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祖墀博士:大变局中的战略思考 | 深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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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很高兴参加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简称港大ICB)的2023年秋季校内工作坊。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大变局中的战略思考》。
1992年邓小平先生南巡,那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时代。这个时代为我们,包括我当时代表的公司BCG(波士顿咨询公司)创造了很多机会和工作。BCG当时是由中国官方批准的第一家国际战略咨询公司,所以可以说,我们是占了先机。
邓小平先生南巡之后,很多外资对中国很感兴趣,所以我们当时就非常忙,过去30年一直都是这样。上世纪90年代我刚开始在BCG工作的时候,聘请我们且愿意支付我们咨询顾问费用的都是外资企业,亦即跨国公司,然而对我来说,我最感兴趣的却是当时的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尽管那个时候他们的规模仍然非常小,企业家当时也没有什么财富,但是他们普遍都有一种要创业、尝试、改善、追求进步的精神。我认为这种精神代表了中国过去几十年的企业家精神。
尽管当时的这些中国企业家们普遍不太愿意支付顾问费用,亦可能是没有能力付,但是我却很喜欢跟他们探讨,因为从他们身上我可以看到中国的未来。
在过去三十几年中,我在中国跟许多企业家进行了沟通,起码为几百家企业提供过咨询服务,无论是外企、民企、国企、还是中国政府不同的部门。咨询顾问是解决问题的,不是写研究报告的。我们做咨询顾问的一定要确保我们不仅能够为客户提供方案,还能携手帮助他们去解决问题。
这些经历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所以直到今天我还在坚持做管理咨询。我离开了大的咨询公司,成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高风咨询公司。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因为大概10年前,我已经认识到中国企业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创新的崛起,已经形成了我们自己的一套模式。一部分中国人对这个模式有一些理解,但是很多中国人并没有了解得很清楚,更不用提外国人对此的理解。中国需要一家植根于中国同时具有国际视野和资源的知识型机构,那就是高风咨询公司。
我跟很多外资、外国的CEO、智库以及一些官员沟通的时候发现基本上外国人对中国的问题,包括创新的问题,是不了解的。当然,这也给了我很多机会,因为他们不了解才需要找我咨询,找高风咨询。
在我们讨论过去30年的全球化以及将来是否还有全球化的时候,我们面临一个问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问题在哪里?除了某一些人所讲的,比如中国崛起威胁美国或西方这种言论。刚才刘院长也提到,可能是由于不同的价值观。还有一点是我自己有很深入体会的,就是“Information Asymmetry”,即“信息的不对称”。
你们在座的各位都是年轻有为,你们的英语能力比大多数跟你们差不多年纪的美国人的汉语能力要好得多。一般的美国人基本上是不了解中国的,虽然我们对于西方的了解也不一定很透彻,但是你们对西方的了解肯定比他们对中国的了解高几倍。
这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怎么去解决呢?我们需要更多的人能够向全世界去讲清楚中国的发展,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我们需要用他们能明白的语言去跟他们解释中国的发展究竟是什么一回事,而不是让他们盲目地跟随西方主流媒体的意见走。我想这也是刘宁荣院长建立港大ICB的原因。
最近我在内地的这段时间,感觉到国内很多企业家心里不踏实,很多时候他们也被某一些媒体的评论带着走。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很难马上很简单地说清楚。因为这并不是单独某个原因,而是由一系列原因导致的。普罗大众,甚至包括很多著名的企业家,都没办法对这些问题作出很有条理的分析。这些原因是包罗万象的,它们正在影响整个世界,包括美国和中国的发展。
对于各位学员来讲,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更需要透过港大ICB更多地了解当今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我们能不能更客观理性并且有条不紊地去分析这些问题。我去年出了一本书叫《变局思维》,主要就是讲这些问题。
今天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不一定能够代表所有的意见,或者是不一定所有人都同意。因为对于这些问题,不可能所有人都同时有一个统一的观念,一定是有人会站在这边,有人站在那边,而有人站在中间。
我想透过学习的过程,特别在港大ICB的课程,大家可以与很多不同课程的老师进行互动,从而建立更好的思考方式。不是一定要接纳某一种观点作为绝对的答案,关键是要学会思考。这也是让我很向往做战略管理咨询工作的主要原因。战略管理咨询这项工作让我每天都跟我的客户,无论他在中国或者在世界各地,一起在思考中去解决难题,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在持续学习。
