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生必去的城市，一定有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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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北美华人网)
或许，一座城市也是可以有情绪的。 比如泉州。 她有自豪。这里是闽南文化的源头，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马可波罗眼中的“世界第一大港”。
晋江五店市“皇宫起”红砖建筑。摄影/陈正权
她有喜悦。这里是国际闻名的花园城市，经济总量连续二十二年居福建省首位。
建于1934年的西街钟楼。摄影/邵晟南
她也可以有愤懑不平。2018年，泉州（古刺桐）申遗失败，不幸成为中国首个申遗失败的城市案例。
泉港区山腰盐场，正在晒盐的惠安女。摄影/丁子翔 但是，如果你走进泉州，不会发现这座城市中充斥着情绪的波动。城与人都散发着一种使人放慢脚步的迷人气质，根源无外乎两个字——知足。 
开元寺内虔诚的信徒。摄影/方托马斯
这份从容来得殊为不易。闽南人敢闯敢拼，连皇帝都叫他们“漳泉刁民”。泉州人自是血气方刚，一身用不完的力气。他们走遍世界，世界也曾在泉州路过。或许正因如此，泉州城才谦逊低调，百折不挠，永远带着一丝古典主义的优雅。
刺桐古城，鲤跃龙门
红砖古厝，锦鲤当头。摄影/赵啸飞
有高调的实力，才能谈到低调。那么泉州有没有这个资本呢？答案是肯定的。 放眼整个中国，能够称得上对世界有所影响的城市并不多。泉州有幸成为了其中之一，而且是极为重要的一个。 泉州古称刺桐，因其城郭形似鲤鱼，又名鲤城。
从大坪山眺望泉州夜景。摄影/邵晟南
称泉州为鲤城，倒真是恰如其分。泉州城在极长的一段历史中，只能说是平凡得毫不起眼。自秦朝设立闽中郡开始，泉州这片土地就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不断被划分给不同郡县。甚至在唐朝时，泉州这个名字都曾属于福州。 隋唐时，泉州作为一个港口日益突显，可在广州这个老大哥面前仍然显得底气不足。论历史也不及更靠南的合浦、徐闻等地。
蟳蜅渔村的渔民。摄影/赵啸飞 然而，泉州这条“鲤鱼”，终于是有了跃龙门的机会。 自晋室南迁，中国的东南逐渐得到开发，再经由隋唐的稳定发展，已是“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为产品寻找销路，排上了主政者的日程。
紫帽山。供图/视觉中国
无巧不成书，大陆的另一端，一个地跨亚非欧的大帝国正在崛起。阿拉伯帝国正值阿拔斯王朝统治，那里不断有船队前往东方，收购丝绸、瓷器等等手工艺品，是Made in China的最大买主。他们从中国的南海之滨登陆，寻找最有价值的货物，填进商船空空荡荡的肚子。
唐朝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两位弟子曾来到泉州传教。去世后就埋葬于泉州，安葬地被后世尊称为圣墓。郑和下西洋之前也曾到此拜祭。图为泉州灵山伊斯兰教圣墓的出土文物。供图/视觉中国
往来不绝的船队，使得中国大多数港口应接不暇。中国的商品不愁销路，愁的是在何处交易。北宋元佑二年（公元1087年），宋朝政府在泉州设立市舶司，泉州作为官方贸易港口的地位正式确立。泉州的崛起可谓是占尽了天时。
中山路是泉州最早的商业街，后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而渐渐衰落，好在这里保留了大量的老式建筑。摄影/邵晟南
南宋偏安东南一隅，失掉了大片土地的宋皇室，急需海外贸易的税收来支应巨大的开销。这时，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与相邻的明州（今浙江宁波），都有成为贸易大港的潜质。泉州眼看着刚刚取得的优势就要溜走。不过还好，泉州也占尽了地利。
