位后，已在上海师大任职，我都忘了疫情前托过她买几本关于苏东坡的书。这次得知我回来，她寄来了书，还“闪送”了抹茶蛋糕，真是惊喜连连。我跟母校有太深的渊源和情愫。也许，我能与母校再续前缘。

丽娃河边上的咖啡吧和亲水平台

我的同学们都已经退隐江湖，颐享天年。漂泊的我归去来兮：是叶落归根，还是漂泊天涯；是收官断念，还是再寻归宿。人生总会陷入某种尴尬和两难，选择题总是似是而非。一切尘世烦恼来自牵挂，来自不甘。询问朋友我退休回中国怎样，我的大学好友的反应是：不要回来！我的发小的反应是：回来吧，你在这里比美国有更多机会。

在武汉的“光谷”，我与一位优雅的知识女性作了一次长谈。她的生活刚刚经历一次职业的跨越，从一个小学校长转型为大学教授。她说这样做，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她夸我勇敢，能摆脱物质的羁绊而追求纯粹的自我，这让我汗颜，事实是有些事我无法面对，这何尝不是一种人生的逃避。但既然选择了孤独，只有毅然前行。

在上海静安寺一家五星级酒店的餐厅里，我和一位有着四十多年交情的友人也有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友人早早获得了财务自由，很早就退休了。他的生活很充实，玩古董，玩豪车，玩厨艺。他说，到这个年岁，看淡了性事。他的意思是，支撑生活的是内心的坚强丰富，必须能够主导局面，而不是自乱阵脚。

朋友对国人的“拎不清”，不分是非，多有愤世之言。他说，在这里，你可以生活得如鱼得水，五星级酒店，最好的居所，最好的饮食。但是如果出了像疫情这样的幺蛾子，或者得罪了什么人，谁都无法幸免，连说理的地方都找不到。这点我不无同感。自忖在国外生活了三十余年，有时还不如这位老友的人情练达、人间清醒。我这位朋友，有“当代主角”的气质：睿智精明，决绝的个人主义立场。相形之下，我比较温情主义，可能是年轻时读屠格涅夫“中毒”太深，会憧憬美好，会磨叽，也会叹息情感关系的无疾而终。

和大学同学们的告别聚餐后，在丽娃河畔的“祥麟书苑”，我和建渝喝咖啡聊天。建渝是我同系同年级的同窗好友，上次聊天还是一年前在他加州“硅谷”的家里，我到涅华达给“门萨”（“Mensa”高智商组织）年会作个报告，顺道去加州看望了在那儿教书的女儿和建渝夫妇。建渝的“爱飞翔”乡村计划已经耕耘多年，今年他又回来重拾被疫情阻断的公益事业。建渝和我一样，身在美国，却和母校结缘很深。他在上海的人脉更广，在国内呆的时间也更多。或许我会步他后尘，换一种活法。

（六）

6月24日，上午，在华东师大“红楼”参加了王智量老师的追思会。下午，去福寿园拜谒老师的亡灵。那天大雨瓢泼，脚差不多浸泡在水里了，十多个人打着伞，在一个拥挤的过道里找到了智量老师的墓碑。

智量老师是在去年底挡不住决堤的疫情而离世的。我23日去看师母，师母说最后几天他已经拒绝进食。可能为了输液需要，医生建议在锁骨处插管，被他拒绝。智量老师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宁可泰然离去，绝不为苟活而吃尽苦头。师母离开病房的那一刻，智量老师定定的看着师母，没说话。他可能已经知道，到了该走的时候了。师母刚到家，医院电话就来了。师母说，他走时面容很安详。

2007年夏天，我们学生辈为智量老师举办了他的80岁诞辰聚会，地点是我二姐推荐的位于青浦的市农委所属休闲农庄。2017年夏天我们又为他办了90岁生日庆祝。他那是精神头相当不错，大家建议到智量老师95岁时再给他祝寿，不曾想到他没熬过疫情的突袭。回头想，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学术上，智量老师不仅是我的硕士导师，也是我人生中的贵人。从他身上，我感悟到一个学者应有的品格。

智量老师八十寿辰聚会，笔者和智量老师及其外孙女竻琪在一起，（2007年夏,程怡摄）

智量老师在董卿的“朗读者”节目上

在上海的最后几天，我专门坐地铁去了徐家汇上海音乐学院一带，那里不仅有时尚的“巨（鹿路）富（民路）长（乐路）”打卡地（可能和电影《爱情神话》有关），而且有普希金铜像。站在普希金铜像前，能感受到普希金高贵的血脉，高昂的头颅，和自由的灵魂。诗人短暂的一生（1799-1837），为维护尊严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死于决斗）。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智量老师人生坎坷，五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落难，成了流落上海的无业游民，却坚持翻译普希金叙事长诗《奥涅金》，历时数十年，这也是一个传奇。智量老师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显示了他的坦然和硬气，94岁的高龄，半世蹉跎，半世功名，活够了沧桑岁月，又何惧死亡。