我在香港土生土长,后来去美国读书,拿了几个学位,自以为很了不起。然而到了麦肯锡,又回到中国后,我发现自己有很多东西都不懂,必须重新学习。我很幸运,有机会能够跟随着很多我称之为智者的人学习。在麦肯锡、BCG和Booz Allen都有很多很有智慧的合伙人,我在他们身上学了不少。可能大家听说过这样一位著名顾问,叫大前研一。当时他已经是麦肯锡的Senior Partner,我曾经跟他做Project Manager;后来,我进入BCG跟随郑力行先生(Mr. Bob Ching)工作。郑力行先生是上海人,也是BCG第一代的咨询顾问,他是公司的创始人Bruce Henderson先生招到BCG的。郑先生作为一个华裔,一九六几年就能够进入BCG,是BCG最早期的十几个顾问中的唯一一个中国人。郑先生是一位很有智慧的人,他在上海出生,后来去美国,之后八几年又回到上海来,1993年正式成立了BCG中国办事处,是他聘请我去BCG协助他的。
无论是从大前研一先生身上,还是从郑力行先生身上,我都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郑先生,他是BCG的元老,是我的长辈,他带来的不单只是最现代的管理思想,同时他也没有忘记他的中国根。今天我在我的书里面写了很多东西,其中很多核心理念都传承自郑先生,我更像是他的学生。即使到今天,我仍然觉得我还是一名学生。
各位学员,你们年轻有为,好好珍惜来到港大ICB这样的一个机会,希望你们能够在未来几年吸收更多的知识,能够成为更有学问的智者,为自己以及你们将来要做的事业,对于中国以及世界有所贡献。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上的形势就不用讲了,你们都知道;同时国内也有很多问题。最近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房地产、地方债务等问题。还有其他事情亦引起了一些焦虑,特别是教培,还有平台。
同时根据报道,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贸易)都有些低迷,给大家一种不确定的感觉,有点不舒服。
但是仍然有几点我们可以比较确定:
第一,目前我们看到世界局势很动荡。但是我觉得,假如有一两件大的事情发生,那可能局势很快就会改变,可能变得更好,也可能变坏。比如会不会有新的或者扩大的战争?这可能会带来消极的影响。但是假如俄乌战争有一天停止了会怎么样?这又将会对世界带来什么影响?
另外一点,多极世界的出现,我认为是很有可能的。尽管一些人担心中国未来的发展,而美国看起来好像也很强大,但是我们从一个更宏观长远的视角来看的话,我觉得多极世界出现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在金融领域,我个人认为美元独霸的地位可能是全世界历史上最不公平的一种安排。我以前在美国读书时候曾经去过不少地方,这段时间再回去美国,发现除了靠近东西海岸的一部分地区之外,美国大部分的地方没有类似我们中国的制造业的存在,或者说没有大规模的实体经济。我在中国到不同的城市都看到过很多制造业的基地或者集群,而在美国中西部很多的城市是没有制造业的,可能有一两个独立的工厂,但是没有像我们很多城市里面那种很大规模的工厂集群。那他们在做什么?主要靠“服务业”(Service)。
所以我想大家在观察很多问题的时候,要去细心地观察和分析一下what is really going on(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然,综合地看很多客观数据很重要,但不要只盲目地相信某一些数据。我认为,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力量大概率将会被重新调整。但究竟会如何调整?是不是美元首屈一指的主导地位完全没了?也不太可能。但是它是否能够维持世界唯一独霸的储备货币(reserve currency)的地位呢?我觉得大概率不会。那么,假如美元不再是唯一的一个有霸权的国际货币,美国会变成什么样?大家可以想想。
我们一些人现在很担心中国的发展,最近的大环境也有些低迷,但假如我们后退一步看,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我们还是有几个地方做得不错,大家还要给自己更多信心的。
第一个是制造业,中国肯定是已经成为制造大国,甚至于已经逐渐进入制造强国的阶段。
大家不要以为这些都是与生俱来的。我90年代初期刚回国的时候,中国刚开始从外国接单,做出口贸易,也就是来料加工,负责一些非常基础的环节。30年前,这些基础的加工制造主要集中在广东省,吸引了很多香港人到深圳、珠江三角洲地区去设厂。
中国的很多重工业领域在50年代苏联的援助下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综合来说,跟国际接轨基本上是从90年代才开始的。中国花了30年成为了制造大国,甚至可以说是制造强国。现在,中国在某一些行业已经做到了世界领先的地位,特别是新能源,除了大家每天都在讲的新能源汽车,还包括风电、太阳能等等。
此外,还有基础建设。对于在座比较年轻的人来说,可能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一出生中国的基础建设就很好了。但是假如大家问问你们的父母,就会知道这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且是来之不易的。
想必大家也知道,相对来讲,美国和欧洲,特别是美国,在基建方面跟中国是没得比的。但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中国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完成那么庞大的基建工程,包括非常先进的高铁?这只是把钱投进去就能够建设出来的吗?大家知道建设一条高铁有多难吗?大家知道要建设到西藏的铁路有多难吗?大家知道南水北调这类工程有多难吗?这些都不是简单就能做得到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西方一些国家做不到?