通淮关岳庙正殿斗拱。关岳庙是福建现存规模最大的武庙。庙内存有宋明时期的诸多名家真迹。摄影/gaomh
“ 泉居八闽之南，山势蜿蜒，不见刻削；海港逶迤，不至波扬。 ——《隆庆府志》
” 短短一句话，道尽了泉州作为港口的地利。 泉州地处福建省南部，海岸线曲折，多港湾，加上没有寒冷的冬天，建设港口再合适不过了。
航拍泉州。供图/视觉中国
虽然唐宋时期的中国，以及阿拉伯、东南亚等地的造船技术已足以应付远洋行船。但是，商人们都希望缩短航行距离，来尽量降低风险与成本，将利益最大化。对这些客商来说，前往临安与明州，要多行驶三个月之久，实在不划算。
洛阳桥，由北宋泉州太守蔡襄主持修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跨海石桥。摄影/凌波微步
看到这里，也许有的人会想，那一定是广州最合适了。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客商希望港口尽量靠南，但是南宋政府希望“钱袋子”离自己越近越好。两厢妥协，泉州这个选择正是平衡点。 况且，唐宋之际，福建-琉球航路开辟并日趋成熟。泉州一港可以同时承接西南（东南亚-阿拉伯-非洲-西洋）、东南（台湾-琉球）、东北（高丽-日本）三条航线。泉州之地利，无人能比。 此外，福建的“山势蜿蜒”又帮了泉州一个忙。
泉州山地。供图/视觉中国 山多田少，大量福建人逃离土地，下海谋生，对所谓“农本商末”的说法嗤之以鼻。泉州人有极重的乡土观念，有同乡帮扶，越来越多的人出海经商。在封建社会里，他们这群人的叛逆，正是泉州崛起的人和。 
晋江江口中云洲。晋江是泉州第一大河流，当年晋朝南渡的士族搬到此地，怀念故土而将此河流命名为晋江。摄影/凌波微步
此后，泉州为宋朝皇室提供了超过五分之一的年收入。超越广州，在元朝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与世界联结在一起，都不过是顺理成章的事。
海禁锁国，龙困浅滩
高甲戏演员。摄影/方托马斯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泉州之后的日子并不顺遂。 元朝末年的一场兵乱，摧毁了泉州的繁华，泉州由云端落入凡间，“番货远物珍玩异宝之渊薮”不复存在，在泉外商一哄而散。眼见她起高楼，眼见她宴宾客，眼见她楼塌了。世人眼中的泉州，有了一丝悲剧的色彩。
泉州木偶剧院上演的提线木偶戏。摄影/杨福添
随之而来的政策变化更是雪上加霜。 明朝立国之初，就实行海禁，采用朝贡贸易政策，只允许外商以朝贡的名义互市，一应商品也由官府作价收购。此时，泉州与广州、宁波一起，作为唯三设有市舶司的城市，迎接着来华商队。
三合面。相传，三合面是戚继光在福建抗击倭寇时，发明的一种便于携带的军粮。在炒好的面粉中加入红葱头、白糖、碎芝麻，可以直接装入布包中背在身上，食用时加入热水即可。摄影/赵啸飞 然而，各种繁琐的规定，就像是一锅温水，泉州就是水里的青蛙。 比如，各国使节只允许走特定商道，南洋走广州，日本走宁波，朝鲜走辽东，只留下国力最弱的琉球给泉州。泉州的尴尬，就像突然变成龙套的一线巨星。 
妈祖庙的面食供品。摄影/方托马斯
祸不单行，明太祖朱元璋赐予琉球一支“公派移民”队伍，史称“朝阳通事三十六姓”，他们的后裔专司对明朝朝贡等一干事宜。这对泉州绝非好消息，因为这“三十六姓”都是福州人。从此，琉球使团都经由福州入华。市舶司也随即迁往福州。
崇武古城，明政府为抗击倭寇所筑。供图/图虫·创意
明王朝的朝贡贸易常常是以高额的赏赐结束，其价值远超进贡的物品。明政府以“打肿脸充胖子”的方式垄断海外贸易，同时借此显示自己的国力强盛，却也扼杀了中国最有活力的一股力量。 生命自会寻找出路。重压之下，民间的走私屡禁不止。这些走私商人或是生活所迫，或是有志难舒，总之，这股民间力量让明政府颇为头疼。其中，当然少不了泉州人的身影。
朝天门位于泉州北门街，现存建筑是按照宋元建筑风格于2001年重建的。摄影/厦门苏煜鹏
郑芝龙，福建南安人，走私商中的枭雄。一生周转于政府、洋人、商人、倭寇之间，完成了海商、海盗、官员等不同身份的转换。从荷兰人的翻译，到部众三万、大小船只近千艘的海上霸主，郑芝龙只用了四年时间，而且，他当时只有二十四岁。不过，他一生最得意的“作品”，恐怕还是在中国家喻户晓的郑成功。
