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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精神内耗”,最无效的方法就是心灵鸡汤

治疗“精神内耗”,最无效的方法就是心灵鸡汤

文化

今日,主流媒体一条“停止内耗的九个建议”冲上了微博热搜,具体包括:停止攀比、专注自我、保持乐观等等。每次看见官媒发心灵鸡汤,我就想怼一下,因为这不是他们该做的事情。


为什么这个“停止内耗”的鸡汤煲得不高明呢?因为作为一个国家级媒体,并没有从社会层面去分析问题,而仍旧停留在个人层面做无用功。就比如专注自我、保持乐观,听起来100%正确,但是当一个年轻人面临着几辈子工资都买不起一套房、公司批量裁员35以上员工这些情形的时候,他们究竟能达到怎样境界的“修行”,才能保持乐观呢?


所以作为主流媒体,首要任务是从宏观层面、社会层面、政策层面去解读、分析并解决这问题,而不是天天想着PUA年轻人:是你们境界不够高啦,是你们天天想着攀比自我焦虑啦。那今天我就来“越殂代疱”来分析一下根本性的问题,当代年轻人内卷或精神内耗的根源只有一个,就是我们高中政治教科书学过的这句话——


无产阶级的劳动成果被资本家无偿占有。


资本家们掌控了生产资料,决定了生产资料的分配方式,他们要攫取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绝大多数收益,于是一些“残羹冷炙”只能靠劳动人民相互伤害来分配了。这里的资本不仅仅包括产业资本(即年轻人的工作),更包括地产资本、金融资本,以房价、利息的形式所占有的剩余价值。


“内卷”或“内耗”最典型的就是“绩效考核”——这一资本主义“伟大”的发明,把无产阶级切割为了一个个单独的个体,你的同事不再是你的合作伙伴,不再是可以团结的无产阶级同志,而是你的竞争对手,是威胁你拿更好绩效、更高年终奖的敌人。



在大公司工作的朋友肯定都有这样的感触:你的升职机会、年终奖数额高度依赖于绩效打分;而绩效打分又高度依赖于部门主管与HR的主观意愿。同时,规则制度强行规定了,一定会有人绩效考核不达标——即臭名昭著的“末位淘汰制”。所以劳动者们的工作目的就不再是完成工作目标,而是一定要比部门其他人更好,不能成为那最后10%的“末位”。这样,同样坐在格子间中本应志同道合的伙伴,就变为了“非人”,或者是可以助你绩效达标的工具,或者是威胁你升职加薪的灾害。

这背后其实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普遍规律:资本家把劳动者的劳动据为己有,同时也把劳动所产生的声誉、荣耀和成就感一并占为己有;劳动者从无法从劳动中获得正反馈或价值归属,自然会产生驱离、抑郁、内耗等情绪——这就是异化。


在这样的困境之下,我们会丧失了对“他者”的感知。我们感觉到的,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个个冷冰冰的工具,甚至还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明明可以“为人”之人主动变成工具。现代人在人口爆炸的繁华一线城市,却能感受到最孤独的彻骨寒冷。

所以我们看到,内卷的本质就是剥削。只不过剥削也分为不同种类:当生产力取得突破、经济高速发展时,资本家虽然攫取了经济发展的大部分果实,但是所有人也都能从生产力进步中分一杯羹,所以大家虽然会抱怨累一些,不过还是有许多新机会和上升通道,是可以掩盖剥削现象、消化大量社会矛盾的。

但是,当科技革命基本完成,经济增长进入温和与稳定的阶段时,社会上没有那么多机会了,这时候资本家再想剥削人,就只能靠“对内”层层加码、转嫁矛盾了,这个时候所有人的被剥削感就特别明显了,关于“内卷”“内耗”的热议也就应运而生。

估计又有人会拿起老生常谈的论调了——你参与“内卷”是你的个人选择,你完全可以辞职啊,你签了劳动合同不是你自愿的吗,要有契约精神啊?其实本文讲的就是这个问题——资本可以通过其优势地位永不言败,不管进步还是内耗总能剥削成功;而劳动者往往没有选择的余地。下面这张图可以很形象的解释这个问题:
 
即便我们不用马克思的理论,我们用西方自由主义社会契约论和罗尔斯正义论的理论、用西方经济学中博弈论的理论也不难发现,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直接是一个不平等契约、不对等博弈。因为资本家和工人的地位、实力和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完全不对等,这样他们所接受的契约也必将无限有利于资本家——

简而言之,“内耗”的根源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工人们无非是饿死而已,而资本家们则要损失无比珍贵的资本增殖的机会啊!