刚才我讲的这几个是中国做得比较好的例子。当然中国不是所有地方都做得很好,我只是把这几个方面跟各位分享一下。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在中国做咨询的过程中,特别是头10到15年这种早期的时候,很多外资、外国媒体、甚至是某一些官员都说,中国人是依靠做山寨或者抄袭,没有原创的能力,这些话他们当着我的面就这样直接讲。他们举了很多例子:问中国有多少人拿过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说我们的教育都是死板教育,“rote learning”;还有许多外国人(特别西方国家的人)认为儒家思想就是代表着愚昧和封闭。
但是,无论大家认为中国是在做原创的创新,还是抄袭的创新,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创新领域在过去的20年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这种进步经历了几个阶段:在2000年代后期,移动互联网开始普及,苹果公司带来了iPhone以及移动互联网平台,像马云、马化腾、刘强东等中国企业家都蜂拥而上,在平台上面创造他们的创新。有些人说这些人的创新不算是原创的创新,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确实受到这些创新直接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我们不可能上网。就像马化腾讲的,手机就像我们的人体的器官一样。这个就是平台战略,是平台创新出来的结果。这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很多其他国家,包括发展中的国家和发达国家,也在某个程度上向中国式的创新学习。
现在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科技创新阶段,就是硬创新。这可能比平台创新更为重要。在硬创新的很多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机器人(Robotics)等方面,中国的发展还是不错的。
还有一点很重要,尽管中国在平台创新这个阶段取得了显著发展成果,但是毕竟原则上,这些创新是按照其他人已经制定好的标准再去进行创新的。某种角度来说,移动互联网的标准是由美国制定的。比如Steve Jobs(史蒂夫·乔布斯)是一位伟大的发明家,为我们带来了iPhone;谷歌为我们带来了搜索引擎,等等。他们发明了这些科技,但同时,他们也制定了标准。中国以及其他国家都要跟随这些标准,这在当时那个时代并没有太大问题。
今天,中国已经开始在某一些方面建立自己的标准,虽然不一定在所有方面都能做到。比如在电信行业,特别是现在的5G,华为是全世界拥有最多5G专利的公司。
同时,在Business Model(商业模式)方面的创新,我们有像TikTok、SHEIN(希音)这类的公司,它们的商业模式世界领先,特别是TikTok。可以看到,中国在商业模式创新这个方面也在慢慢崛起。
新能源汽车更不用讲了。还有数字人民币,这方面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处于领先地位的。而且我觉得数字人民币的出现将会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这个跟我刚才所讲的美元独霸发展将会是息息相关的,大家可以在这方面多思考一下。
前不久发生了两个巨大的里程碑事件。这两件事也与我之前所讲的观点有关 —— 一个多极的世界格局正在崛起,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演变的过程中。
第一个,就是在左手边的以Purchase Power Parity(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GDP ,“BRICS”(金砖五国,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这5个国家的GDP已经超越了G7(七国集团,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国家的GDP。G7是从历史角度衡量世界经济标准的七个所谓的先进工业国家。
另外一个里程碑是关于中国跟世界的贸易关系。中国跟“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份额在今年初超越了中国跟美国、欧洲、日本的贸易。很多人很担心中美的贸易好像疏远得很快,的确是这样的,但是中国的贸易已经不单只是依靠跟美国的贸易往来,中国跟很多其他的国家也在进行更多的贸易。
