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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核稳定」
后疫情时代，全球状况都不算好，人生活在其中就会感受到压力大增。中国又处于经济新常态的转型期，年轻人面对的是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多的社会。在这种客观环境下，如果成长中没有形成稳定的自我价值体系，没有心理灵活性，能够获得的资源支持也不多，就会痛苦。但事已至此，一直追溯过往不一定能减轻痛苦，想要从负面情绪里走出来，还得靠自己去善待、接纳、治愈自己。
我第一次关注到“内核稳定”这个词，是看到一个节取自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的短视频。视频里主持人李湘的女儿王诗龄被一个小朋友抱起，那个小朋友抱不动她，于是说：“你太胖了。你太重了。”王诗龄没有生气，她很平静地对小朋友说：“你多喝点酸奶去好不好。”言外之意，不是自己太重了，是小朋友力气太小，应该去长点力气。我看到有年轻人留言说：“不自证的道理，王诗龄3岁就懂了。”同时，“王诗龄的内核稳定”也随着视频流传开来。有的年轻人说羡慕王诗龄内核稳定，有的年轻人说羡慕王诗龄拥有不内耗的人生，甚至在“我为自己下辈子找的妈妈”热搜里，微博上很多人的答案都是李湘。我无法判断真实的王诗龄究竟是怎么样一个孩子，但我感兴趣这个视频流行起来的原因。实际上，每隔一段时间，网上就会流行一个类似于“内核稳定”的热词，比如说，“精神内耗”“×××比我的精神状态都稳定”句式，甚至“精神状态最稳定的动物”。有一种叫作水豚的动物，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事，它看起来都没什么表情，也被认为是情绪稳定。那么多本应该心智成熟的成年人，不仅仅羡慕3岁的小女孩，还羡慕水豚。这些不可思议的现象出现，可见网上的年轻人对精神不痛苦有强烈的向往。与互联网上的热词相呼应的是，中国科学院最近发布了《2022年国民心理健康调查报告：现状、影响因素与服务状况》，根据对8万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发现抑郁和焦虑风险的检出率分别是21.48%和45.28%。年轻人都在痛苦什么？暂停实验室是一家连接心理学科研与大众应用的研究型商业机构，它通过互联网向公众科普心理学知识，也开设线上的情绪训练营。它的受众和用户很大比例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和中年人。“精神内耗”“内核稳定”等都是一些情绪化的表达，我想通过暂停实验室的日常工作，把这些痛苦“具体化”。创始人郭婷婷说：“这两年，我感觉不喜欢自己工作但又不知道去哪儿的人挺多，比如觉得自己在公司人际关系不好，比如说认为这个工作不是自己想做的，或者说这个工作压力太大，自己都要耗竭了等。另外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可能工作过一段时间，也可能毕业之后考研考公，第一年没考上，在家二战、三战。这个过程非常难熬，非常孤独，因为一方面已经毕业了却没有工作，一方面他们做的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事情，难度很大，同时可能没有太多同伴跟他们一起。即便是考上了，未来也是不确定的。他们又努力，又很迷茫。”这些问题表面看像社会问题，而不是心理问题，我以为可以通过职场思维、职场技巧、考研考公辅导来解决，为什么最终导向的却是心理学领域？郭婷婷说：“在网上发泄情绪的人太多了，来我们这里的其实是少数。当他们来这里的时候，一般都是真的很崩溃、很难受。这种难受已经没有办法用其他方式去解决了。比如说他找了几份工作都干不下去，接下来再找工作可能还会处于同样的状况，或者可能没有勇气继续去找工作了。比如说考研考公的人，他每天都在‘一学习就反感，不学习又非常痛苦觉得自己啥也没干’的摇摆里面。他可能晚上还睡不着觉，不睡觉第二天精力差又学不下去，在这样的循环里生活质量是很低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先想到的是改变自己。”“内核稳定”并不是一个心理学术语。年轻人这些网络上的情绪表达，概括起来，庄晓丹说：“大概就是希望不难受。”庄晓丹是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美国心理咨询协会会员，还出版过《如何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她说：“这是不可能的。人只要活着就不可能不难受。”她在书里也科普过如何看待情绪：“虽然现在看起来社会上人们的情绪问题泛滥，甚至情绪本身都被贴上了‘问题’标签，但情绪原本并不是一种问题。相反，在整个进化过程中，它一直扮演着帮我们解决问题的角色，是一套强大高效的生存、社交机制。”
