扰乱因素、数字化、复原力：亚太地区供应链未来展望

新冠疫情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场大流行病，疫情期间，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密集、联系最紧密的地区，亚太地区的供应链表现异常出色。只有32.6%的供应链经理（无论是身处亚太地区，还是远程监督）报告了“非常严重”的供应链中断。在亲历中断的受访者中，供应链中断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停工，36.4%的受访者将其排在九个选项中的第一位。

对亚洲公司来说，供应链中断是一项可以理解且并不意外的挑战，因为新冠病毒首先袭击了该地区，最初政府机构感到措手不及，企业也竞相慌忙应对第一次封锁，而这只是此后无数次封锁中的一次。“最初确实引发了巨大的供应冲击。”咨询公司普华永道中国香港合伙人、香港美国商会贸易和投资委员会副主席Jan Nicholas如是说，“在中国，工人无法前往工厂，原材料也没法运到工厂。”由于企业供应链的大部分最终组装仍在中国进行，这就引发了整个地区的连锁效应。

在技术供应方面，汽车行业因面临的问题有些独特，也可以说是规划不善的结果

当该行业意识到这个错误时，为时已晚。产能已经被投入到其他地方。将产能投入到其他领域有很多原因。一个是在封锁期呆在家里的时间也更多，个人电脑和其他消费电子产品的需求激增，增加了他们在设备上的支出，取代了外出就餐、看电影和其他形式的娱乐。另一个原因是科技公司的大规模囤货。在疫情爆发之前，这些公司就已经意识到半导体正迅速成为中美受贸易紧张局势的焦点，这可能会使其价格在不远的将来大幅上涨。

新冠疫情导致绝大多数（77%）受访者在过去18个月里改变了亚太地区的供应链战略。

约四成（45%）经理表示，他们的战略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但主要战略依旧保持不变”。与此同时，三分之一的受访经理表示，他们“已经/正在对亚太地区的供应链战略进行全面改革”，22.9%的经理表示供应链战略没有变化。亚太地区有三分之一的供应链经理表示，他们在该地区的供应链战略“未曾/没有做出任何重大改变”，而北美或欧洲的所有受访者都报告了某种改变，这初看起来或许有几分令人惊讶。但是，对于供应链中断的严重程度、供应链战略所需的变革程度以及这些变革的主要驱动因素，人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例如，在北美和欧洲的供应链经理中，分别有56%和52%的人表示，对现有供应链复原力的担忧是公司当前亚太供应链战略的主要推动力，而亚洲地区受访者中持这一观点的人数比例仅为3.2%。在亚太地区的经理中，46.4%的人选择将疫情的持续影响作为其供应链战略的推动力。

与亚洲同行相比，北美和欧洲经理在当前的供应链战略中寻求多元化和区域化的比例要高得多

此外，与亚洲同行相比，北美和欧洲经理在当前的供应链战略中寻求多元化和区域化的比例要高得多。分别有24%和19%的亚洲供应链经理表示，他们的公司已经奉行多元化和区域化战略，而北美受访者中的相应比例分别为48%和32%，欧洲受访者则为40%和28%。

供应链战略偏好显然也取决于公司的规模

小型公司希望将供应链本地化，而较大型的公司则希望实现供应链的多元化。在我们的调查中，年收入低于5亿美元的公司有33%选择将本地化作为主要的供应链战略，而年收入高于5亿美元的公司只有11%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另一方面，38%的大型公司选择将多元化作为他们的主要供应链战略，而小型公司作出这一选择的比例为20%。较大型的公司似乎热衷于实现供应链的多元化，摆脱对关键投入资源的“单一来源采购”，以此减少对单个（或极少数）供应商的依赖。小型公司（可能受到资源相对匮乏的限制）则更希望推动供应链的本地化，并且缩短供应链。紧随多元化之后的是区域化（22.3%）和本地化（20.6%）——主要指那些尝试将供应链转移到距离主要市场和终端用户较近的国家或地区的公司。

在被问及最关注供应链运营中的哪些因素时，三分之一的供应链经理选择供应商的可持续性作为首要考虑因素（共五项）。

80%的北美受访者和76%的欧洲受访者将供应商的可持续性和可靠性作为供应链的首要考虑因素。这表明，虽然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供应链配置，但更深远的变化仍与长期供应链战略相关。此外，只有13%的受访者选择将物流/产品的可及性作为关注的首要因素。这一点也说明，总体而言，疫情造成的供应链中断并未对供应链决策造成极大的改变。没错，大流行对供应链的重塑方式、人们对供应链的看待方式对供应链决策产生了明显的直接影响和短期影响，但大多数决策似乎仍着眼于长期发展。

面对新冠大流行，几乎所有公司（96%）都增加了对管理供应链的数字化工具和流程的投资。5%的企业对数字化工具和流程的投资增加了一倍以上，而27.4%的企业将这一投资增加了50%到99%。

对数字化工具和流程的日益关注在亚洲更为明显，该地区投资于此类工具和流程的公司比例要高得多。北美和欧洲分别有8%和16%的供应链经理增加了50%以上的投资，而亚太地区的这一比例为41%。投资数字化工具和流程的主要原因因地区而异。亚洲供应链经理主要投资于数字化工具，以加强客户服务和库存管理。而他们的同行投资数字化流程的两个目标是生产预测和供需预测。亚洲经济体在贸易数字化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这点可以从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司法管辖区最近结束的数字经济协定讨论，以及新加坡和韩国之间正在进行的讨论中看出来。数字化工作影响了很多公司。我们的调查显示，亚洲有25%的供应链经理所在公司增加了对技术的投资，两大主要目标之一是国家贸易便利化。2020年11月，亚洲开发银行的贸易和供应链金融负责人Steven Beck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过去五个月左右取得的进展相当于此前几年间的进度。”

新冠大流行严重扰乱了亚太及其他地区的供应链，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但显然，供应链中断的影响开始在该地区迅速消退，供应链贯穿亚洲的公司迅速做出了灵活反应，以确保供应链中断不会长期妨碍公司运营。韩礼士基金会（Hinrich Foundation）高级研究员Olson先生指出，这种向供应链复原力的转移可能是此次疫情中最重要的收获：“我们让钟摆朝着试图提高经济效率的方向上摆动得过多，并且为此牺牲了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复原力。我希望这个钟摆能开始略向相反的方向摆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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