这里我想分享一下我了解的关于跨国公司当下的情况。大家都很关心跨国公司,最近很多报道说跨国公司对中国开始没兴趣了,都撤出中国了,这个说法是真的吗?过去很多年我跟跨国公司的合作非常多,目前我还在跟很多跨国公司的领导者,包括很多高层管理者都经常沟通,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的: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历可以分成几类。一类就是在左手边:来了,试过了,不成功,只能在中国缩小规模,甚至于撤出中国市场,特别是在零售行业。很多零售公司到中国没办法跟中国的新零售模式去竞争,因为零售公司,特别是美国或欧洲的企业,他们对传统的零售很了解,但是他们对于数字科技在零售方面的应用基本上不了解,所以他们没办法跟上中国的Oline To Offline,即 O2O(线上线下融合)新零售的打法。对中国很多消费者来讲,他们也逐渐对西方的零售公司失去兴趣,而逐步转向透过中国的零售公司购买商品,包括大家熟悉的淘宝、京东等。所以,许多欧美的零售行业企业都来过中国,但大多都失望退出。
另一小部分外企踩过中国的红线。红线是什么?我想举其中一个案例,就是2021年的新疆棉的事件。
从某些西方人的角度来说,他们觉得在新疆是强迫劳工去收割棉花的。我1990年在BCG的时候,其中一位客户就是美国的John Deere(迪尔公司),它是美国最大的农业机械公司。我帮助他们做过一些项目,其中一个项目就是协助他们研究怎么样去把新疆的棉花收割机械化,John Deere有全世界最好的棉花的收割机器,当时新疆还是用人手或者小型的机器的,我就帮着他建立他们的market entry strategy(市场进入战略),进入新疆市场。今天John Deere在新疆做得非常好,基本上就是把新疆的棉花的收割完全机械化自动化。这主要是由美国人带头做的。
但是其他人却在控诉中国人,说新疆棉是强迫劳工去收割的。而且这个说法很多人相信,也包括某一些中国人。某一些经营服装品牌的外企说:“我不管,你们(工厂)是用了新疆棉,那我们就不用你们了,”那没问题,中国消费者就说:“既然你们说我们的新疆棉,我们就不再光顾你们了。”所以有几家很大的外资服饰品牌,特别是H&M、Adidas、Nike等,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中国消费者说,你们既然这样,我就去找李宁或者安踏这类国产品牌,他们的产品也很好。Adidas和Nike现在还在不断地尝试重拾他们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强调他们还是喜爱中国的,中国消费者对它们的品牌是热爱的。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些国外品牌的观点,但是现实就是,小批的外资在中国的处境是:踩过红线然后“出局”,或者付出额外多的努力尝试重拾中国市场。
在右手边的这一类,是有一批外资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对他们来讲,中国不但是一个赚钱的地方,同时也是他们学习的地方,因为中国的创新正在不断地发展。
大家看一下这些统计数据,这是我的团队在今年前阵子做的,当然也有今年的一些的数据。各位看一下,我想都是你们很熟悉的外企,可能你们有一部分也在某一些外企里面工作,比如苹果、德国大众、BMW(宝马),还有芯片公司NVIDIA(英伟达)和Intel(英特尔),还有Tesla(特斯拉)等等,中国市场对于他们来说都很重要。
同时,最近不少跨国企业的CEO都来中国访问了。他们来访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因为疫情的缘故好几年没来过中国。但是我觉得,这也在某一种程度上反映了外资对中国的一种肯定。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在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企业的领导者,他们的心里是认同中国对于他们的全球业务的重要性的。
但是这些CEO也有很大的困惑:在地缘政治的阴影之下,他们也左右为难。他们有着不同的角度,也有着不同程度的为难,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心里面都知道中国对他们业务的重要性。
很多人在关心供应链的问题。除了外企在中国的投资之外,很多外资也将供应链撤出了中国。那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呢?