普希金铜像，位于上海徐汇区岳阳路桃江路东平路交叉口的三角地

（七）

每个人有不同活法，虽然归途只有一个。

如海明威或三毛那样决绝，自我了断，或者像渡边淳一的《失乐园》男女主那样把人生定格在生命高点，都值得仰慕。而百岁老人杨绛则活得明白：世界是自己的，和他人无关。而她也注定要给年迈的费孝通吃闭门羹的，如同弘一法师注定要抛下妻儿，遁入空门。世间必有人间清醒到冷酷如杨绛和弘一法师，也必有痴情到老如费老和金岳霖。

老了，就是一扇扇门向你关闭；而你，是否也应该关上一扇扇窗，哪怕风景依然美丽。

但是，弘一法师临终一刻依然泪流满面，虽生无可恋，却悔意满满。生活,在弘一法师眼里，是一笔笔孽债，写满泪水。

向死而生的“此在”，如何救赎和解脱？

上海的“环球港”（金沙江路）

在上海的最后一天，我去华东师大，路过金沙江路的“环球港”这座熟悉而陌生的商城。环球港的华丽外表，让人恍若掉进了一个纸醉金迷的时代，我想到的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爵士时代”的膨胀和浮华；靓丽的躯壳里，是灵魂的焦虑和前程的茫然。外面的世界，外卖小哥的电频车又开始玩命式的风驰电掣，小业主或打道回府或战战兢兢地重拾旧业，上千万的大学毕业生，手上捏着单程车票，哪里是本次列车终点？失业，饥饿，战争，暴政，须臾未曾离开过这个世界。我瞬间明白，我所有的未来规划都是一个很奢侈的梦，以生命的不能承受之轻感受他人的生命之重，我的一切不甘，都容易放下了。

（八）

终于到了返美的时候，临行前的晚上，和大我十岁的两位大哥在南京西路老上海图书馆里一个餐吧里聚会。我和友直兄的上次见面在18年前，未曾见思善兄则更长。

1979年我考取了大学，在四川北路上遇到了思善兄。

“我考进了师大，”我高兴地告诉思善。

“很不容易啊！”思善说。其实他一年前考进复旦物理系，更不容易。

这一别，就是四十四年。

我同这几位大哥的交集（包括在美国的以义兄）要追溯到我的童年。五十多年前，我跟这帮复兴中学高材生一起混，看他们打篮球，下围棋，打桥牌，谈我似懂非懂的天下大事。因为我长得瘦小，思善兄还给我起了个“蚂蚁”的绰号。几位大哥都是当年的学霸，他们那代人的佼佼者，如今都已经年逾古稀。

当年，我和友直兄住对门，我和友直的弟弟严方是发小。他家的前门对着我家后门。住过石库门房子，就知道“前门”原来是正门，由高墙、天井和厚重的大门组成，“后门”如今成了“正门”，进到厨房，上海人叫“灶坯间”。

小时候，严家的前门一开，我就会去串门，毫不顾忌礼节和规矩。那时还没有读小学，我最喜欢听友直兄的外公用苏州话讲三国故事，尤其是诸葛亮死后魏延篡权马岱斩魏那段，外公的神态话音至今还记忆犹新。

友直的外公外婆都说一口苏州话。这个“苏州好婆”身材矮小，慈眉善目；好婆对我总是笑脸相迎，我和严方玩捉迷藏，我躲进他被窝里，好婆也听凭我在屋子里胡闹。好婆去世时，我正读大学，没有及时问询，错过了她的悼念活动，当时很是懊恼。

（从左）友直兄，笔者，思善兄在餐吧Roof325。

我和两位大哥的聊天大部分是叙旧，难免也谈到最近退休人员加薪的情况。但毕竟是读书人，总会聊一些国家大事。思善兄谈到美丽国和中央国的爱恨情仇，有点上头，我则道有话好说打不得。

我想起以义兄的话，我们这些入了籍的华人只能作壁上观，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不过，当思善谈着战争与和平时，我的脑子里出现一幅画面：一头大象在瓷器店里晃悠，千万不要惊动它！

这个餐吧叫Roof325，位于上海老图书馆的六楼屋顶，除了室内餐厅，有一个很大的露台，供露天餐饮。六月底上海的夜晚，依然暑气升腾，但我们三个还是走出餐吧，兴致勃勃地在露台上拍了几张夜景照。整个露台被周围高楼簇拥着环抱着，灯火璀璨，夜色勾勒出市中心的天际线。面前，是那个刻着历史年轮的上图大钟，而远处最靓丽的，是精心打扮的新世界城。

夜晚的上海，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