水上“捉鸭”是端午安海古镇三百余年的竞技遗风。弄潮人踏过从千年古石桥——安平桥墩伸出水面的、涂抹油脂的长竹竿，走到末端探笼取鸭。相传该习俗是郑成功在安海港操练水师的史俗演变，极具挑战性和趣味性。供图/视觉中国
郑芝龙死于清政府之手。泉州，与他殊途同归。
对泉州来说，清朝的海禁政策刀刀见血，酷烈之极，几乎彻底扼杀了泉州翻身的机会。这一切针对的正是盘踞台湾的郑氏家族。
海边的渔民。摄影/车小颠
“无许片帆入海”，大海之上几乎再看不到泉州人乘风破浪的身影。“迁界”政策一出，沿海居民又不得不背井离乡。面对昔日亲密的大海，鲤城在寒光闪闪的刀枪之下，如临深渊。泉州港的地位一落千丈。 自此，泉州的辉煌，画上了一个休止符。
古称佛国，满街圣人
泉州的经历，如月之盈亏。 命途多舛，并不能左右泉州人对于生活的态度。宠辱不惊，才是这座城市的主旋律。“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泉州人肉体凡胎，又多是善男信女。
开元寺始建于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是福建省内最大的佛教寺院。现存建筑多为明清两代所建，唯有一棵古桑树传说为唐代所植，是中国最古老的栽培桑树。摄影/厦门苏煜鹏
当年繁盛无比的泉州城，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他们称泉州为“光明之城”，因为这里夜夜灯火通明。
开元寺外，西街的夜晚。摄影/赵啸飞 旅居泉州的外国商人，带来了自己的生活习惯，也带来了自己的信仰。泉州城中，清真寺传出的唤拜划破宁静；摩尼教的圣火熊熊燃烧；基督教堂里的祷告虔诚平静；梵音称颂自佛堂中幽幽传出。它们没有打扰道观里的清修，没有阻挡天后宫里的顶礼膜拜，更不会遮蔽书院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的朗朗读书声。
泉州西街远观泉南堂夜景。泉南堂建于清同治年间，自建成以来一直是泉州基督教的中心。摄影/邵晟南 
晋江市博物馆收藏的磁灶窑酱釉刻明教会碗。器内腹阴刻“明教会”三个字，匀称排列。该碗为宋代泉州草庵摩尼教徒的生活用具。供图/视觉中国
南少林武僧。泉州少林俗称“南少林”，始于唐，盛于两宋。摄影/车小颠
宋元时的泉州，达到了一种精巧的大和谐。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每个灵魂都有处安放。几乎同一时间，西方正经历着十字军东征——人类史上最漫长的宗教性战争。而泉州人的字典里，几乎连隔阂与误解这两个词都不存在。
泉州少林寺武僧释理亮借助三合板，苦练少林绝技“水上漂”。供图/视觉中国
多元化是创造力的沃土。泉州人敢于开风气之先，甚至总有些“越轨”的举动。 李贽十二岁便写书批驳孔子言行。一生著述颇丰，却命名《藏书》、《焚书》，总是要说些反正统的“奇谈怪论”。泉州能走出李贽这位离经叛道的大学者恐怕不是偶然。 李贽的叛逆，是不是这座城的主流呢？是，也不是。
泉州府文庙。上图摄影/465；下图摄影/杨福添
舍本逐末，追逐商业利润的“叛逆”自不必说。泉州官府也是特立独行，把政策决议以榜文的形式张贴于城中，这种公开透明，在君主专制的年代实属罕见。南宋末年，泉州甚至还曾出现短暂的“城邦自治”。彼时，南宋政权摇摇欲坠。蒙古人的铁骑已逼近泉州城，城中的官员、商人、士绅一齐商讨这座繁华大城的出路何在。
东西塔坐落于开元寺内，是中国现存最高的一对石塔。摄影/车小颠
话说回来，泉州籍作家蔡崇达曾这样形容自己家乡的小镇：
“ 在我生活的这个小镇，所有人都笃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也相信有魂灵，人与鬼神亲近地生活着。我们还相信，魂灵有着和现世一样的属性，会饿到，也会吃太饱，会太胖，然后也会心情不好，也会闷出病…… ——蔡崇达《皮囊》
”
承天寺内，僧侣和信徒摩肩接踵。摄影/赵啸飞