因此,在“内卷”的大环境下,治愈“内耗”个人努力的效用是微乎其微的。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伊娃·易洛斯在其著作《拯救现代灵魂:治疗、情绪和自助文化》一书中指出:心理学能够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是因为人们追究人生失败的源头时,不再审视自己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和制度结构,而是选择去追问自己:我工作不成功,我没有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我感到孤独与挫败,一定是我内心不够强大,一定是我没有学习好职场成功学,一定是我不善于战胜消极情绪……
 
于是当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遇到精神问题时,会选择“个体”性的解决方式——咨询心理医生。这是一种无奈下的选择,因为心理医生好歹还能解决一些个人问题,而改造社会这种事情可是万万想不得的。毕竟现在不是那个国际共运风起云涌的年代了,无产阶级通过团结起来真的就能改变世界,现在看不到一点世界积极改变的苗头,甚至连最应该改造社会那个群体,都忘记了这条曾经的道路了。
 
于是,这就成为了一个思维盲区:一切问题都是我们自己的,是我们不够坚强,是我们不能够满足社会的要求,是我们不能像精英一样高强度工作……而对于整个社会层面的问题,如资本家的剥削,劳动价值无法实践,劳动者权益保护在法律上的缺失,无偿加班,科层制压迫等等等等,就变成了被自然而然忽视的盲区。
 
当然,并不是说找心理医生没用,我一向建议身边心理出状况的朋友一定要咨询专业人士的意见。因为人就是会生病的,有些人天生可能就是易病体质,心理疾病也是病,也要看医生,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病都是社会问题。但是确确实实有很多病是社会诱因,比如说996长时间工作导致疲劳过度,比如公司领导职场PUA导致精神紧张,比如女性在就业与工作时面临的生育歧视、同工不同酬等等。这些找心理医生顶多起到个初步排遣的作用,但往往是治标不治本。
 
心理问题的诱因就好像两条腿走路,有的个人层面的诱因多一些,有的社会层面的诱因多了一些。现在的说法就是只聚焦于个人问题,忽略了社会问题,这不就是一条腿蹦跶么。诚然,社会问题难解决,需要诉诸于宏观叙事,但过于强调个人问题的后果,就是给心理咨询领域产生了很大的“操作空间”。
 
我国心理咨询产业还只能算是初步发展阶段,很多行业规则都不成熟,于是就产生了不少浑水摸鱼的空间。因为心理咨询工作,是需要高度依赖于心理咨询师的职业素养的。而且一般价格都很贵,一小时咨询从300到2000的都有,如果我是一个心理咨询师,我发现你在对我的咨询中产生了依赖,那我可能会通过设置议题或其他技巧,拖延对你心理治疗的进度,让你对我进行更多的咨询,多一小时就多一分钱,反正消费者也没有相应的水平来判断你是否在故意拖延治疗进程。
 
所以这就必须要一个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来评价心理医生的治疗专业程度,在发达国家,会有一些第三方的专家对病人进行评估——一旦接受了一个疗程的心理咨询,就必须强制接受这种评估。如果专家发现,心理医生在治疗过程中通过种种手段耽搁或者加剧了患者心理问题,亦或是没有预期的效果,反正不管你是菜还是故意的,都会强制更换心理医生。这种纠错机制,以及对于心理咨询行业的专业管理,是我们国家需要学习的。
 