情绪像一个人的安保系统。庄晓丹在书里写道：“情绪只需要一个瞬间的认知评估就可以激发，它比复杂思维反应要迅速得多。现在人们经常觉得不经思考的情绪反应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但在危急时刻，正是这种条件反射式的反应在拯救自己。”比如现代客机满员紧急疏散的时间限制是90秒，想象一下需要花半个小时登机的飞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清空，只有条件反射式的恐惧情绪和恐惧所诱发的生理应激反应能够迅速把乘客带向安全。情绪能触发行动。庄晓丹写道：“如果我们企图用单纯的理性带动行为，往往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认为所有的逻辑都是对的，道理我们都懂，但我们就是动不了。这可能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情绪可以支持这一行动。”情绪也有辅助交流、维系关系的功能。跟人讲话的时候，有相称的情绪才动人，与人交往时产生相似的情绪共鸣才能联结紧密。
“内核稳定”这个愿望，不应该是没有情绪，庄晓丹说：“我觉得更应该接近于情绪反应和他遇到的外界应激成正比。比如你说你很焦虑，你要高考你会不会焦虑？高考完了是不是就应该不焦虑了？但如果高考完了还焦虑，那就有问题了。比如说，你遇到伤心的事，你哭是对的。如果你是笑的，这就不正常了。”“内核稳定”“情绪稳定”这样的词语，甚至让这些专业的心理学研究者和工作者觉得“不太好”。郭婷婷说：“比较接近年轻人诉求的那种心理状态，我们常用的一个词是心理灵活性。我们经常用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自己是天空，那些情绪是云彩。一个有心理灵活性的人，他会意识到云彩是变来变去的，任何情绪的云彩都能接触他，他自己是不变的、稳定的。包括他不会因为外在的评价而有巨大的波动，因为他对自己的认识相对稳定。”不稳定的人是相反的状况。郭婷婷说：“可能就因为别人一句批评，哪怕这个批评是针对事情的，而不是针对他的，他都会给自己再加一层。你批评我就意味着我不好，不仅仅是你批评我的这个地方不好，我整个人都是不好的。他会放大批评的影响力。”郭婷婷经常用“第二支箭”来进行比喻。她说：“第一支箭是每个人都会承受的，因为人总会遇到一些打击。第二支箭是那些自我批评、自我评价。其实第一支箭是有限的、可控的，而第二支箭你随时可以射向自己，你想射多少就射多少。自己扎自己，还更能扎到痛处，频率更高。比如今天领导批评你一次，你可能再批评自己10次。领导只批评你这件事没做好，你对自己的批评可能把你小时候犯过的错都想了一遍。别人受到批评痛苦3分，一个有这种思维方式的人，他的痛苦可能是10分，而且持续的时间还比3分那个人要长。”一个人在面对各种情绪的时候，如果想达到“天空”的状态，就跟“自我”高度相关了。简里里是心理咨询平台简单心理的创始人兼CEO，她是伦敦大学学院认知神经心理学硕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她觉得年轻人向往的那种状态，核心概念是“有相对稳定的自我价值体系，有稳定的自我评价”。简里里在她的书《简单心理：向内看见》中写道：“即便他们与所在社会环境的‘主流价值体系’有所不同，也不会因此而感到羞耻，不会非要去改变自我或者环境。他们能够为自己做选择，并为此承担责任和代价。”简里里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状态。她说：“我觉得这件事最核心的包括：我是怎么看待自己的，我是怎么看待别人的，我认为世界是怎么评价我的。举一个不特别恰当的例子，比如说你认为自己性别是女性，如果有个人非说你是个男性，你肯定不以为意。因为这无法撼动你对于自己的评价。