这在某一种程度是对的,在某一种程度是不对的。这个问题在疫情的时候讲的特别多,因为疫情时候很多供应链的确中断了。所以当时很多外资,包括我的一些客户,他们关心的点就是要怎样建立所谓的“China Plus One”(“中国加一”)战略。在今天看来,这些大型跨国公司在讲China Plus One的时候能够真正做到的有多少?有一部分跨国公司会在印度、越南建立某一部分供应链,但是你说要代替中国,好像没有很多公司能够真正做到。
的确有一部分供应链在不断地撤出中国,这是肯定的。不过这个问题不是这几年才开始发生的。十几年前我已经开始帮助一些企业把供应链和生产基地从东莞或者中山搬到越南和柬埔寨去。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做皮鞋、服装和玩具,将生产能力转移到成本比较低的地方是更加合理的。这种转移从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美国的贸易tariffs(关税)提高之后,的确有一部分厂商,特别是电子设备制造商开始调整它们的供应链——不是那种先进的电子设备,是一些普通的电子消费品。这是由于它们的利润很薄,假如留在国内生产的话,美国的关税将严重挤压它们的利润,所以这些中的很多供应链也开始向马来西亚等地方转移。
但是一些complicated products(复杂的产品),就像手机这样的,手机里有许多零部件,这些零部件来自于什么地方呢?什么地方都有。这些零部件来自于很多国家,但是大部分都来自于中国大陆。基本上整个手机产业链、或者是IoT产品的产业链都已经在中国localize(本地化)了。当然,亦有一小部分尖端的零件是来自于德国、日本、韩国等等。
要做到拥有这一种比较完备、充足的供应链能力需要供应商之间有很紧密的联系,也需要一个很大的供应商集群。很多供应商聚集在一起,在大概同样的物理空间,才能够妥当地为最后的组装公司提供及时的供应。
日本有一个理论叫“Just in time”(及时化生产技术),大家听过,是吧?Just in time现在在中国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在手机或者IoT产品领域。苹果或者富士康希望在印度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在印度建立大批量的供应链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不少所谓的供应链离开中国,有一部分的确是这样,而且因为利润降低的关系,很多中国厂家也采用了间接的方式,出口零部件到越南,还有一些中国厂商搬迁到墨西哥去。但是总的来讲中国的供应链提供了很多支撑,中国供应链的地位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最终客户去考虑供应商以及后面的供应链,不单只是思考成本。很多人说中国的成本高了,所以供应链一定会离开。对,有可能。但是实际上,不单要考虑成本,还有质量,特别是大幅度、大规模、多样的零部件要合在一起,这种组合的能力亦会影响到最后产品的质量表现。
还有一个就是timeliness(及时性),也就是说你答应什么时候能交货,你必须要那个时候交货。中国人除了疫情那段时间之外,基本上都是能够做到的。综合考虑这些背景,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
另外亦还有安全的问题。
最近很多人都在讲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现在发展很快。在思考或者在阅读很多新闻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方面,就是除了中国品牌和中国科技的崛起之外,我们还看到很多不同企业之间新关系的建立。
这种关系的一方是来自于本来在汽车行业非常领先的外国企业,特别是德国或是美国企业,包括大众、福特、宝马这类的公司,他们寻找跟中国的企业进行更多的合作——新的合作和新的关系。这样的合作,过去往往说是外资带来品牌,本土企业带来对中国市场的了解。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可以称之为一种新的corporate relationships(企业关系),新的企业关系两方角色逐渐调转,就算已经是世界领先的汽车公司,比如大众,它来到中国也发现它还需要向中国汽车行业中的一些企业学习电动汽车应该怎么去做。
大家应该听说过一家公司叫地平线,几年前他们还只是一家初创企业(start-up)。两年前大众扫遍了全世界,说我们要找全世界最好的做智能汽车AI芯片的企业,能够帮助我们在智能方面的发展,最终与地平线成立了合资公司。
大家也许也知道,大众最近入股了小鹏汽车,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中国没办法能够及时发展他们觉得在中国以及全世界有效的电动车的模式,需要借助小鹏在这方面的能力。
这个世界在改变,这些都是大变局里面的一个小部分。在这样慢慢改变的过程中,电动车在不断走出去,中国企业也在不断走出去。
最近我也在企业出海这方面跟很多企业合作。内地企业都在询问出海,我基本扫了一遍,不能说中国企业在很多行业都已经很成功地出海,但是我看到基本上——不单只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新能源汽车——很多领域我们都能在海外看到很多中国企业的身影。
