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小骏博士：政治、文明与现代化 | 深度观点

大家好。非常高兴参加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的2023年秋季校内工作坊，感谢创始院长刘宁荣教授和副院长杨仕名先生的盛情邀请。今天我想分享的主题与现代化有关。从我们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政治文明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首先我想讲的是现代化的要义。我毕业于北京大学，专业是外交学，当时的我不太懂得政治，学的是国际关系。后来我到美国哈佛大学进一步深造，在这里把专业从外交学转为了政治学，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到美国开始学习政治学，我问老师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我们研究政治是从哪里开始？” 我的任课老师问我：“小骏你需要思考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许能帮你打开政治学的大门。即：这个世界为什么有的国家贫穷，有的国家富有？”我觉得这个问题听起来很简单，但确实是我之前没有考虑过的问题。他说：如果再进一步想，世界的很多大洲、地区，有些国家的气候条件完全一样，政治制度相差也不大，文化或者各方面的传统都很相近，即使这样，为什么各国国情还是有很大差别？比如非洲，有的国家长期处于战争、贫穷、饥饿、饥荒，以及种族、部落冲突、种族仇杀之中，有的国家却能够实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良好，跟世界的沟通很顺畅，成为世界大家庭的一个健康的成员。为什么会这样？

经过博士阶段的学习，我才发觉当年我的任课老师提出的问题，原来也是政治学的起点。政治学和社会科学入门的最基本问题就是：为什么有的国家贫穷，有的国家富有？这个问题并不是一句话能够解答的，它耗费了全球三代政治学家的不懈探索。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这三代政治家的理论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每一个时期，我们都会对不同国家贫穷或富有的原因给出属于那个时期的答案；但是到下一个时期，我们发现人类对于现代化发展的既有看法全部都是错误的，之后又会有第二代、第三代人继续研究。所以整个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对亨廷顿教授让我思考的这个问题的解答，实际上经过了一个否定再否定的过程。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现代化”指的是什么？在我们的政治学里面，“现代化”是一个贫穷的、落后的、传统的、不发达的经济体，向一个富有的、发达的经济体，和现代化的、现代型的经济体转化的过程。所以现代化是一个过程，是一条道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思考的起源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有的国家贫穷，有的国家富有？

20世纪初期，当时的理论家们看到的现象是东方比较贫穷，西方比较富有，一大批西方的学者纷纷尝试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西方国家比东方国家更现代化、更富有？为什么现代化开始于西方？这也影响了我们对于整个现代化的思考，一开始就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以西方为核心的视角。

关于现代化的讨论，最初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标志。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一个核心观点，为什么现代化首先发生在西方？为什么西方比东方发展得更早更快更好？马克斯·韦伯认为答案在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作为第一代这个领域的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用文化理论的因素来解释为什么西方发展早于东方。他认为，在美国还被称为新大陆的时期，从新大陆的发展历程来看，美国所信奉的基督新教决定了它的文化精神与资本主义的精神互相契合。

在信仰新教的马克斯·韦伯看来，基督新教的文化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有三个重要的契合点：

第一点，基督新教崇尚个人主义。英文称为individuality，崇尚个人奋斗，倡导每个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为自己和家人获得更好的生活。在集体层面，大家一起将社会变得更好，繁荣经济，实现现代化。这个individuality个人主义是来自基督新教的非常重要的文化因素。

第二点，马克斯·韦伯认为基督新教最终主张的是获得救赎。传统天主教认为，现世的灵魂要获得救赎，需要通过教会和神取得共融。基督新教和传统天主教的教义不同，基督新教认为人的灵魂可以通过辛勤劳动和投资、节约，清教徒的生活、健康的生活方式来获得救赎，而不必依靠教会为媒介，通过与神的共鸣取得下辈子的救赎。这就是基督新教的教义，即在这一世就可以实现救赎。

第三点，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之所以比东方起步早，是因为基督新教提倡frugality节俭的生活。美国建国前后，新大陆人民生活条件不好，参观这个时期的博物馆，比如 American furniture美式家具，会发现它和欧洲的家具区别很大。欧洲的家具富丽堂皇，精雕细琢；而来自新大陆的家具清新实用，没有过多雕饰。新大陆的房间装修也很简单。如果去凡尔赛宫，就会看到所有的房间都是用绸缎来装饰。基督新教和传统的欧洲宗教信仰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基督新教提倡节俭生活。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这和经济有关，因为你在个人生活中越节俭，就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生产中。所以信奉基督新教的新大陆人民能够拿出更多的资金投资、储蓄，以此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综上所述，关于现代化理论的起源，马克斯·韦伯给出了一套标准的文化理论。新教伦理包含的三个主要特征：第一是个人主义；第二是通过现世成就以获得灵魂救赎；第三是节俭生活。他把这三个宗教的文化因素和经济联系起来，认为这三个因素是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所在。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西方之所以发展得更快，现代化的概念之所以来源于西方，是因为现代化的概念根植于基督新教，它是西方的文化传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讲现代化理论纯粹以西方为中心，以西方的文化意识为基础，以西方的发展经验为模板，以西方的逻辑为背后驱动的过程。当今天的课程结束的时候，大家会发觉这种原初的理论起点，完全被后来的理论发展所摒弃。