泉州人是有所敬畏的，不逾矩，对神明崇敬得不像那群果断敢为的商人、水手。另一边，因为富足又有所寄托，而善于知足。不因庸庸碌碌而心焦，更不会把腰缠万贯作为炫耀的资本。 当然，这是个连“魂灵”都会发胖的城市。历史的大悲大喜，并不是生活的终结。
闽南之根，烟火人间 
泉州蟳蜅女以其别样的装束，特别是头饰而格外引人注目。摄影/方托马斯
泉州也是最世俗的地方，听天命的前提，是要尽人事。闽地古来因山海相阻而显得隔绝，这里的生活方式对外地人来说充满新鲜感。 泉州人的一天从一碗面线糊开始。热气腾腾，好像连白昼都是那水汽把黎明晕开而生出的。
泉州值得引以为豪的东西数不胜数，转念一想，它们又不过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已。 泉州有颇多古建筑，这当然是她申遗的最大资本。可能它们看起来有些陈旧，甚至破落，但是这些被时间淘洗过的城市印记，正是泉州人脑海中家乡的轮廓。
红砖厝民居。摄影/profiteer 茶叶和瓷器，曾经带着中国这个名字走遍世界。我们可以在泉州找到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铁观音的醇厚甘香，是它绵延余韵的基石。蜷曲的茶叶以清香抚慰国人的同时，也漂洋过海，几乎在海外成为乌龙茶的代名词。
金秋十月，安溪铁观音秋茶迎来采摘佳期，当地茶农在茶山上忙碌。供图/视觉中国
初见德化白瓷的人，想必会对它洁白晶莹的光泽感到讶异。温润的白釉背后，不知道有多少次泉州工匠的失败与尝试。
▲ 温润精致的德化白瓷。摄影/方托马斯
德化月记窑，400年薪火不息。摄影/张利煌
泉州故事未完待续。
清朝的压抑早已成为过去时。低调的泉州，在改革开放之前是福建省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如今，已是全省经济的龙头老大。只要门缝透出一缕光，泉州人便知道生活仍有希望。
泉州艺人许谦慎制作的刻纸无骨花灯。1958年，曾师承刻纸大师李尧宝的许谦慎，揣着师傅送的一整套制作花灯的工具，离开了泉州市工艺美术厂，开始了自己的手艺生涯。供图/图虫·创意 那一代泉州商人就像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出海谋生的先辈们一样，笃信“爱拼才会赢”，纵然当年那样的天时地利人和已不复存在，泉州人也不会放过任何一次机遇。 
东海泰禾广场，是泉州商业繁荣的符号性建筑。摄影/菜菜
此时，闽南人身上那种务实与进取的性格，在泉州人身上展现到了极致。泉州人以家乡为荣，同时深知自己已落后了太多。泉州人不躺在荣誉册上睡觉，放得下身段，敢想敢干。民营经济开始在泉州大展拳脚。安踏、匹克、特步、七匹狼等等国人耳熟能详的品牌皆出自泉州。
泉州是一座由汗水与血泪在时间中交融而成的城市。特殊的经历，也让她透出别样的温润气质。
南音，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古音乐，唱法基本保留了唐朝以前的民族风格，被称为中国音乐的“活化石”。图为正在表演的南音弹奏者。摄影/凌波微步
泉州城是一个人一生必去的一座城。无论你是为了与历史擦肩而过，还是仅仅希望体会泉州人的惬意与悠闲。
夕阳西下时的开元寺。西街的楼顶水洼边，一只小猫在惬意行走着。摄影/车小颠
她有喜悦。这里是国际闻名的花园城市，经济总量连续二十二年居福建省首位。
她也可以有愤懑不平。2018年，泉州（古刺桐）申遗失败，不幸成为中国首个申遗失败的城市案例。
这份从容来得殊为不易。闽南人敢闯敢拼，连皇帝都叫他们“漳泉刁民”。泉州人自是血气方刚，一身用不完的力气。他们走遍世界，世界也曾在泉州路过。或许正因如此，泉州城才谦逊低调，百折不挠，永远带着一丝古典主义的优雅。
刺桐古城，鲤跃龙门
有高调的实力，才能谈到低调。那么泉州有没有这个资本呢？答案是肯定的。 放眼整个中国，能够称得上对世界有所影响的城市并不多。泉州有幸成为了其中之一，而且是极为重要的一个。 泉州古称刺桐，因其城郭形似鲤鱼，又名鲤城。
