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知知和兰芝——跨越六十年的生死之恋

生活

2022-08-17 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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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曹师傅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

曹师傅，本科毕业于南开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微生物博士学位，宾大沃顿商学院获MBA。目前就职于美国一生物制药公司。

知知和兰芝的故事

2022年8月4日晚上我从纽约飞到福州，开始了7天的酒店隔离。其实直到今年4月之前我从没有到过福州。现在却在四个月之内来了两次。联想到这两次都是因为飞上海的飞机被迫改成了落地福州这个我父母第一次见面的城市，而且我两次回国的一个重要原因都是为了看望母亲，不能不让人感到命运的神奇。只是上次回家是预感有可能会是最后一次跟母亲见面，这次回来己是天人相隔，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了世事的无常与人生的短暂。我想排解忧伤最好的方式就是在福州把我父亲曹知知和母亲黄兰芝的故事记录下来，毕竟这里是他们故事开始的那个地方。他们的故事发生在现代中国最动荡的半个多世纪。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故事很普通却都不平凡。

1957年，只有18岁的兰芝独自一人从湖南临武跑到遥远的福建福州军营去找26岁的知知相亲。多年以后母亲每次谈起这段旅行的时候脸上都会露出甜美的微笑，可见那必定是她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我小时候每每听到这里都会去想，是什么事情让一位从未某过远门的少女能够鼓足勇气去千里之外的他乡相亲？更何况这从未见过面的新郎比她大8岁，而且不但离过婚还带着一个女儿。应该不会只是因为知知他长得很帅吧？长大以后我才了解了母亲的微笑下面掩盖着的那段少年时代的悲惨经历，理解了她必须离家远嫁来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心。

兰芝的父亲，黄象仪，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曾经是临兰嘉中学校长。临兰嘉中学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湖南郴州和永州所属三个县临武，兰山和嘉禾的唯一一所中学。据认识外祖父的老人们讲，黄先生仪表堂堂，很会教课和演讲。每次在大操场演讲的时候都能让最后排的人听得清清楚楚。因为业务好，所以也就学而优则仕，在兰芝记忆里的父亲已经是国民党的临武县委书记。多年后兰芝还会跟我们讲起她小时候是骑马去上学的。家族里除了父亲之外还有几位舅舅也都受过高等教育，或是各地的大小官吏，或是坐拥良田千顷的财主。童年的兰芝过的是养尊处优的生活，早年也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如果是在和平的年代应该是会成长为一位大家闺秀的吧。

然而兰芝的世界在她读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解放军进入临武县之前黄象仪先生接到了撤退去台湾的指令。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受过教育的黄先生多多少少接触过当时的左倾思想，跟那个年代许多的知识分子一样对即将到来的新中国抱着美好的幻想。他考虑到自己只是一个教书先生，在任国民党县委书记期间也从未做过对不起共产党和人民的坏事，应该是属于新政府希望团结的对象，所以决定跟家人一起留了下来，不去台湾，重新回到中学去当起了老师。

可惜平淡的教书日子没能持续太久就迎来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就这样，善良正直的黄象仪先生成了镇反运动几十万冤魂中的一员。多年后我上中学时的老师蒋石庵先生曾是国民党保安团长。蒋老师在镇反运动中跟我外祖父一起入狱但幸存了下来。据蒋老师后来回忆说，我外祖父临刑前已参透生死，十分坦然。他奉劝狱友们不要为他难过哭泣。他觉得人早晚会有一死，只求一生问心无愧。唯一后悔的是不该参政为官。所以他托付友人给家里带的唯一一句话是“愿子子孙孙世代不再为官”。

只是善良的黄象仪先生没有想到他家乡那些不曾为官的亲人们也都没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幸免于难，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年少的兰芝在经历了丧父之痛后，与母亲和年幼的弟弟妹妹一起被扫地出门，小小年纪就帮母亲担负起了养家糊口的责任。做为反革命的女儿，上学已是没有可能，只能跟母亲和弟妹一起回到乡下老家，靠替人缝补衣裳来维持生活。生活的艰辛或许还可忍受，精神上的折磨则让兰芝对未来彻底绝望了。许多年后兰芝跟我们回忆起土改和文革中她的叔伯们和母亲所受到的各种折磨时仍然心有余悸，告诉我们她无时无刻不在想如何能离开那个对她来说无异于人间地狱的乡村。而在那样的时代，远嫁出门是她能够改变生活的唯一出路。所以当有人给她介绍了邻村在福建当兵的曹知知的时候，虽然知道那是一位比自己大八岁而且还有一个女儿的离婚男子，她也毫不犹豫的踏上了千里相亲的旅途，辗转从临武万水乡上横村走到一百多里外的广东坪石火车站，登上了去福州的火车。