在马克斯·韦伯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之后，时代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政治学家讨论西方发展得更快的原因是文化因素。西方究竟是怎么发展起来的？现代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我这里列举其中最有名的三位。

第一位学者是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罗斯托最初提出五阶段经济腾飞模型，认为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化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应该有5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起始于传统社会。传统社会是以农民、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大家生活在家族、家庭和宗族的关系中，对外界的接触少，信奉巫术和各种迷信。因为外界的信息输入比较少，比较封闭，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生产方式相遇的时候，它就会在传统社会内部形成一些经济起飞的准备因素，进入到准备起飞阶段，然后再进入经济起飞的阶段。当经济起飞之后，商品经济会逐渐成熟，进入大众消费阶段。

在经济腾飞模型里面，我们也许没有必要知道具体每个阶段的特征，但可以从这里发现，罗斯托的“五阶段的经济腾飞模型”，对于现代化过程的描述，实际上是对英国和美国现代化过程的总结。在这个经典现代化理论的背后，蕴含的是“现代化”=“西方化”。罗斯托写这本书的时候，世界上也只有英美两个国家发生过现代化，还没有其他的现代化案例，这也难免使得第一代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完全以英美为模板进行总结。

第二位经典现代化学派人物具有同样的特点，但是他用另外一个层面来讨论现代化。阿历克斯·英格尔斯Alex Inkeles是一位知名度非常高的政治家和社会学家。他不再从生产方式和经济腾飞的方面来研究现代化，而是从人的角度。英格尔斯认为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变迁，根本在于人的变迁，我们要从传统的人转变成为现代人，只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的飞跃，才标志着现代化的真正实现。

在英格尔斯看来，“传统人”有几个特点。第一，有很深的宗教信仰，相信魔法、迷信；第二，传统人没有接受过现代化教育，一般生活在农村；第三，传统人崇尚集体化生活，依赖家庭部落和村落生存；第四，传统人缺乏抽象的概括能力，考虑的问题都是他日常生活经验范围内所在的事情。比如今天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明天吃什么等。他不会考虑食物里面的营养成分怎么样，长期而言是否对身体更有利，怎么样更有利于绿色环保等抽象概括的想法。

在英格尔斯看来，现代化最大的标志就是传统人变成了现代人。首先现代人必须是世俗的，不是宗教的，他相信科学；他生活在城市，受过教育；他崇尚个人化的生活，想过什么生活，其他人是不能够干预的，“我”不仅是家庭、村落、部落的一部分，首先“我”具有独立性；最后现代人多元、开放，他对陌生人和新的观点持开放态度，对多元意见更加宽容。

英格尔斯认为，从人的性格层面来说，人的转变实际上是现代化的转变，是现代化过程最重要的部分，比经济发展还要重要。英格尔斯的书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内容，他提供了一个小测验，提出很多问题，每个人都可以自己评判，如果符合这一条，就给自己加1分，如果不符合这一条，就给自己0分，最后才会告诉大家有多少分才算一个现代人。

以上9个问题，是英格尔斯著作中的测试内容，我原文抄录的。答案肯定就1分，否定就0分。第3个问题，我是否有时间观念？关于这部分，英格尔斯的观点很有意思。他说现代人的特点之一是每个人都有一个schedule book日程，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个小本，把自己的事情记录下来。如果和传统人约时间，他可能只能说出今天或明天等大概的时间范围，没有一个具体的schedule book，以此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时间观念。第5个问题是指一个人被环境所拘束还是可以主动去改变环境，这源于每个人不同的信念。第6个问题与世界的可预期性有关。如果你相信魔法，那么世界肯定不具有可预期性，烧香就是干预的一种，干预的结果无从得知。但如果你相信科学的话，你会认为外在的环境和事物具有一定的、相对的可预见性。这9个问题如果你都符合，英格尔斯认为你是一个标准的、纯粹的现代人，如果你的得分是0分甚至3分，你很有可能是一个传统人。