举例来说,今年2月份我去了中东阿布扎比,也在当地跟一些中国企业沟通。他们基本上在中东在做的,就是把在中国里面已经成熟的商业模式,特别是数字化的商业模式,像电商、物流或者网红模式,急切地带到中东去,而中东人也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些商业模式。也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周围很多地方都有很多来自于不同行业的中国企业家的身影。我觉得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形成了一种大的趋势。特别是南半球的国家,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中国企业的例子。
大家猜一下,在非洲最畅销的手机品牌是什么?传音。你去美国跟欧洲,你跟人家讲传音,他们都不知道,但是它在非洲是第一。这是中国式的创新,也是看到了市场的机会,并不介意到这种所谓的落后的国家。大家心态改变过来,不是某某国家才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还有很多其他国家也不错。你要发展业务的时候,其实可以有个更宏观的眼光,用宏观的眼光看全世界,看到全世界的大局在哪儿。传音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大家多学习。
还有“卡脖子”的问题。卡脖子大家都很担心,我也很担心,根据我现在在内地跟很多这方面的企业家的交流,虽然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但我的感受是大部分企业家还是比较有信心的。不过,假如某一天中国的确能够达到自主创新的话,这对于芯片以及制造业的全球格局会产生什么影响?未来台积电、三星、英特尔将会变成什么?他们的命运将会如何呢?大家可以想一想。
刘院长刚才也讲到全球化,半全球化。我觉得挺好,我非常同意刘院长讲的。
我在中国做咨询,在1990到2000年代这段时间前后听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要跟国际接轨”,不单是企业家,官员也是这样。为什么?我到每个地方,他们都跟我说:“谢博士,我们要跟国际接轨,你告诉我国际接轨是怎么样的接法?”他们会说,我要对标摩托罗拉、诺基亚式宝洁,因为我想跟国际接轨。
为什么现在突然之间西方认为要与中国脱钩?他们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是谁提出来这些问题?未来会怎么样?我们面对的还是同一个地球,同样的人类,为什么我们对于同一个问题的看法在这十几年之间发生那么大的一种转变?
还是回归到我自己在中国的经历。我刚回到中国开始做咨询的时候,正是邓小平先生南巡期间,邓小平先生讲的话影响了中国之后几十年的发展。很多人说改革开放接纳市场经济,我们要学习西方,这在某种程度是对的,但是也不完全对。其实,中国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出了一套自己的底层逻辑。下面是我的一些归纳。
我想跟各位分享几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则,大家可以在对中国的发展感到迷茫或者信心好像受到了某种程度打击的时候想一下。回顾一下大历史——大历史不单只是过去30年或者70年,而是包含了我们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也回顾一下我们是怎么过来的。
有三个基本的底层逻辑,我一个一个来讲:
第一个,邓小平先生提出改革开放的主导思想后,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要怎么做,于是会尝试摸着石头过河。这一种思想逐渐成为中国过去几十年发展的底层逻辑之一 —— 发展的过程会经过不断的试验、学习和调整。中国的发展往往是这样的。中国在这方面是非常务实的,从五个经济特区到今天数字人民币的发展,都是经过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这样的试错过程能够带来很多的好处,因为它避免了很多有可能带来大风险的局面出现。
第二点原则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很明显,但是随着时间发展,它逐渐地形成了一个我称之为“三层架构+二元经济”的模型。
二元经济就很清楚了,包括国企和民企。很多人都说“国退民进”,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我的很多客户都是民企,他们会抱怨民企跟国企的待遇是很不公平的,特别是在融资方面,或者在某一些项目上很不公平。的确也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国企在中国经济里面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跟各位分享,中国的基础建设,为什么它能够那么快在这几十年间就能够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水平,而且美国以及很多西方国家没办法做到?因为中国有国企。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基建都是国企来引导的。他们对于问题的看法跟民企的看法可能不一样,国企对所谓的economic return(经济回报)计法和考量与民企相比是不一样的。很多人对国企很有意见,但我跟很多国企合作过,可以看到国企在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民营企业对社会亦有他们巨大的贡献。民营企业在创业精神方面往往是最活跃的(“三层架构”最下面一层)。不过假如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很多民营企业家也是没办法成功做到的。