与黄兰芝的出身相反，那时候在福建当汽车兵的曹知知是根正苗红的贫农后代。不过我父亲的贫农成份来的也有些滑稽。其实他的祖父在民国年间是县财政局长，如果能活到1949年的话也必然逃不过被打成地主反革命的命运。后来的故事却是，风流倜傥的财政局长爱上了一位长沙过来的漂亮妓女，打算娶回家做小。可是他的一位有钱的表兄弟也看上了这位妓女。重色轻友的表兄弟贿赂法官，打官司把财政局长关进了监狱。财政局长赶紧也花钱贿赂法官，把自己放了出来，把表兄弟关了进去。就这样两家循环往复地把所有家产都耗尽在了这场狗血的官司中。据知知后来跟我们描述，故事的结尾是在他祖父最后一次被关进牢房，家里再也没有钱能把他弄出来的时候，正好有一位祖父在北伐军当师长的同学带着队伍路过临武。师长来找同学叙旧，发现了同学的惨状，于是二话不说，让人把同学的表兄弟抓了过来当街给枪毙了。知知的故事里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在他祖父的表兄弟被枪毙以后，他那位长沙来的小姨奶奶提了一壶开水浇在了这位表兄弟的头上，咬牙切齿的说道，“请周先生喝茶！” 可见知知的祖父和那位小姨奶奶应该是真爱。

不过经过了这场官司的折腾，我曾祖父的家产也就被耗光了。所以虽然我祖父还是娶了罗姓大户人家的女儿为妻，等我父亲出生之后家里慢慢就变得一贫如洗了。与兰芝相似的是，知知也是读了两三年小学就因为家里的变故不得不辍学。做为家里的长子，还未成年的知知就出门做挑夫帮父母养家糊口。十几岁的少年每天都要挑上一百多斤重的煤炭走几十里地，远的时候要从湖南临武挑着煤炭走到广东连州。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段经历不但让知知培养出了喜欢走四方广交友的豪爽性格，更重要的是，等到了土地改革划分家庭成份的时候，他毫无悬念地成为了领导阶级的一份子，贫下中农。后来我读到余华的《活着》，才知道这样的故事在那个年代其实并不罕见。

在认识兰芝之前知知曾经有过一段包办婚姻。婚姻不幸福的他特别想逃避那段婚姻。有一天他挑着箩筐路过麦市乡政府看到了征兵宣传，于是就把箩筐寄存在朋友家里，不辞而别入伍参军去了福建。从小挑担走南闯北的知知在部队里如鱼得水，加上读过几年小学的也算得上是有文化，很快就被选拔去了上海学习开汽车，成了一位令人羡慕的汽车兵。老家的亲戚常常给他介绍对象，不过在大城市见过世面的知知已经看不上一般的乡下姑娘了，直到有一天有人把18岁的兰芝介绍给他，才有了她千里去福建相亲的这段姻缘。

根据后来我父母跟我们兄弟姐妹们回忆，他们在福州第一次见面时对对方应该都是非常满意的。一个是帅气高大的汽车兵，一个是温柔贤惠的大家闺秀，两人毫无悬念地一见钟情。也不知道知知当时有没有考虑兰芝的家庭出身会对自己前途带来什么不利影响，反正他很快就从部队复员回乡把旧社会县太爷的千金娶回了家。凭着他在部队学习掌握的汽车驾驶技术，知知也成为了临武县的第一位汽车司机，一时风头无二。“听诊器，方向盘”是那个年代最吃香的职业。但五十年代的临武县被称做“x医生”的有不少，但“曹司机”却只有一位。所以“曹司机”的称呼慢慢地取代了曹知知的真名，成了临武县一位家喻户晓的名人。

凭着手里的方向盘和自来熟的豪爽性格，知知很快就建立了广泛的人脉，甚至让自己地主反革命家庭出身的妻子也在县城的缝纫厂找到了正式工作，开始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我记忆里的父亲每天都吹着口哨，哼着快乐的曲调。所以我从小就知道听到口哨就是爸爸出车收工回来了。这个吹口哨的习惯也传给了我，以至于我上大学时候的女朋友听到教室门口的口哨声就知道是我来了。现在我女儿的房间也常常传来欢快的口哨声，希望这个有趣的技能能够代代相传吧。