我在课堂上也会用这个测试，在香港大学本科生的课堂上让学生举手，说他们得了多少分。大家觉得会有什么结果？一般谁得分最高？得分最高的永远都来自于美国和英国的留学生，他们永远都是满分，但是我从教15年，我们中国包括香港的学生，没有一个在这些问题上得过一次满分，这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我们不够现代吗？或者说我们更传统？实际上不是，这是接下来要讲到的内容。

从前两代的现代化探索，大家可以看出问题出在标准上。就如同Walt Whitman Rostow讲的五阶段经济腾飞模型一样，英格尔斯的现代人模板也是从英美的生活经验中提炼出来的。原因还是一样，在发展传统的政治现代化理论的时候，还不存在能够替代英美的现代化模型，所以他们对于“现代人”的总结，可以说就是基于美国人的生活经验和生活方式来定义的。他们认为你越像美国的生活方式，你就越现代，越不像你就越不现代。这也是经典现代学派的学者理论的共性，能够解释为什么在我的班上，小测验上得分最高的永远都是留学生，而不是我们本国的学生。

经典现代化学派的第三个案例是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他从“经济生产方式”和“人的转变”更上升一层，认为现代化需要有现代的生活方式，这种现代生活方式包含全社会范围内的生活方式。在丹尼尔∙勒纳的著作里面，他认为现代生活方式的唯一驱动力就是大众传媒。他认为大众传媒是一个西方化的力量，可以把现代的生活方式从西方往非西方地区引入。

上图的照片上写着阿拉伯文的“可口可乐”，在勒纳看来，这是现代化的标志，是现代化的最高境界，大家用本民族的文字使用西方的消费品。勒纳认为现代化生活方式是最重要的事，大家一起过西方化的生活，一起喝可口可乐，一起打高尔夫球，一起做西方人做的事情，他认为这是一种最大的现代化。

从刚才讲到的内容可以得出，最开始，有的国家发展快，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关于西方比东方发展更快更早的原因，第一代学者提出了一套文化理论，这套文化理论又生发出经典的现代化理论，包括经济腾飞模型，现代人、现代生活方式等。

从马克斯·韦伯到丹尼尔∙勒纳，以上所有的学者理论，我们统称为“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从这里开始，这就是最原初的现代化理论。经典现代化理论有三个特点：第一，反复以不同手法和架构描述现代性的某些征状，或总结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展现的变迁模式和特点，而非是当代社会科学所习惯的因果理论。它是对英美国家发展历程的总结，就好像医生看病一样，他列出了很多症状，但没有对病因进行任何分析。他告诉你哪些是他们所说的“现代化”，哪些是他们所说的“传统化”；就像医生告诉你感冒有哪些症状，肺炎有哪些症状，但不告诉你这个症状究竟什么原因造成的。为什么有的人感冒，有的人不感冒，内在的原因被忽略了。第二，认为现代化的发展路径是单一的，也就是西方的发展模式。在经典现代化理论看来，“现代化”是一条直线，每个国家是直线上的某一点，一端是传统国家，另一端是西方国家，距离西方国家的点靠得越近，就越现代化，靠的越远就越不现代化，这是最传统的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特征。第三，对落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前景比较乐观，认为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非西方的贫穷国家迟早可以通过全面的西化来进入现代化。这就是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三个特征，我们叫做“经典现代化理论的论述”。

通过近半个世纪的回顾，我们发觉现代化理论具有很多致命的缺陷。首先，这个理论没有考虑到全球各地区及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的显著的文化差异，以及可能的文化冲突。中国是一个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传统国家，美国是一个新教伦理的国家，两个国家的现代化不可能按照这种理论发展，不可能呈现完全相同的状态。比如中国人过春节，美国人不过春节，中国长辈过春节的时候会准备压岁红包。比如过年的时候，香港地区会有一些习俗，这些习俗是现代化的外衣，还是传统社会的残余？这些我们需要清楚。当我们去日本、美国、欧洲的时候，能看到这些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他们的现代化呈现出来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日本的现代化与美国的现代化是完全是不同的，这种显著的文化差异，经典现代化理论是没有考虑的。

第二，经典现代化理论也没有考虑到发展的历史机遇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复杂，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英美最开始在国际上发展的时候，没有其他国家对它形成安全压力，它当时就已经是世界上最好、最发达的国家了，所以它可以采取比较缓慢、渐进的路线实现现代化。但是对于后来的国家，比如俄罗斯、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我们是在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两场最主要的战争的压力下开始的近代化和现代化。中国当时面临国际安全压力，如果不实现现代化，就会有亡国灭种的危险。这种亡国灭种的安全危险状况，和早期英美没有竞争对手的唯我独尊的状况相比，它的历史机遇、安全环境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高度安全压力下的现代化和没有安全压力的缓慢现代化，道路选择和模式选择肯定是有差异的。

