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旧事》19.上了中央公园；20.露水夫妻
第19章 上了中央公园
“做咩FBI？”我自嘲地说，“那件事让我意识到自己几斤几两，夜店这行终究是干不长久的。刚好赶上疫情‘三年自然灾害’，对我们这些非刚需的服务业来说打击是致命的。街对面红火了二十多年的天津包子铺关了门，老板夫妇搬回天津老家了。连家乐福那种大财团到现在也没缓过劲来，货架上的东西比疫情前少了一半。”
今天应当是采访的最后一日。反正都混熟了，泰德打电话从楼下叫了两个盒饭上来，我俩就在他的工作室匆匆吃了午饭。
“都是因为疫情？”泰德皱眉不解地问，“美国的餐饮业早就复苏了。”
这个问题我决定不回答。疫情结束后街边卖竹签菠萝和糯米糍荔枝的小商贩都被赶走，这当中的道道我一个平头百姓既不清楚，也不敢妄议。
“那薛姨现在做什么生意？”
“我和老公搬来广州，在暨南大学附近开了家奶茶店，”我舒心地说。
“为何是奶茶店？”泰德打趣地问，“卖手机、电玩不行吗？而且薛姨你应当懂酒，怎么不专门卖酒？”
关于卖什么的问题，我老公家世代经商，自然是经过深思熟虑过的。“因为目前但凡能在网上买到的产品，实体店所受的冲击都不可估量。比如手机，头些年你的店只要加盟移动、联通那些大运营商，就能保证赚钱。现在不同了，网商们的价格都很透明，服务也到位，很多人宁愿从网上购买。电玩、酒这些都是一样的，实体店在价格上没法同他们竞争。”
“可奶茶就必须有人亲自做！”泰德恍然地用笔敲了下本子，“也就是说，还是要靠卖‘服务’。”
“对的，尤其是学生这个群体，更多的钱他们也拿不出来，奶茶还是买得起的。”所以我的店铺自开业以来，每天下午都排着长队。
泰德思考了一下，“那薛姨同原先的员工们还有联系吗？”
我摇了下头，“她们都是外来打工的女孩子，四处漂泊，很快就失去联系。只有华月在出国前和我通过电话，她哥哥后来去纽约城市大学什么皇后分校读书，为她办了探亲签证。虽然没在电话里明说，但我感觉她是不会再回来了。”
希望她还好吧，我在心里说。我对那些逾期滞留美国的华人生活并不了解，但想来不会轻松，除了谋生之外还要时刻担心自己的身份。“也不知她现在是否一切安好，”我添了句。
对面的泰德双手捂在笔记本上，头低得有些僵硬。过了会儿收起笔记，抬手将桌上的录音机关掉，对我说了三个字：“我知道。”
什么？泰德这三个字立刻驱散了我午后的倦意。本以为采访就快结束了，冷不丁炸了颗响雷。原来泰德早就认识华月，也就是说他这次采访并非随机找上的我，而是另有隐情？
“薛姨，原谅我没有一上来就和你说实情，”泰德带着真诚的歉意望着我，“这些天来我从你身上学到了好多，十分感激你知无不言、倾囊相授。现在不知你可愿听听我这头的故事？”
当然，我点头，在椅子里换了个坐姿。
“想必你也清楚，华月的哥哥虽然拿到奖学金去美国读书，他们一家子都不宽裕，同在一个国家的哥哥没法接济妹妹。所以华月去到纽约后，先到新泽西一家华人农场主家做住家保姆。那家给的报酬还不赖，只是孩子早产了两个半月，白天黑夜地哭。华月虽是能吃苦的女孩，十来天后也扛不住了。”
这我同意，毕竟只是个二十出头的大姑娘。
“之后她去法拉盛一家美甲店做小工，当然是黑工了，每周只休息星期日，那天她会去中央公园门口的街上卖画。薛姨你可能不了解，中央公园附近有不少卖人像的艺人，通常都是画些奥巴马、川普、赫本之类的名人。我那天带着儿子去玩……哦，我忘记说了，我离过婚，孩子我和前妻共同抚养，通常会在周末送来我这里。”
原来是这样，我大概能猜到接下来发生的事。
“……经过一个亚洲女孩的画摊前，我随意扫了眼她的画，眼睛一亮。她画的那些人物与别家不同，孔子我认得，还有些穿袍子穿军装的华人我不认得，剩下的像是普通中国民众。当中有幅画让我印象十分深刻，是位五十岁上下的大妈，画得生动传神。大妈的脸上虽然写着苦难，但眼睛里闪烁着智慧与乐观，嘴角抿得很坚强。于是我便驻足，用中文向她询问画中人，满以为会是她的母亲或姨妈谁的。你猜她是怎么跟我说的？”
泰德说最后这话时，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我。又一个惊雷在我头顶炸响，难道画的竟然是我？也就是说，我这张一辈子没去过西方世界的老脸，也登上了纽约中央公园？