可以说,中国的发展跟很多国家不一样。在中国,中央政府可以制定一些引导大方向的政策,企业按照中央政府的政策方向来做,某一些有能力、资源支撑的地方政府则可以来进一步协助企业的发展。
还有一个大家最近这几年经常谈到的、做得很好的热门城市——安徽省合肥市。合肥的模式能不能坚持下去我不知道,但是这几年它的确做了很多,帮助了很多企业发展,不单是中国民企,也有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的国企,以及外企。
第三点原则,中国结构的底层逻辑就是一种大规模的组织和协调能力。刚才我讲到苹果。苹果大学顾道格教授(Professor Doug Guthrie)说,为什么苹果必须在中国做供应链?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政府的协调能力是超强的。
脱贫也是一个很典型、很好的案例。为什么中国能够带领8亿人脱贫?中国能够做到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吗?为什么很多其他国家、地区做不到?大规模的组织和协调能力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你把它运作好了,它是能够为一个社会创造很多利益与好处的;你用得不好,它亦会产生破坏。这种能力的良好运用是中国发展的底层逻辑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最后,我做一个归纳。我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在英治的香港长大,在读完中学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思想是很醒悟的,对于中西方的历史和文化都能接受。
后来我回来中国工作。虽然我的工作在中国,但我的思想却是在全球的。我服务的公司从麦肯锡、BCG到Booz Allen,都是国际一流的咨询公司,每天都跟很多全世界各地的partners(合伙人)和客户沟通,而且经常访问很多国家。
我中学毕业后离开香港到美国去读书,长时间在当地居住,又回到中国来,然后在中国又做了大概30年的工作到今天。我觉得我走了一个大圈。我逐渐发现,在中国做事情以及去做连接中国和全球的事务的时候,中国的文化底蕴越来越重要。中国为什么有它的一些做法,以及为什么它能够在几十年间就能快速的崛起,这是有底层文化的原因的。这就是历史、文化与文明的理念。
这种文化和文明不是因为某某人说了几句话就产生的,而是刻在我们骨子里面的,包括我自己。
虽然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但它也在不断地吸收新的东西。
我觉得中国文化有两点是非常值得我们更多地去观察和珍惜。一个是我们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我们的历史文化并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只是儒家文化——当然,儒家文化是很重要的一个流派。事实上,儒家和法家共同统治了中国两千年(儒法制度),一直到中华民国。但是儒法之外,我们还有诸子百家,特别是老庄思想。今天我们以为很多其他思想好像已经失传了,但实际上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纵横家、阴阳家、兵家、墨家等思想还是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的思维。
中国文化还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佛教传进来之后,我们把它吸收进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近代的有马克思主义,还有市场经济,这些都是包容性的体现。中国的文化其实是包容的文化,也就是说它可以不断地吸收、调整、学习,是我们发展最底层的逻辑。
大家更要学习和注意到,中国的历史文化文明发展出来的一套价值观,将会在未来对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也就是中国领导人所提到的“中国式现代化”。很多人觉得这只是一个口号,但我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去看,还要再多多学习一下。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我在中国跟不少企业家都认识,2016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请我去主持一个研讨会,有陈东升、王石、李东升和冯仑等这些中国很著名的企业家参与。我后来在他们的期刊里面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在不理想的状况里面寻找理想”,主要涉及我与上述几位企业家沟通时,所理解的中国式“企业家精神”。
作为企业家,其实没有一个时代是理想的。不同时代的中国企业家面临的情况都是不理想的,今天可能更是。但是成功的企业家都能够在不理想的情况里面寻找到理想,寻找到进步。
我觉得今天的我们也处于一个这样的拐点,同样很不理想。这个不理想的情况是由于很多外来的压力和很多我们内部的问题造成的,种种因素造成了一个现在比较不理想的状况。但是我所认识的中国企业家都有这样的一种韧性。这种韧性是我们的历史文化孕育出来的一种属于我们中华儿女的韧性。透过这样的历史文化,在不理想的情况下,他们也往往能找到一些出口。
我认为下一代的中国企业家,包括在座的学员都有这样的一种基因,都有这种能力,也会面临当今难得的机会,希望各位多多努力!谢谢各位!