第四个就是经典现代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前景过于乐观。经过了20世纪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我们发觉西方化并不能解决现代化的问题。我们有很多非洲的朋友，他们非常西方化，吃饭非常西式，非洲很多国家的中产阶级以上，他们的英文水平比中国要高很多，基本就是Native Speaker，说得非常好。但是西方化并没有促进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反而长期陷于贫穷、陷于落后。对于传统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典现代化理论提出的药方就是西方化，但西方化显然并没有解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很多国家的问题。

经过半个世纪的反思，大家发觉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可能远远不止一条，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的学者包括我们中国的学者都开始反思一个问题，就是现代化真的等于西方化吗？如何定义传统和现代？哪些是传统？哪些是现代？传统真的是现代化的障碍吗？是不是为了实现现代化我们就不再需要过春节，不需要家庭伦理，不需要舞龙舞狮了？

最后一个问题可能更深刻，现代性能够完全压制消灭或者取代传统吗？这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第二代经济现代化理论学者对于传统的现代化理论的一些思考。这些思考的成果衍生出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对经典“西方化导致现代化”理论的批判，构成了第二代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在这里我也介绍几位学者或者流派以及他们主要的理论观点。

第一位是哈佛大学经济系亚历山大∙格申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教授。格申克隆教授在上个世纪 60年代写了一本书《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他在这本书里面提出了一个后来脍炙人口的概念——“后发效应”。“后发效应”是说在发展的道路上，东方比西方发展得慢，但是后发有后发的好处和不足之处。他讲后发效应的时候，中国可能处于比较次要的考虑位置，他考虑更多的是日本。在发展道路上的late comer，包括中国在内，后发的国家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发展比人家晚，就肯定有更大的发展压力，安全压力，就需要采取一个更快捷的方式来实现发展，否则后发国家的生存会受到威胁。第二个是后发优势，后发国家有经验可供借鉴，可以从先发国家走过的道路中得到一些借鉴，以避免重走弯路，同时在技术上，借用先发国家的技术，引进这些技术，而不必自己从头开始Research，从头开始发展。

第二位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学者，来自于上个世纪70年代一批研究拉丁美洲国家的学者。他们看到了一个问题：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其实差不多，基本上也都采取了经典现代化理论所开出的西方化的药方，但是西方化并没有给拉丁美洲带来发展。当时毛主席提出的外交理论叫做“一条线、一大片”，这个“一大片”指的就是亚非拉丁美洲这些发展中的兄弟国家们。这说明至少在70年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世界上最不发展、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为什么西方化没有给拉丁美洲带来发展？这些学者提出了一个理论“依附论”。“依附论”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分成“核心国家”、“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对照今天的国际划分，“核心国家”就是英美最发达的国家，“半边缘国家”是新兴的工业国，“边缘国家”则指亚非拉大量的发展中经济体。

按照“依附论”来看，后发国家是在一个不平等的国际经济体制之中，深受核心国家的剥削与掠夺，后发国家实际上没有任何可以实现现代化的机会。“依附论”认为他们在核心和边缘国家进行产品价值交换的时候，处于一种不平等的机制，这种不平等机制的核心，在于核心国家对于国际市场的定价权问题。因为我研究政治，就不深入讲这部分内容。

举个例子，马里共和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它们生产很多原材料。假如马里共和国向美国出口足够做一件T恤的棉花，收益是1美元。美国有全球生产链，再假设T恤在美国进行生产，美国把这1美元的棉花做成T恤，出口到马里共和国，可能就变成了85美元一件。按照“依附论”的观点，发展中国家越是介入到国际经济交换中，就会越贫穷。也就是说越做生意越贫穷、越发展越贫穷，因此学者认为拉丁美洲不发展的原因是拉丁美洲的经济完全依附在西方核心国家不平等的国际经济交换体制上。“依附论”最大的政策推荐是进口替代，进口替代的内涵是不需要依靠国际市场，要培育国内市场，自己生产先前从国外进口的产品，以此最大程度保证独立的工业体系，推动发展。

“依附论”主要的观点是，如果发展中国家参加国际经济交换，就会越来越贫穷，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没有任何发展的可能。所以依附论的政策推论有三个：一是现代西方化的道路和发展模式完全不可以被处于边缘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所复制；二是后发国家如果把自己融入到剥削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只能伤害到自己，而不是发展自己；三是处于边缘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把自己从资本主义世界系统中彻底分割出来，下决心自力更生、实行孤立主义、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开发国内市场，才有机会完成本民族的现代化。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之前，人类对于发展，对于“有的国家贫穷，有的国家富有”的理论认知主要源于经典现代化理论。那么在之后的20年里，我们的理论来源是“后发优势”和“依附论”，构成的第二代现代化理论是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直接批判。这个批判很有力。