我出生在文革开始的1966年，记忆里文革中的童年却也是快乐美好，衣食无忧的。我长大以后才知道，父亲每天快乐的口哨后面掩盖了许多生活的曲折艰辛。知知与兰芝结婚之后，事业和生活开始都是春风得意的，从1959年到1963年五年时间生下了四个小孩。可惜好景不长，先是第二个儿子因为婴儿猝死症不幸夭折了，随后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又把兰芝的家庭出身问题翻了出来。因为兰芝的家庭成份，知知在单位受到各种排挤，多亏了平时人缘好，才没有收到太多打击，只是被发配到了偏远的东山钨矿。

后来我母亲告诉我，她怀上我的时候，其实不是很想再要一个小孩。幸亏文革还没开始，我父亲又特别喜欢孩子，所以还是决定生了下来。如果我投胎再晚一年的话，估计在文革中备受冲击的母亲多半不会把我留下了。那个年代她天天担惊受怕，因为在老家的外祖母每次运动都会被揪出来陪其他地富反坏分子一起被批斗。直到外祖母含冤去世，母亲也不敢回家奔丧。当父亲被调去东山钨矿的时候，其实对母亲可能反而是一种很好的解脱，带着全家来到了一个世外桃源。

东山离临武县城只有十五公里，但在那个时代却让人觉得是另外一个世界。全家搬去东山的时候我才五岁，所以我童年的大多数记忆都来自东山钨矿那个偏远的山脚旮旯。一直到我上大学，东山钨矿都是我的家。记得我考上大学的时候，父亲高兴的设宴请全矿员工庆祝，在广播里喊大家“自带碗筷，到食堂吃饭”。这件事情让我们全家当笑话讲了好多年。一直到我高中快毕业的时候，父母退休在临武买了一片宅基地盖房，才算全家搬回了临武。不过那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已长大成人，所以在我心里，东山钨矿才是我的家乡。

东山钨矿是一个只有三百多人的小矿，属于国营企业，但职工们却大多是农民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计划经济下的中国户口制度严格，农村人几乎没有什么能进入国营企业转变身份的途径。所以能在东山钨矿这样的地方做农民工拿工资就是非常好的差事了。这些农民工必须把工资的一部分上交公社大队做为＂投资＂，才能换来家人在农村的工分及粮食，所以他们也被称做“亦工亦农”。他们和家人只能是一辈子拴在土地里的农民身份，没有任何＂农转非＂的可能。我小时候的就是从这些“亦工亦农”嘴里第一次听到了＂投资＂这个词，多年以后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些”亦工亦农“的农民工平日里都是单身一人在矿里，所以我母亲的小裁缝铺就成了大家每天闲暇聊天的最佳场所。

因为出生在文革那个动荡的年代，我从小也没有幼儿园可以上，记事起就一直是围着母亲的裁衣板和缝纫机转来转去的。没有现在小孩各种升学的压力，我记忆里的童年是幸福的。特别是搬到东山以后，每天都有人来我家里，开始是找我母亲缝补衣裳，慢慢都成了我家的朋友，到了吃午饭和晚饭的时候都会从食堂打了饭端来我家边聊边吃。在母亲犹如沙龙般的裁缝铺里，我从小不仅熏陶出了一身裁缝的手艺，也接触到了很多学校没有的知识点，对我幼小世界观的形成影响很大。

等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的时候，我父亲抓住了时代变革带来的机遇，成了第一批做承包的个体户，把东山钨矿的唯一一辆客运车承包了下来，开始在临武各地跑起了客运。我记得高中放假的时候曾经跟着父亲的客运车去各地跑，担任随车售票员。虽然每天很辛苦，但到晚上回家用簸箕数钱的时候却是十分开心的。也多亏了有那些年的积累，父亲才能在我后来出国需要上交近两万块钱培养费的时候助我一臂之力，让我顺利的拿到了出国护照。可惜的是那段时间的劳苦奔波让父亲的身体染上了胃病，给日后的胃癌埋下了祸根。

知知和兰芝在一起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风风雨雨。不过我记忆里的父亲和母亲却一直是开心快乐的，脸上常常带着甜蜜的笑容。如果不是长大以后了解了他们二人的故事，我无法想象在那带给我幸福童年少年的笑容背后会有那么多的坎坷经历。特别是我母亲黄兰芝，少年丧父，青年丧子，失聪，大半辈子都被耳鸣所折磨。现在想想我的父亲母亲之间那种相濡以沫的感情应该是支撑他们共度各种难关，保持乐观开朗的人生态度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