Q & A
Q:我想问一个问题,就像您刚才说的30年前可能中国的经济不是很好,我想问一下您怎么样看待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或者说您认为中国的经济可能在哪一方面会有一个新的突破点?谢谢。
谢祖墀:谢谢。我觉得是这样的,刚才我和刘院长也都提到了,我觉得全球化过程中很长时间的中美合作是有它的底层逻辑的。我认为这种底层逻辑还是存在的,所以我没有完全觉得已经没有所谓全球化的机会。当然,这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包括中国和美国的努力。
中国的经济的确会面临很多挑战,未来究竟什么行业会成为突破点很难讲。中国经济有两部分,一个是外循环,一个是内循环。外循环取决于外面的市场情况,这主要取决于两个点:一个是比较成熟的市场的需求。他们的需求怎么样?我的判断是未来几年也不会好去哪里;另外就是新兴市场的需求,这一块我是比较看好的,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也包括中东、非洲,我觉得这些国家未来的需求会快速增长,现在中国对他们的贸易正在快速发展。所以从外循环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未来几年,中国跟全球南方国家的贸易会增加,特别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区域组织的出现与发展。当然,这不是说中国会与西方脱离关系,我认为与西方关系将会保持相对比较平稳的状态。这是外循环的情况。
从内循环来看,我觉得的确现在房地产存在一些问题。不过,我觉得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也需要考虑其他的方面,比如是不是要马上解决?需要几年时间解决?现在中国政府最关键是要重建中国消费者的信心,这需要政策调控。我觉得中国政府在政策方面做的很好,特别是在经济方面。所以我个人希望将来能够推出更多的积极政策,特别是在促进消费方面的。这些具体要看政策战略,但是我认为在未来半年是有可能看到更多的新政策的出现的。
Q:谢博士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我来自世界500强的建筑企业,是IPM深圳22班的学员。我刚刚看到您谈到中国基建的发展,想请问一下您对未来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行业以及未来中国政策导向的看法,谢谢。
谢祖墀:谢谢。刚才我的演讲中也有提到,中国的基建是过去几十年中国发展重要的一部分。未来基建的发展有几个方面,一个是物理基建,物理基建将会有更多的发展。举例来说,高速铁路已经发展得很不错了,但是新的技术也正在持续出现和进步。现在我们时速能够达到350公里每小时,新的技术可能会让我们达到600公里以上。换句话说,新科技的迭代将会发生在不同的基建领域,包括风电、太阳能,都会有不断的发展。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除了物理基建之外,中国还会大力发展数字基建。数字基建是基于很多我们已经有的科技,比如最近比较热门的人工智能(AI)技术。未来它将会应用在多个行业多个领域里,也包括物理基建领域,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的AI技术以及AI应用。中国的应用场景很多。所以在基建方面,我们可以更立体地去看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的发展将会更立体。
另一个维度就是把基建“出口”给“一带一路”国家。我想给各位带来的一个观点就是,“一带一路”不单是一个所谓的出口基建项目而已。
“一带一路”最大的战略意义在哪里?历史上,除了最近的几百年之外,世界的核心在哪里?是在欧亚大陆,我们的丝绸之路主要是陆上的丝绸之路,中间那块大陆从历史上看也是世界的中心所在,我们中国也在这块土地上,当然还有其他的国家。
“一带一路”把欧亚大陆的国家连起来,把原来丝绸之路用新的方法建立起来。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代替其他国家,欧亚大陆的崛起也许可以帮助建立起一个比较平等的、大家共同富裕的世界。有些人说“一带一路”是Debt-Trap Diplomacy(债务陷阱外交),这只是某些人的论述,不应该盲目跟随。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今天,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拐点,而大变局就是这个新拐点。这个大的拐点是由很多小的拐点所组成的。大家每天看到的都是一些小的拐点,如果从小拐点去看大拐点,很多人又会大惊小怪。但是假如你后退两步,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你会发现原来是这个世界正在转变,而且这个新世界将会跟以前有很多不同。这个世界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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