第二代现代化理论发起人亚历山大∙格申克隆指出了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严重不足，也考虑了当时六七十年代世界发展的新状况，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即：如果发展中国家介入到国际经济大交换、国际国内大循环，只能越来越贫穷，不可能富有。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世界又发生了新事件，颠覆了人类那个时期关于发展的一切认知。这个事件就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亚洲四小龙”是四个经济体，香港、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四个地区或国家的崛起。这时候大家突然发觉，关于发展的认知，之前我们知道的一切都是错误的，人类虚度了一个半世纪。

“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挑战了两代现代化理论。第一，“亚洲四小龙”基本都属于儒家文化，而非基督新教伦理影响的经济体。“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证明非基督新教的国家和地区也可以实现现代化。前面讲到马克斯·韦伯认为只有基督新教的文化因素才能助力发展，只有越来越像美国的新教文化，才能够得到发展所必需的文化环境，“亚洲四小龙”的发展证明这个观点是错的，发展可以存在于非基督新教的国家和地区，也可以存在于非西方体制和意识形态。

第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同样也证明“依附论”是错误的。“依附论”理论认为，国际交换本身是不平等的，带有剥削性，所以发展中国家越是参与到国际经济交换、国际贸易中，越作为国际价值产业链的一环，就会越来越贫穷。但“亚洲四小龙”基本上都是通过积极参加国际分工，参加到国际生产、国际大市场和国际大循环才实现自身发展，他们不但没有越来越贫穷，反而越来越富有。所以“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也挑战了世界体系论、依附论，挑战了20世纪70年代之前人类一切关于发展的认知，之前的知识体系在一夜之间都变得没有意义，可能是错误的，需要新的理论认知来解释“亚洲四小龙”的经验。

在发展模式方面，“亚洲四小龙”也推翻了之前我们认为只有走西方和英美道路才可以发展的理论。“亚洲四小龙”以及战后的日本，在他们的发展过程中，政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不仅是通过市场的驱动。这几个国家与地区是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全球产业分工才实现发展的，也就是说发展不一定需要复制或者跟随英美的发展模式，发展可以另辟蹊径。

“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说明政府的介入，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可以成功。这也说明每个国家的发展对于人类发展的谱系来说，可能不在一条直线上，而是像树一样，有很多枝桠，有很多不同的发展方向，大家各美其美，按照自己的路径进行发展，这是更有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

从“亚洲四小龙”开始，政治学关于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就进入混沌期，在这之后，我们再也没有出现过成型的发展理论的解释。但是我们把对“亚洲四小龙”之后的发展理论的讨论，统称为“第三代发展理论”。和前两代的发展理论相比，第三代发展理论不是成体系的理论解释框架，但是“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却给第三代现代化理论的讨论提出了两个新的基础问题，也是当时从来没有考虑过的问题。

第一个基础问题是“现代化需要多大的政府”。这涉及到政府的大小问题。政府大小不是说人多或者人少，而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高，在政治学里就叫做“大政府”；相反，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小，就叫做“小政府”。现代化到底需要多大的政府？大和小之间如何平衡？因为大政府有大政府的问题，小政府有小政府的问题。

第二个基础问题是“现代化需要多强的政府”。除了政府干预的范围、大小之外，还包括干预的效果。就是说政府干预的力度有多大，效率有多高，实际效果有多直接。这是目前关于第三代现代化理论讨论的两个基本问题，也构成了我们之后要讲到的“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之间最大的区别。

对于政府的大小而言，大家可能听说过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写的书籍《国富论》。《国富论》一书中，亚当斯密提出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其中之一就是：我们追求自己的利益，Self-interest不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相反在社会的层面，只有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才能够让社会的总体利益得到发展。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价格机制与我们自身利益有关。大家初中和高中可能都学过，当货品稀缺的时候，价格会上升，导致更多的人去生产，这样它的供应就有保证，但是生产会出现过剩，价格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价格和市场的自由调整机制，经济会达到宏观的稳定和平衡。

这个理论听起来简单，关于这两大问题讨论，其中一方观点的理论核心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国富论》里关于市场调节能力而发展出来的观点，也可以说它是新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学派主张政府的公共职能要尽可能地小。在政府的大和小之间，新古典主义学派认为小政府更有利于现代化发展，政府只需要：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不发生大的波动；组织协调基础设施，像机场高速公路建设；确保公共品供给，公共品包括法庭、正义、秩序、警察、军队、国防等；干净的空气存在争论，也可以私有化，但法庭肯定不能私有化；建立一些机构和制度，以保证合同的执行；同时在市场明显失灵状态下，国家采取措施进行最小限度地干预，以消除市场失灵的现象，就比如出现垄断，出现价格联盟、走私等现象，政府可以干预；政府进行最小程度的再分配，让最贫穷的人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以上是国家的功能。这就是新古典主义学派主张的小政府的一个主要观点。