称泉州为鲤城，倒真是恰如其分。泉州城在极长的一段历史中，只能说是平凡得毫不起眼。自秦朝设立闽中郡开始，泉州这片土地就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不断被划分给不同郡县。甚至在唐朝时，泉州这个名字都曾属于福州。 隋唐时，泉州作为一个港口日益突显，可在广州这个老大哥面前仍然显得底气不足。论历史也不及更靠南的合浦、徐闻等地。
无巧不成书，大陆的另一端，一个地跨亚非欧的大帝国正在崛起。阿拉伯帝国正值阿拔斯王朝统治，那里不断有船队前往东方，收购丝绸、瓷器等等手工艺品，是Made in China的最大买主。他们从中国的南海之滨登陆，寻找最有价值的货物，填进商船空空荡荡的肚子。
往来不绝的船队，使得中国大多数港口应接不暇。中国的商品不愁销路，愁的是在何处交易。北宋元佑二年（公元1087年），宋朝政府在泉州设立市舶司，泉州作为官方贸易港口的地位正式确立。泉州的崛起可谓是占尽了天时。
南宋偏安东南一隅，失掉了大片土地的宋皇室，急需海外贸易的税收来支应巨大的开销。这时，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与相邻的明州（今浙江宁波），都有成为贸易大港的潜质。泉州眼看着刚刚取得的优势就要溜走。不过还好，泉州也占尽了地利。
“ 泉居八闽之南，山势蜿蜒，不见刻削；海港逶迤，不至波扬。 ——《隆庆府志》
” 短短一句话，道尽了泉州作为港口的地利。 泉州地处福建省南部，海岸线曲折，多港湾，加上没有寒冷的冬天，建设港口再合适不过了。
虽然唐宋时期的中国，以及阿拉伯、东南亚等地的造船技术已足以应付远洋行船。但是，商人们都希望缩短航行距离，来尽量降低风险与成本，将利益最大化。对这些客商来说，前往临安与明州，要多行驶三个月之久，实在不划算。
看到这里，也许有的人会想，那一定是广州最合适了。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客商希望港口尽量靠南，但是南宋政府希望“钱袋子”离自己越近越好。两厢妥协，泉州这个选择正是平衡点。 况且，唐宋之际，福建-琉球航路开辟并日趋成熟。泉州一港可以同时承接西南（东南亚-阿拉伯-非洲-西洋）、东南（台湾-琉球）、东北（高丽-日本）三条航线。泉州之地利，无人能比。 此外，福建的“山势蜿蜒”又帮了泉州一个忙。
此后，泉州为宋朝皇室提供了超过五分之一的年收入。超越广州，在元朝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与世界联结在一起，都不过是顺理成章的事。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泉州之后的日子并不顺遂。 元朝末年的一场兵乱，摧毁了泉州的繁华，泉州由云端落入凡间，“番货远物珍玩异宝之渊薮”不复存在，在泉外商一哄而散。眼见她起高楼，眼见她宴宾客，眼见她楼塌了。世人眼中的泉州，有了一丝悲剧的色彩。
随之而来的政策变化更是雪上加霜。 明朝立国之初，就实行海禁，采用朝贡贸易政策，只允许外商以朝贡的名义互市，一应商品也由官府作价收购。此时，泉州与广州、宁波一起，作为唯三设有市舶司的城市，迎接着来华商队。
祸不单行，明太祖朱元璋赐予琉球一支“公派移民”队伍，史称“朝阳通事三十六姓”，他们的后裔专司对明朝朝贡等一干事宜。这对泉州绝非好消息，因为这“三十六姓”都是福州人。从此，琉球使团都经由福州入华。市舶司也随即迁往福州。
明王朝的朝贡贸易常常是以高额的赏赐结束，其价值远超进贡的物品。明政府以“打肿脸充胖子”的方式垄断海外贸易，同时借此显示自己的国力强盛，却也扼杀了中国最有活力的一股力量。 生命自会寻找出路。重压之下，民间的走私屡禁不止。这些走私商人或是生活所迫，或是有志难舒，总之，这股民间力量让明政府颇为头疼。其中，当然少不了泉州人的身影。
郑芝龙，福建南安人，走私商中的枭雄。一生周转于政府、洋人、商人、倭寇之间，完成了海商、海盗、官员等不同身份的转换。从荷兰人的翻译，到部众三万、大小船只近千艘的海上霸主，郑芝龙只用了四年时间，而且，他当时只有二十四岁。不过，他一生最得意的“作品”，恐怕还是在中国家喻户晓的郑成功。
郑芝龙死于清政府之手。泉州，与他殊途同归。
对泉州来说，清朝的海禁政策刀刀见血，酷烈之极，几乎彻底扼杀了泉州翻身的机会。这一切针对的正是盘踞台湾的郑氏家族。