但是如果你对他人的一些评价非常敏感，大多数时候是因为你对于自我被评价的这一部分并不真的确信，他人的评价容易撼动你的想法，使你对于自我产生怀疑，要去澄清和佐证。”现在年轻人的痛苦，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疫情。郭婷婷最近到大学里做一些讲座和招聘，她说：“不知道我是不是有点主观，但我总感觉学生们看上去不是太有活力，处于一种比较麻木的状态。我去问了一些心理咨询老师，他们也有类似的观察，说现在这一拨大学生感觉没有好奇心，然后情绪处于一种比较隔离的状态里面。”“隔离”指的是比较淡漠，不高兴也不愤怒，就像自己跟情绪隔了一层。郭婷婷说：“三年疫情，人际交往是被减少了。真人跟真人之间互动减少之后，一个人待久了，情绪就不太容易流动。他可能就处在淡漠的状态。说白了，这就是生活中多样性的刺激在减少。”情绪隔离还有相反的一面，就是崩溃或者愤怒越来越频繁。郭婷婷说：“他跟自己的情绪隔了一层，不代表他没有情绪。他只是暂时跟情绪失联了，但这些情绪积压久了之后，比如他遇到一件很愤怒或者会激发他的事情，他可能就会反弹到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情绪过激。现在的情况，有些人就在情绪隔离和情绪过激之间摆动。它有点像势能，从前人们可能是小幅度在摆动，现在可能就是大幅度的。”
人是会受到环境的影响的。庄晓丹说：“现在全球的状况都这么差，它的影响之大可以拿气候变化打比方，人们生活在其中，就是会感觉到压力增大。这是群体性的应激反应，大家都在战斗－逃跑的反应里。如果在高压之下，人的反应还是非常平淡，那就可能是解离了，这比战斗反应还更严重。”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人能获得的资源是否充沛就会导向不同的状态。庄晓丹说：“一个人如果资源和面对的挑战能够互相平衡，他受到压力和挑战时可能表现得比较平静。资源充沛就是各方面不能太差，比如说经济上不能太差，周围环境相对友善，受到的教育或者说教给他的应对方式还不错，相对健康，等等。”一个人如果资源不多，面对一个小挑战可能都会痛苦。庄晓丹说：“我举个例子，你有100块钱丢了两块钱，可能你都不知道怎么丢的。但你只有两块钱，丢了两块钱，可能你就感觉很崩溃了。”这些反应方式也许是人的天性。年轻人可能没有这些心理学知识，但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对王诗龄羡慕的内容，其实就是面对挑战时的各种支持：他们羡慕王诗龄是富有家庭的独生女。这是经济上的资源。他们转发一张李湘看王诗龄的照片，说里面是满满的母爱和欣赏。这是羡慕父母之爱的资源。他们到处扒李湘和王岳伦接受采访的只言片语，从中找到“理想父母”。李湘希望王诗龄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然后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生活。年轻人在这一条下面的感慨是：“没有谈结婚生孩子这些。”王岳伦让王诗龄去上国际学校，因为这些学校以孩子为主，尊重孩子的个性。老师都是外国人，不认识家长都是谁谁谁，对孩子都是一视同仁，不会有不平等的现象。下面的留言觉得他揭开了东亚育儿的遮羞布。除了疫情后全球恢复期的特殊情况。中国正处于一个结构性的变化时期，人们也会受到冲击。经济进入新常态，高考和研究生扩招让文凭难以成为好工作的敲门砖。几年前，我们在做“小镇做题家”相关选题时，有采访对象回忆，他们读中学时，老师激励他们考上“985”年薪50万，考上“211”年薪20万。等他们本科、研究生毕业真正找工作的时候，发现老师家长许诺的那种工作和生活很难实现。如果站在年轻人的角度，痛苦就很容易理解。这代年轻人的父母经历过改革开放红利期，他们自己或者旁观了同龄人考上好学校、找到好工作。这条路径成了父母的人生信念，而密集型的教养方式则更可能让孩子在优绩竞赛中取得成功。优绩竞赛越激烈，父母对孩子的干预就越严密，现在甚至扩展到了成年之后。庄晓丹说：“为了胜出，许多人类正常发展需求都被削减，比如说社交、自我探索、为了适应环境的观察和摸索等，除了考试能力以外，可能其他能力都没发展起来。一个人牺牲了童年，牺牲了青少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卷了上来，可时代变了。当年努力时的许诺都没有兑现，他们很难一下子扭过来。”时代在变化，不可控的因素越来越多，人缺乏力量去应对，也会造成痛苦。从近期看，父母、学校和社会并没有根据时代变化调整对待年轻人的方式。庄晓丹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一代人觉得有饭吃有衣穿有工作，还要什么呢。这一代年轻人是在相对富裕的环境里长大的，他们追求的不一样，他们要的是自我价值感，要的是有尊严的生活。比如从前强调要勤勤恳恳，现在年轻人不那么认同，他们不满足于简单糊口，而对环境和他人对待自己的方式有更多诉求。”