19世纪以来，小政府一直都是国际理论界的共识，后来有一件事改变了大众对政府大小的看法。这件事就是日本战后的经济复苏。

日本在二战中被中国、美国等盟国打败。日本战败后，需要用最快的速度恢复国民经济，否则就会像上面的照片显示的这样，战后的日本将无法生存，人民无法生存。

日本战后经济复苏是在一个极高的安全压力下，需要用很短的时间实现经济复苏，所以他没有采取英美的发展模式，这说明日本没有等待自由市场调节的时间。通常来说，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是市场的配置，哪里最赚钱，钱就应该往哪里去。日本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了一个当时国际上史无先例的办法，决定建立“日本通商产业省”这个新的机构。日本通商产业省虽然只是日本的一个机构，但它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大突破，因为这种机构之前从未有过，它是战后建立，现在日本通商产业省改名叫“经济产业省”。

日本通商产业省在战后日本经济恢复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第一个功能是协调工业生产，也就是索尼、松下、三洋电机等生产什么产品，生产多少，是由通商产业省决定。第二个功能是管治进出口贸易和监督外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也就是说进出口贸易有配额限制，需要通商产业省来协调。外国资本想对日本进行投资，需要“通商产业省”来安排投到电子、医药卫生等领域。第三个功能，通商产业省帮助日本的电子企业协调外国技术的输入。日本政府出面购买大量的技术，比如索尼的很多技术、很多研发都是日本政府的通商产业省进行购买。第四个功能，通商产业省还具有银行的功能，它为日本国内的生产厂商提供信贷支持。当银行需要一些信用保证的时候，日本政府为日本的生产厂商提供信贷保证。第五个功能，通商产业省投入大量的资源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

综上所述，日本通商产业省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新的政府机构，它完全不同于新古典主义学派认为的小政府的公共职能。按照小政府公共职能的观点，政府修路，提供法庭、军队、监狱就可以了，其他的经济调节就留给市场。但是日本通商产业省把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政府手里，实现日本战后的发展。这是政府由非常精英的经济官僚系统主导的日本战后经济复苏。

在政治学里，日本的经验，包括后来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用一个名词来概括叫Developmental State发展型国家。发展型国家最大的特点是：政府最高优先目标是经济发展。这与之前在英美发展过程中最高优先目标不一样，英美政府充当守夜人，它的最高优先目标是公共安全和合同能够履行，发展型国家政府的最高优先目标则是经济发展。第二个特点是发展型国家保障私有产权，维护市场交易原则。第三个特点是国家引导市场，这是之前英美的发展中没有的。英美国家保证市场能够自由运作，国家不引导市场，但是从日本的通商产业省开始，国家引导市场。第四个特点是政府私人企业和劳工之间实际上形成联盟，共同促进经济的发展。第五个特点是政府以社会发展经济领域的优良表现来赢得民众的认可。所以整个东亚经验发展经验，我们称之为发展型国家。

与刚才介绍的单一的西方化道路不同，发展型国家带来的是国家主导的发展和现代化模式，发展型国家高度自主，国家奉行对市场的干预主义，同时与商界保持友好的合作关系。国家主导工业化政策，规划工业发展，监管外国投资，采取措施提振出口，并且战略性保护重点民族产业。

经过了一个世纪，从最开始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体现出来的单一的现代化道路；到20世纪末“亚洲四小龙”；到90年代之后现代化演变出的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以英美为标志，一个缓慢的、渐进的、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发展；另一条道路是从战后日本开始，经由“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同时在中国进一步成熟的，国家引领市场的发展模式，最后在理论上形成了两个共识之间的争论。前一条发展道路，由世界银行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将它命名为“华盛顿共识”；后一条发展道路，由《时代周刊》编辑Joshua Cooper Ramo乔舒亚·库珀·拉莫最先命名为“北京共识”。

第三代现代化理论的讨论，归结到一点就是“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之间的争论。“华盛顿共识”由世界银行的一批经济学家在1989年提出，它给发展中国家提出一系列药方。药方包括五味药：分别是私有化、财产保护权、政府退出、金融稳定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华盛顿共识”的共同特征是奉行市场经济；政府权力限制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大力发展自由贸易；对国外投资敞开大门。

“北京共识”则致力于政策创新，持续推进各种政策试验；强调GDP不应该成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财富分配的公平等也非常重要；终坚持经济技术上要自力更生。