还是那句话,我非常尊重心理医生们的专业,更无意质疑这一群体的道德素养。但是举这个例子也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心理咨询行业也是一个市场化的、盈利的行业,但是其监管水平却非常落后,高度依赖于从业者的自觉性,患者是处在一个绝对弱势的地位,这其中就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大家想想,就连抗疫物资这种弄个举国关注的大事都有人代买倒卖上下其手,更何况两个人关起门来谈话的事情。一个不可否认的前提就是,“心理学”已经衍生出庞大的资本产业:
 
从1968年到1983年,美国的临床心理学家的数量增长了三倍。治疗师的人数比图书管理员、消防队员或邮递员还多,是牙医或药剂师的两倍。到1986年,美国共有25.3万名心理学家,其中超过五分之一拥有博士学位。在同一时期,平均每年有1000万美国人寻求治疗。在1991年到1996年的五年中,心理自助书的销量增长了96%。截止到1998年,自助书籍的销售额达到了5.81亿美元,而包括书籍、研讨会、音频和视频产品在内的自我提升行业,每年产值是25亿美元。(苗炜,《为什么弗洛伊德在现代社会受欢迎?》) 
“从自身找问题”已经演变为了一种生意,也成为了众多无产阶级解决困境所默认的“路径依赖”。劳动者的很多心理问题都源于资本的压榨与剥削,然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市场也逐渐被资本所占领,堪称一条完整的流水线闭环,“剥削两开花”。

所以正确的角度,是要回归于社会层面的宏观探讨。
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进行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调查研究,其成果是著名的《布莱克报告》(the Black Report),报告指出了贫穷、财富、收入分配、失业、住房、工作环境等因素导致的“健康不平等”——即穷人比富人患各种疾病的风险都要高。但当时新自由主义撒切尔政府无视这个报告的结论,强调个人生活习惯是导致健康问题的直接原因,并拒绝推出相应的政策。这我们都能看出来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明显个人生活习惯也是跟个人收入、财富水平挂钩的。比如穷人就无福消受日常保健和健身房——没有钱也没有这个时间;同时,作为健康食谱核心的新鲜水果蔬菜,也要比富含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食物贵很多。
 
基于《布莱克报告》的结论,社会学家理查德·威尔金森创作了《不健康的社会:不平等的痛苦》。在这本书中作者指出,健康不平等的范围从生理领域扩展到了精神领域。穷人工作环境居住环境相对恶劣,收入低,面临失业风险,处在社会边缘,缺乏成就感和正向评价——这都导致了穷人比富人群体有更大的精神疾病风险。也跟我们上一部分的论证殊途同归。
 
中国学者焦开山研究也证明,穷人患有抑郁症的比例要比富人高很多。他的研究证明,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身体功能状况就越好,抑郁症状也越少,自评健康不好的概率越低。
来源:《健康不平等影响因素研究》社会学研究2014.5

把问题归咎于个人,跟当年“感谢贫穷”的论调如出一辙:

从个人角度上讲,王心仪同学的文章就是在讲自己的心路历程,有一种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感觉,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作为党报喉舌的人民日报,再吹这种调调就让人感觉有些避重就轻、隔靴搔痒了,我国农村教育问题、高考辈出率问题,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左翼学者伊恩·弗格森在2017年出版了一本新书《心灵的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和精神痛苦》(Politics of the Mind: Marxism and Mental Distress),这本书中有三个论断非常有趣。
 
第一是无产阶级从工业革命至今,从“普遍抗争”走向了“普遍焦虑”(from picket lines to worry lines)。就以前大家还会联合起来搞搞运动什么的,现在就一个人宅起来、一个人丧了,这与后现代社会原子化的趋势是密切相关的。作者在采访中说过,创作这本书的目的“主要是想去挑战一个医学模型,这个模型说,精神上的痛苦,无论是抑郁、焦虑、精神分裂还是其他任何标签,都和人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无关,和社会上发生了什么无关。这样的模型使得精神痛苦变得‘个人化’了。所以本书以质疑这个模型为出发点,并提出,当前人们日益严重的精神苦闷,与资本主义给人们带来的压力有很大关系。”(翻译:Targaryen,下同)
 