往远期看，面对不知什么时候风险就从哪里冒出来的未来，本应发展出一套灵活的生存本领。父母或者养育环境给孩子规划的人生却基于社会经济稳定增长这个前提。庄晓丹说：“有些父母在自己心里踏实和孩子心里踏实之间，会选择自己心里踏实。而且中国本科率只有4%多，父母只能在他们有限的世界观里去为孩子规划。父母会摁住不可控、不可知，比如孩子马虎，但父母不允许马虎。现在都已经有AI了，未来社会生活、就业市场什么样谁都很难预测，但孩子们还生活在一种高度被控制的状态下。他们识别和应对不可知不可控的能力很难得到发展。他们当然也会恐惧，人在恐惧的时候，更容易妖魔化、敌视、攻击对方。处在这样的环境、心态下，人也会更加痛苦。”年轻人痛苦，最直接的原因是很多人没形成稳定的自我价值体系。简里里说：“理论上人从出生开始，分离就开始发生了。这个过程从他开始说‘不’，一直到他上学、青春期，都要在探索中。他从原生文化中走出来，有一些他认同，有一些不认同，他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自己的价值观，慢慢成为一个独立的、成熟的人。当一个人独立和成熟，生活中肯定会遇到各种糟心事，但不会让自我有特别强烈的痛苦感：比如我不被人喜欢、我特别讨厌自己等。”在现在这样的养育文化里，这种分离比较困难。简里里说：“客观上，结婚、生孩子等各种人生大事里，父母想要干预得特别多。主观上，很多父母不肯放手。我现在在养孩子，在读一些书。比如书里建议，小孩1岁之后，父母要让他知道，他是重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有时候妈妈有其他事情做，他要等一等。我觉得在做这件事的时候，父母是要告诉自己，跟小孩要分离。”父母对于让孩子形成独立、成熟的自我并不敏感。简里里说：“孩子长大独立，离开父母，对父母来讲是非常难过的。这意味着父母的衰老，面对死亡。对有些人来讲，养育孩子还可以满足自己，比如他生活里没什么有价值感的事情，就养育孩子带来特别大的价值感。他就不会放孩子走。如果父母对孩子不放手，孩子稳定的自我很难发展出来。”社会环境里还有很多抽象的“父母”存在。简里里说：“比如有的大学早上辅导员站在教室门口抓学生迟到。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了，他不上课，如果挂科，自己承担就可以了。比如全职儿女，或者它的变形‘霸道总裁爱上我’，这些都是有一个人来养你。”这种文化或者家庭，会出现既听从依赖“父母”的，又恨“父母”的年轻人。简里里说：“人长大要离开家庭是一种非常原始的力量。人成长的过程必然要从精神上面对对于父母或象征意义上的父母的失望感。知道他们并不全能，他们有自己的局限和弱点。这样人才能从中离开和长大，为自己争取和做选择。这个过程中人开始意识到父母的价值观可能我不认同，我能够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同时我也不渴望去改变对方。所以，当一个成年人被全面控制，没有独立起来的时候，他会把所有的不顺利、怨气、失败、错误都归咎于控制他的父母或者社会文化身上，而不是像个成熟的成年人一样自己承担责任。”我们做这个选题，除了报道这个社会现象，也想能不能帮助深陷精神内耗的年轻人。但采访下来，发现人的内心百转千回，没那么简单。无论通过简单心理平台寻找咨询师的来访者，还是参加暂停实验室训练营的用户，都不是精神内耗最严重的人群。解决精神内耗，寻求内核稳定并不是“发烧40度，就去看发热门诊”的“有病治病”逻辑，而是健身房的逻辑，“想健身的才去健身，而不是长得胖就去健身”。想学习心理学知识，或者通过专业途径减轻精神内耗的是少数人。甚至有人认为，追求“内核稳定”或者准确地说——“心理灵活性”，是社会对成年人的PUA。心理学上的求助延迟一直是个问题。郭婷婷说：“我看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焦虑抑郁的数据，主动求助者一直不到10%，其中去医疗机构的只有3.6%，还有一些是在网上找互助小组，也算求助。