在提出“北京共识”的时候，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先生也提出了一个比较相似的概念叫做“亚洲发展模式”，强调政治权威要集中；政府致力于在社会中寻求政治共识，而不是鼓励政治对抗；更注重社会经济领域的正义；政治领域强调秩序观，重视集体主义而非推崇个人主义。

到目前为止，政治学在“亚洲四小龙”之后，并没有出现类似第一代和第二代现代化理论的构建，关于发展的认知还处于讨论的混沌期。讨论主要内容汇集在前面讲过那两个问题：现代化需要多大的政府？现代化需要多强的政府？对于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就构成了“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主要内容。我相信“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争论还会持续下去，也会成为下一阶段国际公共话语的中心话题，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向前推进，这个问题的讨论也会越来越热烈。

无论“北京共识”还是“华盛顿共识”；无论大政府还是小政府，大市场还是小市场；无论是循序渐进的发展，还是国家引领的发展；我们的发展观是：发展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相信这是大家的共识，是21世纪的今天，包括未来的很多年，在现代化和发展观中需要树立的核心观点。

发展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问题，它更关乎人的基本自由的扩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好地与自然形成协调。所以发展从来都不应该只看 GDP的数字、经济发展的统计，更应该多看从发展中获得了什么，是不是更幸福，这应该是发展的核心要义所在。

诺贝尔诺经济学奖获得者，也是我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说过：真正的发展应该是以人为中心，其目的是扩展人们的基本自由。比如之前不能乘飞机，现在可以乘飞机到处旅游；之前可能没办法到中环去吃我想吃的食物，现在可以；之前我只能住很狭窄的房子，现在住很大的房子。这些都是人的基本自由的扩展。当人们物质上的自由越来越大，人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幸福。

发展应该是包容和普惠式的方式，以人为本的发展或许会使富人更加富裕，但它同时更应该让穷困阶层的生活也能得到较大幅度的改善。大家都应该能够从发展中得到获得感，所以包容及普惠式的发展是很重要的，Development should make the rich richer，but also the poor less poor。

现代化的目的不仅在于能够让我们这一代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也应该给未来的无穷世代保留进一步发展的资源和机会。这是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时我们需要永远铭记坚持的一个原则。

说到最后，在讨论发展现代化等关于物质文明概念的时候，我总是想起在读书的时候，一个电视脱口秀Suze Orman Show节目结尾的时候主持人每次都会说一句话：People first, then money, then things。人是第一位的，金钱永远次之。21世纪我们在考虑发展、现代化等这些问题的时候，永远应该把视线放在人的身上，放在扩大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和人的尊严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上，我想这也是政治学从诞生到今天，我们所关注的最核心问题。多谢各位。

Q：老师好，我来自上海。今天在听这个报告之前，我很好奇，这个报告的题目非常宏大。我听完您的报告之后有一个问题，您分享了这么多西方现代化，包括日本现代化、欧美现代化，我想知道您怎么看待中国的现代化？谢谢。

阎小骏博士：这个问题特别好。2016年我写过一本书《中国何以稳定》，提出两个奇迹的说法，大家可能都听过。中国现代化创造了两个奇迹，一个是经济发展的奇迹，第二个是政治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这个观点现在用得比较多。正如刚才所讲，现代化的理论从刚开始认为只有单一路径，后来发觉越来越多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不符合西方最原初的理论设定，道路越来越多，甚至是另一条路。所以我相信现代化理论的发展，是从一元化的现代化道路转变为多元化的现代化道路。我相信中国为多元化的现代化模式和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主要的争论，也就是“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中国的现代化，包括我们如何在经济快速发展中保持政治稳定，我在《中国何以稳定》这本书里面也给出了一些我自己的看法，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参考一下。

Q：前两天听了很多分享，今天从您这里听到了政治维度更高的国家层面的影响，我很期待接下来的课程。您刚才多次提到了“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除了政府大或者强的角度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角度，以及产生的原因？我自己能想到的，例如一些文化的差异、人口规模或者是人口组成、制度的差异等，但我认为这些都比较浅显，所以想请老师分享一些，谢谢。