第20章 露水夫妻
“她说，”泰德蓝灰色的眼睛里闪动着水波，“这人叫薛姨，做过很多人的‘妈咪’。这个称呼不是她的职业决定的，是因为她待那些年轻人都跟自己的孩子一样。”
真的？我咬着嘴唇，华月不仅记得我的样子，还在心里把我当成长辈。不过华月这么讲，岂不是暴露了她自己在KTV做小姐的经历？
泰德像是清楚我在想什么，“华月从一开始就没有对我隐瞒她的经历，现在我明白了，那是因为她洁身自爱，问心无愧。我当时正在办一个墨西哥移民专栏，本想拍张照片放上去，灵机一动，请她帮我画个典型的墨西哥劳动人民像。她答应了，我俩约好下个星期交货。然而等一周后我来她摊前取货的时候……”
泰德说到这里垂下目光，胸口像是囫囵吞了个粽子堵在那里。“一见到她我就很惊讶，才几天就变了个人，精神不振，眼窝深陷像严重缺觉。看到我来，她说抱歉她交不了货，因为最近几天晚上下班后都不敢回家。”
“出什么事了？”我紧张地问。
据泰德说，大部分黑身份的华人住在法拉盛的一些固定社区。华月因为打黑工挣钱少，同另外三个无合法身份的华人租了一栋破烂的四卧室小楼。本来是三女一男，她和当中一个差不多年龄的女孩关系不错。另外一男一女四十多岁的年纪，在国内都是有配偶孩子的，七八年没回国了——因为非法逾居者一旦出了美国就不可能再拿到签证。
那一男一女就在这里“搭伙”过日子。意思就是没有任何金钱和法律上的责任与约定，只不过同为天涯沦落人，在寂寞的异乡互相做个伴吧。据说这种现象在黑身份移民中挺普遍的，如果某天其中有一人的配偶或子女来美国，另一个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不会泄密也不会纠缠。当然了——我在心里暗忖——那些人的配偶在国内恐怕也不会闲着。
“本来住得好好的，”泰德接着说，“不久前另个女孩走了，搬进来一个三十来岁的壮汉，也是在当地的华人装修队里做黑工。婚姻状况不明，一来就看上了华月，非要跟她‘搭伙’。华月明确地拒绝了他，一点用都没有。晚上下班后就无休止地骚扰她，华月吓得一回家就躲进自己卧室，可总不能不吃喝不上厕所吧？
“只要被他撞上就动手动脚，另俩男女本来也不是正经夫妻，都不想揽祸上身，装看不见。晚上等那俩人睡着了，男人趴在她门上说些不堪入耳的话，还、还在她的厨具和漱口杯里小便。最后她不得不把自己那套锅碗瓢盆都收进卧室里。”
“流氓啊！”我气得一拍椅子扶手，差点把泰德的椅子打散架。“为什么不报警？”
“他们都是没身份的人，”泰德无奈地说，“平常开车都小心翼翼，就怕被警察捉到。听到风就是雨，有些人连电话都不敢跟家人打，总觉得会被监听。其实除非是大毒枭，谁有空监听他们？纽约作为庇护城市，那里的警察没出事不会查身份的。我有个朋友就在警局，他说警察和移民局是独立的，法律规定警察不能代替或帮助移民局执法。而且都知道黑下来的太多了，没法管。即便这样，除非是刑事大案，怕被遣返的恐惧让这个群体受害后很少会选择报警。”
“那、那为什么不搬家呢？”
“合同还差三个月到期，华月辛苦攒了那点儿钱，不舍得拿来交违约金。于是只能早出晚归，觉都睡不好，更不用说画画了。”
这下轮到我着急了。“那可怎么办？贺先生你急死我了！”
泰德脸上露出腼腆的笑，“于是我提出，那天晚上我送她回家。”
我一怔，随即想明白了。华月住的那地方估计几十年都没进来过体面人。泰德身为纽约时报记者，一米八五的个子，西装革履，亲自把华月送回家，别人定会以为那是华月找的靠山，小流氓怎么敢跟泰德这样的人硬杠？活生生一出英雄救美啊！
“这还不算完，”泰德的眼中闪烁着顽皮，“我叫了外卖带去华月的家，并打电话给警局那个朋友，说请你今晚来这个地址帮我一个忙。什么都不要问、不要理，进客厅里吃点东西、喝杯饮料就可以。朋友其实也心知肚明。”
“妈呀！”我忍不住叫出声。作为一个局外人想象着当时的场景，我的头发都快竖起来了，当事人还不吓尿了？“后来呢？”
“两天后，那个男人搬走了，”泰德欣慰地说。
注：做保姆、搭伙夫妻和性骚扰这些是真事改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