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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戴耘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戴耘博士，出生上海，就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上海大学文学院，1991年赴美留学，获Purdue University心理学博士学位，现为纽约州立大学（UAlbany）教授
回到上海的第二天，我两次到派出所办手续，一个派出所管辖我大姐的住处，因为我在中国的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大姐家里。没有一刻钟，“临时居住证明”就搞定了。第二个派出所是去我家四川北路老宅的派出所，我需要证明我1991年8月迁出本地戶口赴美。一个中年男子问了我的地址，一份钟后便从档案室里取出一大本户籍记录，交给电脑前的文员。5分钟，一张证明便搞定了。想买高铁票飞机票，原来的售票处全消失了，全部上线，手机一键搞定。不仅是店家，街上的小贩也都有支付宝微信支付二维码，我到上海没几天就习惯了无现金出行。快递小哥又开始穿梭于大街小巷，我也体会了一把什么叫“闪送”，比本家“神行太保”还快。五六月的上海多雨。马路被雨冲刷了一遍，一尘不染。绿化带像喷了激素，郁郁葱葱。空气也清爽很多，街道的干净，让人神清气爽。半年前的混乱和惶恐，没有留下半点印记。一年前，这里曾经万人空巷，二千五百万人的大都市俨然成了不见人影的一座鬼城。那时，我在加州圣地亚哥的旅馆里，想象这遥远的故乡在封控中或沮丧或绝望的世象。如今，找不到任何一年前的痕迹。地铁里依然熙熙攘攘的人流。只是有一半以上的人还戴口罩，提醒人半年前刚结束的噩梦。
疫情前，我曾经常常去虹口体育场对面的“龙之梦”大商场，那里商品琳琅满目，各式餐饮应有尽有。这次重返故地，那个带有咖啡屋的西西弗书店还在，但整体冷清了很多，许多餐饮店关了。这两年，多少小业主破产倒闭。多少人丢了饭碗，多少人出现还贷困难，多少有钱人跑了。鲁迅公园，历来有成堆的老头儿侃大山发牢骚传八卦。不满美帝的，和骂分配不公的（这不，很多退休人员刚刚加了工资），唯独对“屋子里的大象”众人三缄其口。呵呵，一般分寸，我这么想。回国的最重要一件事：去周庄和我二姐汇合，然后去苏州木渎的尧峰山墓地拜谒母亲和父亲的亡灵。想起余华的话：父母走了，我们从此一屁股坐在了死亡上。周庄，都市圈里的一个僻静角落。我住在一家民宿里，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时间消失了，忘记了当天是星期几，忘记了眼下几点了。去木渎、同里、周庄的古镇闲逛，见证了乾隆皇帝先后六次亲临此地的历史和墨迹；朴实的小桥、流水、人家，江南水乡于我，如鱼得水，不需要皇恩浩荡，不需要吴冠中或陈逸飞给我灵感，我便是画中人，享受着那份自在、自足。从去年秋季开始做学术假至今，不是旅行，便是写作，到年底要交付三本书；完成了自己的计划，便可告老还乡。我在美国的三十余年，不管是奋斗到了头，还是撞了天花板，应该有个了结。退休，成为一件我常常憧憬的事情。我喜欢旅行。由于疫情，过去三四年里我和琉森，布拉格，大邱和首尔失之交臂。今年早些时候办中国签证丢了护照，又错过了柏林之行。去年花两个月去了北欧、荷兰、土耳其。虽然已经去过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主要城市，我的旅行计划里还有这两个国家的南部。我还想去日本的奈良京都，想去北海道看看。南美还是一块空白。如果能去法国待一段时间，也会十分快意。但是，这一生，如果错过了西藏，西双版纳，更是遗憾。我希望继续个人写作，时事评论，旅行札记，艺术观感，等等。虽然我写的东西年轻人不爱看，对已经受自媒体等冲击的出版界也没有多少吸引力，我依然想坚持写下去，大不了自己在Amazon做书出书，自得其乐而已。对于我的人生变故，大姐的反应是：消停，身体第一，退休后一个人虽寂寞但没有烦恼；二姐的反应则是，人老了不能逞强，事业之类已经意义不大；个人生活不用刻意，随缘即可。今年，大学毕业已经四十周年。回国前，同学们就商定在福州聚会。一众同窗老友，坐高铁南下去福州。住的是“亚朵”酒店，小而精致，是文质的安排，对面就是一个公园，被高楼簇拥着，晨间去那里散步，格外的惬意。一行人搭福州地铁出行，居然能享受老年人免费坐公交的待遇，很爽，同时也提醒自己，老之已至。文质请来当地女作家璎洛作向导，璎洛着一袭古色古香的白色长裙，自带仙气，养了我们这帮老男人的眼。闽江比我想象的开阔。闽江边上的时尚街建在山坡上，格外别致，来这儿的大多是年轻的学生和情侣。沿着闽江，有好几家一百多年前的浙江商会，今天浙商的走南闯北从那时就开始了；烟台山上（爱国路2号）还有一个前美领馆旧址，是一幢镶嵌于山间的典雅的二层小楼。这些都是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的产物。如今，曾经被广东人独霸的曼哈顿唐人街已经被福建帮接管了。