阎小骏博士：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也特别深刻。你提的文化、制度两个因素，都很深刻，并不浅显。因为时间有限，我想分享一个看法，我认为“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发展，提出了的两套不同的处方，一个叫做Policy Package政策套餐。这两种政策套餐从根源上来讲，起源于两种不同发展道路的总结，一个是英美的发展道路，一个是亚洲的发展道路。医生在提供处方的时候，肯定不会说药方的弊端，而是把自己最好的经验提供给发展中国家。“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如果从最原初的用意来看，都是把自己认为最正确的、最好的经验提供给世界。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我觉得两套政策的方案已经比较清晰，各自都有成功案例。比如“华盛顿共识”的成功案例有智利的经济奇迹；“北京共识”的成功案例是中国的经济奇迹。一个国家的发展具体采取什么道路，还是应该根据国家自身的文化特点、制度特点、历史传统和社会的状况，将两套方案更好地融合起来，采取对自己国家最有利，最符合自己国情的方案。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穿着才知道，我觉得最终而言，某一个政策的套餐只是一个参考，最后还是要结合各国的文化传统来确定。

Q：您好，今天我想提出我的一些观点进行交流。我们所说的“现代化”和“传统”，这种定义我觉得过于牵强，5000年后我们再看现在中国内地也是原始社会，所以我个人认为“现代化”的定义应该基于技术、制度和文化，因为科学是不断进步的，所以不能基于科学。我们最早有了火种，就从农耕时代到了工业革命；有了炸弹就会发生战争，后来发明了原子弹，我们要控制。所以制度的产生是基于技术的发展，而所谓的文化是制度下对人性的一种约束。我们讲“共识”也好，或者说不同的人性也好，实际上最后都需要达到平衡。我们讲内在，叫内心、文化或者叫精神，外在叫物质，当物质和内在不平衡的时候，就会发生变化。比如这个国家很贫穷，但是他们内心很富足，那叫做洒脱；比如这个国家很有钱或者很有动力，但人性一直不能稳定，这个国家就会有灾难，引发金融危机。我们在政治上或者道德理念上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基于技术、制度和文化三个层面，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或者说没有绝对的好制度，都是对人性的管理。

阎小骏博士：非常同意。

Q：老师好，我来自上海，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国进民退”，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国有资本进入到各行各业，并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各地政府也制定了各种人才计划，进行一些投资等。我想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趋势，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

阎小骏博士：关于这个问题，是现代化理论讨论中的一个比较中心的问题，就是国家如何引导市场更好地实现发展。从日本的通商产业省的经历，有专门研究通商产业省的一本书提到，二战之后日本经济恢复过程中，日本的通商产业省对日本经济领域的干预非常积极，可以说管得非常多。但是在制度下，日本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样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国家干预很深很广泛的时候，它的经济并没有实现发展。

在政治学里面，国家通常分成四种类型：第一种叫做大而强，干预的领域很大，干预的力度也很强。第二种叫做大而弱，干预很大，就像印度国家干预的程度很深，但每个领域的干预都不是很有效果，最后造成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第三种叫做小而强，政府很小，但是在能干预的领域里都非常有效率。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就属于这样一种，干预不多，但干预得非常有效。最后一种就是小而弱，政府小，干预的效果也不好。小而弱的这种模型推到极端，就是今天所说的失败国家，没有政府的管治和监管存在，所以从大而强、大而弱、小而强、小而弱这四种来看的话，每种模式的干预效果各有不同，干预的程度也各有不同。总的来看，国家和社会关系、国家和市场关系、国家怎么引导市场，还得看这个国家具体的国情、制度、文化，以及刚才讲到的技术等各个方面的条件，最适合哪种模式，这个很关键。

Q：老师您好，我来自成都。我的本科、研究生学的都是法律专业，又一直在内地工作，已经很多年没有像今天一样，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提出问题。因为学法律专业，最关注的就是现实的经济适用。黑格尔说过一句话叫“人类从历史上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从不吸取历史的教训”。那么我想请问，您北大研究生毕业，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北大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学府，哈佛大学作为世界优秀的学府，无论是现代化的理论，还是政治学的理论，对现实的改变，或者说对中国的政治走向，政治学的理论学说到底有没有现实的作用？比如现在政治学推动社会进步的回流，从哪些角度对中国政治制度产生影响？

阎小骏博士：我刚从成都出差回来，成都是座非常美丽的城市。我不是法律专业出身，但是我在好几个地级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做过很长时间的调研工作，比如在山东省做基于社会面管控的调研，所以我对政法系统还是略有了解。我的总体看法是，在政法战线，法学的发展对于国家法律制度的向前发展，我觉得推动作用是非常大的，包括当事人沉默权，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刑事诉讼、民事诉讼，整个诉讼的规范化，包括法庭管理的规范化等，一些重要的制度推动，都是通过我的同事们这些法学家去推动的。

政治学在这方面的推动也非常大。“治理现代化”这个概念是最近10年左右提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内地同行讨论这个问题非常多，包括数字化政府、服务型政府，包括治理能力的提升、治理效能的提升等，但我觉得学术和政治之间、和管治之间的良性互动的作用还是很显著，特别是对于法制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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