第二个论断是,当今主流的对于抑郁症的医疗诊断,更多的把“责任”推给了个人,而不是社会。传统逻辑就是你抑郁症是因为你得了病、你不健康了,所以你要吃药;而不是因为是这个世界、社会、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作者指出:“(抑郁症患者)他们也可能会被送去医院做心理治疗,很有可能是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CBT),但这种治疗方法仅仅在个体层面上去改变你对事物的反应。如果这种治疗有效,那是最好。但CBT只是改变你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不是改变世界……它把“变好”的责任推给了个人。”
 
第三个论断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方法论了,作者通过大量实例研究证明,进行阶级斗争有利于劳动者的精神健康。承接于第一个论断,作者指出:“我们为提高心理健康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集体反抗。这也与我在书中谈到的异化问题有关,因为很多精神上的苦恼都是我们感觉自己对于现实无能为力。当人们开始感觉到集体的力量,就会有益于他们的心理健康。我们集体的心理健康很大程度上是由阶级斗争的程度决定的。当不联合在一起进行反抗时,人们更倾向于把一些痛苦和压力压在心底。有大量证据表明,集体性地反抗抵制社会不公有益于人们的心理健康。”
其实吧,这些主流媒体未必不知道背后的社会问题,然而他们选择做了“装糊涂的高手”,所以每次他们发鸡汤的时候,我就喜欢嘲讽他们一下:


说到底,是人民群众对于我们主流媒体的期望高,远远不是看有多少人点击你的公众号、微博有多少转发、抖音有多少点赞,而是期望你们对内能做好媒体的榜样,站稳人民的立场,反思社会问题,促进国家进步,多产出一些有价值的、有深度的内容;对外能做好外宣,成为宣传我国正面形象、展示我国建设发展成就的窗口。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吧?

不是说发鸡汤不可以,如果别的方面做得都挺好的,随便你发鸡汤,发鸡肋都可以;但是干啥啥不行,只会煲鸡汤,就别怪每次被人民揶揄两句了。

社会学的理论中,用个例的证明来取代整体的证明是毫无意义的,妄图用单独现象来代表社会现象是错误的。诚然,确实有人通过个人努力和机遇实现了比较大跨度的阶级晋升,确实有人无法脱贫就是因为好吃懒做等恶劣品质,但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我上面探讨的所有都是社会问题,用个体取代整体是一种逻辑谬误。我们国家有14亿人口,就算阶级晋升率只有万分之一,那也会有十四万个无比励志故事供人反复把玩、瞻仰、麻痹。

一直以来,我们媒体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过于关注分子而忽视了分母。再说万分之一的比率很高吗?因为有了那么多成功的个例就能证明上升通道狭窄、劳动者内卷不存在吗?除了我们每个人心里的一杆秤,数据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所以这些问题不是通过去教育、呼吁、甚至PUA,去让每个人“个人修行”就能解决的。比如下面这篇,你媒体就算叫一万遍“躺平可耻”,能够劝动哪怕一个年轻人拒绝“躺平”吗?

举个例子,一个企业运营状况不好,可以从企业内部找原因,比如总经理策略有问题啊,公司制度不合理啊,员工积极性不高啊,现金流出现困难啊等等。但是整个经济萧条,企业难以为继,失业率陡升,那就是要从经济规律、国家政策、国际环境找原因了,国家如果说“经济不好是因为你们这些企业不努力”,是不是就显得很荒谬了?

再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我班主任跟我说:“好好努力,考个全校第一,给班里争光”,没毛病。要是校长在开会的时候对全校学生说:“大家要加油,争取每个人都考全校第一”,是不是就很扯淡了?所以要知道,“所有人”不是“一个人”的机械集合,而是一个全新的、完全不同的概念。经济、政治、社会的学术研究中,个例探讨是无意义的。

我们的国社央媒,扮演的就应该是“校长”的角色,要以大视角去看待问题,把所有学生的问题综合考虑。希望我们的主流媒体,多研究一下宏观社会角度,少煲一些个人心灵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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