“无许片帆入海”，大海之上几乎再看不到泉州人乘风破浪的身影。“迁界”政策一出，沿海居民又不得不背井离乡。面对昔日亲密的大海，鲤城在寒光闪闪的刀枪之下，如临深渊。泉州港的地位一落千丈。 自此，泉州的辉煌，画上了一个休止符。
泉州的经历，如月之盈亏。 命途多舛，并不能左右泉州人对于生活的态度。宠辱不惊，才是这座城市的主旋律。“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泉州人肉体凡胎，又多是善男信女。
当年繁盛无比的泉州城，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他们称泉州为“光明之城”，因为这里夜夜灯火通明。
宋元时的泉州，达到了一种精巧的大和谐。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每个灵魂都有处安放。几乎同一时间，西方正经历着十字军东征——人类史上最漫长的宗教性战争。而泉州人的字典里，几乎连隔阂与误解这两个词都不存在。
多元化是创造力的沃土。泉州人敢于开风气之先，甚至总有些“越轨”的举动。 李贽十二岁便写书批驳孔子言行。一生著述颇丰，却命名《藏书》、《焚书》，总是要说些反正统的“奇谈怪论”。泉州能走出李贽这位离经叛道的大学者恐怕不是偶然。 李贽的叛逆，是不是这座城的主流呢？是，也不是。
舍本逐末，追逐商业利润的“叛逆”自不必说。泉州官府也是特立独行，把政策决议以榜文的形式张贴于城中，这种公开透明，在君主专制的年代实属罕见。南宋末年，泉州甚至还曾出现短暂的“城邦自治”。彼时，南宋政权摇摇欲坠。蒙古人的铁骑已逼近泉州城，城中的官员、商人、士绅一齐商讨这座繁华大城的出路何在。
话说回来，泉州籍作家蔡崇达曾这样形容自己家乡的小镇：
“ 在我生活的这个小镇，所有人都笃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也相信有魂灵，人与鬼神亲近地生活着。我们还相信，魂灵有着和现世一样的属性，会饿到，也会吃太饱，会太胖，然后也会心情不好，也会闷出病…… ——蔡崇达《皮囊》
”
泉州人是有所敬畏的，不逾矩，对神明崇敬得不像那群果断敢为的商人、水手。另一边，因为富足又有所寄托，而善于知足。不因庸庸碌碌而心焦，更不会把腰缠万贯作为炫耀的资本。 当然，这是个连“魂灵”都会发胖的城市。历史的大悲大喜，并不是生活的终结。
泉州也是最世俗的地方，听天命的前提，是要尽人事。闽地古来因山海相阻而显得隔绝，这里的生活方式对外地人来说充满新鲜感。 泉州人的一天从一碗面线糊开始。热气腾腾，好像连白昼都是那水汽把黎明晕开而生出的。
泉州值得引以为豪的东西数不胜数，转念一想，它们又不过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已。 泉州有颇多古建筑，这当然是她申遗的最大资本。可能它们看起来有些陈旧，甚至破落，但是这些被时间淘洗过的城市印记，正是泉州人脑海中家乡的轮廓。
铁观音的醇厚甘香，是它绵延余韵的基石。蜷曲的茶叶以清香抚慰国人的同时，也漂洋过海，几乎在海外成为乌龙茶的代名词。
初见德化白瓷的人，想必会对它洁白晶莹的光泽感到讶异。温润的白釉背后，不知道有多少次泉州工匠的失败与尝试。
泉州故事未完待续。
清朝的压抑早已成为过去时。低调的泉州，在改革开放之前是福建省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如今，已是全省经济的龙头老大。只要门缝透出一缕光，泉州人便知道生活仍有希望。
此时，闽南人身上那种务实与进取的性格，在泉州人身上展现到了极致。泉州人以家乡为荣，同时深知自己已落后了太多。泉州人不躺在荣誉册上睡觉，放得下身段，敢想敢干。民营经济开始在泉州大展拳脚。安踏、匹克、特步、七匹狼等等国人耳熟能详的品牌皆出自泉州。
泉州是一座由汗水与血泪在时间中交融而成的城市。特殊的经历，也让她透出别样的温润气质。
泉州城是一个人一生必去的一座城。无论你是为了与历史擦肩而过，还是仅仅希望体会泉州人的惬意与悠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