精神心理的事跟其他身体疾病挺不一样，它有点类似于高血压糖尿病，是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问题。”主动寻求解决精神内耗的人少，首先因为很多人对心理上的痛苦没有太多概念。郭婷婷说：“抑郁和焦虑是很抽象的词，我们在面对大众的时候要拆解一下：抑郁就是你觉得生活中什么都没意思，打不起精神。焦虑就是容易灾难化思维，总把事往坏处想。这么说，大家容易跟自己对得上。”还有一些人是对改变有畏惧。郭婷婷说：“痛苦这件事也是可以习惯的。我遇到一些人，他们会意识到改变让他不舒服。比如说：‘我最近居然不内耗了，我很慌。’因为他过去一直处于内耗状态里，内耗变成自我认同的一部分。”还有人是从痛苦里获得一些隐形的好处。郭婷婷说：“比如我就是一个容易胡思乱想的人，把一些归因归到父母那里会好一点。它会解释我生活中的一些事情，使得我不需要为这些事情承担责任。”人可以被允许一直痛苦下去，不改变吗？当然可以。简里里说：“最终每个成年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如果希望获得稳定的自我评价体系，这条路很辛苦。我记得弗洛伊德说过，所有人都想要自由，但自由意味着责任。如果希望当巨婴，你可能会遇到比如工作不如意、生活不顺利等，你总生活在怨天尤人的情绪里。如果你觉得是可以的，你也可以选择。”只不过一直痛苦下去，算不上另外一种“稳定状态”。郭婷婷说：“如果他暂时受到的打击还在耐受范围内，痛苦没有那么强烈，可以保持下去。但是，生活给他一个更大的打击或者外力，他可能就崩溃了。”我觉得人生值得不凑合地过，我想知道有没有办法影响那些对痛苦有耐受性的人。郭婷婷说：“有的人没办法想象，如果生活变好一点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有一个训练，就是让他去想，假设完成了训练营的练习，生活中发生的改变具体是什么样子，我那时候的一天和现在的一天相比会有哪些不同。这个对于激发大家改变的动力是很有用的想法。”改变可以求助于心理咨询、训练营等服务，也可以先自己“悟”。庄晓丹说：“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归因习惯。如果你有什么事先找自己身上的问题，导致特别自卑、自责，接下来你就多想想别人身上的问题。如果你有什么事都先找别人的原因，觉得别人不尊重你、针对你，那就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如果你有什么事情总在个人身上找原因，要么是某个人对我不好，要么就是我自己不好，接下来就多往宏观上去考虑。如果你总是往宏观因素上找原因，比如觉得男生没一个好人，所有人都找不到好工作，就多往微观上去想一想。总之，思维上要平衡。我甚至不鼓励来访者莽撞地解决问题，因为这些表面上的问题可能是他目前赖以生存的保护性机制。首先要回到平衡，搞清楚问题到底是哪些因素造成的，再去找有效解决问题的方式。一开始对问题的归因是错的或者偏颇的话，导出的解决方案就可能无效、挫败，甚至造成更复杂难解的新问题。”好的文学艺术作品，也是很好的媒介，简里里说：“心理咨询最终是给你一段修复性的情感体验。修复性的情感体验指的是你从关系里获得的体验。比如看电影的时候，有人会把自己的情感投注到某个人物身上，跟着他经历故事中的各种情节。如果你能从这个人物身上看到你渴望的力量，就会觉得这个电影影响了自己。因为心理咨询最早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精神分析影响的心理治疗是非常狭窄的领域，它影响了西方世界非常多的文艺作品。怎么理解一个个体，怎么理解一个社会，其实贯穿在这些作品里。我一直都会建议大家去读一些人类历史上璀璨的名著。”点击下图，一键下单
高敏感（魏倩）
说“不”困难症（驳静）
过度努力（杨璐）
学会愤怒（徐菁菁）
消极思维（杨璐）
过度思考（魏倩）
自我破坏（驳静）
控制强迫症（魏倩）
爱比较（魏倩）
扮演一个受害者（驳静）
零在意心态（驳静）
坚强强迫症（杨璐）
- 时事：利比亚大洪水：人民的灾难（余物非 程靖 薛永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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