这里如何走出如林徽因和冰心等福建才女，是更有意思的故事。毕业四十周年聚会，班里同学来了一半，山东同学表现最好，系数到场。老温也来了，有点意外。已经听说他得了不治之症，所幸在福州得以一见。游了三坊七巷，他累了回宾馆休息。晚上是喝茶聊天时间，宾馆里有间茶室。老温是个军迷，谈到俄乌战事，依然来劲。侃大山到了午夜，大家开始散伙，老温意犹未尽，嚷嚷道正谈到兴头上咋就散伙了！一星期后，老温的噩耗，让刚刚聚会闽江的同学们震惊不已，怆然叹息。又一老友驾鹤而去。从福州到温州，也就两个小时。朋友理好在温医大教英语，疫情前来我的学校做访问学者。她说你到了福州一定要顺路来温州。我从未去过温州，所以决定顺道逗留，会会朋友。我概念里的温州，就是当年横扫上海的温州炒房团，“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拼命三郎，还有我那远渡重洋打拼、客死佛罗伦萨的温州表哥。我以为温州还是几十年前石狮或义乌那样，布满小商业街，是个烟火气十足的引车卖浆之地，我从高铁车站进入市区，看到的却是高楼耸立，立交桥纵横、绿化遍地的现代化城市。喜欢这座有山有水的浙商名城。理好是带着儿子卓言去美国的。这次见到卓言，长大了，长高了。其实也就是要上高中的年纪，到了不爱和大人扎堆说话的年纪。理好是个急性子，替儿子操碎了心，其实人家就是有点散淡，不在乎成绩，咋地啦（当然，给卓言的忠告是，成功永远始于目标，坚持和自律）。卓言的妹妹果果，胖呼呼的，活泼可爱；去雁荡山的路上，很快就跟我混熟了。当年她妈妈去美国时她两岁不到，现在是要上学的年龄了。从福州坐高铁北上到温州，一路郁郁葱葱的山峦，还有清澈的湖面，东海岸的好山好水，让人心旷神怡。路过了福鼎，福鼎的朋友喊话了，怎么忘了在这里停留。明年吧，我的朋友！谢谢你的福鼎白茶！
我是2016年在西安认识军民的。军民来参加创造力研究写作组的年会。他加盟的深圳零一学院正在做人才培养的项目，我自然感兴趣，因为这是我研究了近三十年的课题。心想能在这个领域至少可以贡献十年的经验和专长，所以便去了深圳探查究竟。见到了军民和婉彤，还有郑院士和相院长等，见识了深圳南山最有名的科技公司一条街：奥海街道；这些公司，包括腾讯，占了深圳GDP的半壁江山，以大半被美国制裁而荣耀。深圳是整个中国最有活力的城市；年轻人多，踌躇满志，都想干事赚钱。但可能因为长期在美国生活，也可能是老了，我更喜欢香港的老派和国际范儿。即使我不愿呆在深圳，能做一个consultant也不错。
受卫平之邀去了西安。卫平依然在运作他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依然在全国各地奔波，推广他的学思维和科学教育模式。卫平总是非常专注地做事，出了不少书和文章，不像我，兴趣太多，脚头太野。这些年里，卫平和我也从同事变成了能够交心的朋友。我谈了深圳那边的情况，他劝我和他合作，因为他目前的工作与我同频。我第一次来西安是1987年，当时在华东师大读研。阔别22年后，2009年和一些西方学者一起又一次来西安，上西安城墙骑了自行车，去了兵马俑和碑林，最值得纪念的是和Anders Ericsson一起经历了有趣的小鱼足疗。2012年到2015年我又数次到西安“高新一中”考察、开讲座。疫情前，朋友还陪我去鼓楼，去回民街，品尝了各种西安美食（包括西安的羊肉烧鱼，“鲜”之谓也）。西安自成一格，有自己的历史骄傲。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那样的本土性是上海人无法比拟和超越的。在我心目中，上海人的最佳定位就是高级白领，兢兢业业，有条不紊，恪守规则，但缺乏大开大合的气势，绝对写不出《白鹿原》。但说实话，疫情前我在西安生活的两个夏天（2018-19年），日子过得有点沉闷单调，可能是因为住在新校区，没有一个熟人，或者我个人取向太海派，雄伟的法门寺不如上海的小咖啡吧让我更怡然自得。不过这次到西安，卫平亲自来火车站接我，让我感动。还有朋友邀我去大唐不夜城吃饭，相谈甚欢，晚上顺带沿着大雁塔的中轴线感受一路灯光和人潮。曾经和我合作的几个博士生都毕业找到了工作。和她们在一起让我快乐。这次在西安还见到了云诺，上次看到时她还是六七岁的小孩，现在长得比她妈都高了。云诺是“放养”的典型，居家上学，妈妈给她当学习助手，她还和网上的外国老师交上了朋友。云诺用自己的语言优势沉浸式地学习英语、法语、德语，阅读从雨果到奥威尔的各类书籍，像海绵一样吸纳养分，称得上是最好的“野蛮生长”的案例。
武汉是另一幅景象：三江交汇，大水滔滔，感觉整个城市泡在水里。从西安到武汉的高铁坐了四个小时。我第二天的报告和学院的教学竞赛冲突，所以听报告的人寥寥。我记得西安和温州也在搞教学竞赛，是不是上面布置的功课？饭桌上的话题还有“学习强国”和“党建”。不过，这和我无干，也不妨碍我每天早餐吃“热干面”的兴致和欣赏餐厅里的现代艺术的雅兴。戴耘写于2023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纽约州府Alb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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