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市场】“投资立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剂良药

按国际通用标准，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为老龄化，65岁以上人口占人口比例到达14%则为深度老龄化，20%以上则为超老龄化。按此标准，日本于1970年前后、1995年前后和2005年前后先后迈入人口老龄化、深度老龄化和超老龄化阶段。

得益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日本利用海外市场和资源反哺国内，有效缓解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具体表现在：

第一，借助于对外直接投资，日本实现了分享全球其他地区更快的经济增长成果，缓解了居民收入下行压力。一般而言，人口老龄化会导致经济的潜在增速下移，居民财富增长空间受到压制。日本的经验显示，对外直接投资收益能有效弥补因国内经济增速下移带来的居民财富增长压力。

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看，2009年以来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维持在8.0%左右的水平，并于2021年创下9.6%的历史新高。横向比较，在全球主要对外直接投资经济体中，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位居前列，其收益率在2014-2020年期间甚至超过了美国。

受益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较高收益，日本居民收入下行压力有所缓解。与人均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相比，人均GNI涵盖了从国外获得的初次分配净收入，即从国外获得的初次分配收入减去付给国外的初次分配收入。数据显示，自日本人口负增长以来，日本人均名义国民所得（GNI）同比增速在除2008年、2016年和2020年以外均高于人均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

第二，借助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日本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人口红利优势是一国在起飞阶段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关键，即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承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进而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日本人口红利优势弱化，此时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成为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手段。数据显示，2000-2013年期间，伴随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占GDP比重趋势性上升，日本全球价值链参与率由2000年的29.7%波动上升至2014年的40.4%；随后伴随全球价值链收缩，日本全球价值链参与率有所下行。根据张会清和翟孝强（2018）测算，日本作为制造强国和科技强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上游位置，是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之一。

第三，借助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日本缓解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压力。一般而言，高龄劳动人口流动性和创造力均不及年轻劳动人口，不利于一国的产业结构升级。然而，日本的经验显示，产业结构升级与人口老龄化并存。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高技术制造业产值占制造业产值比重不断上升，并于1995年超过低技术制造业。可以说，日本在深度老龄化阶段完成了制造业高技术化的转型。究其原因，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1987年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提出边际产业转移理论，强调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应该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产业依次进行。与此理论一致，日本将本国技术含量低且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或生产环节向外转出，为本国制造业升级腾挪空间。日本制造业海外生产比率[1]由1985年的3.0%持续上升至2015年的25.3%，随后波动下行至2020年23.6%。其中，以运输机械、计算机通信为代表的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海外生产比率高达44.4%和30.3%，显著高于制造业平均水平。

同时，日本企业将海外收益大部分汇回日本国内，且回流资金用于研发和设备投资支出。结合日本企业研发支出资金来源结构看，海外收入相当于其研发支出资金的比重由1999 年的0.5%波动上升至2016年的0.9%，企业研发资金对海外收入的依赖度上升。

四、日本“投资立国”：经验借鉴

4.1 中日对外直接投资之比较

202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为13.5%，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当于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处于深度老龄化阶段；同期我国人均GDP为10408.7美元，相当于日本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水平。与日本相比，我国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进一步，观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和区域分布，并与日本深度老龄化时期时直接投资布局比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非制造业直接投资尤其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比重较高，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比重较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口径区分了金融类和非金融类，为保证中日统计口径的可比性，本文将非金融类与金融类进行合并计算。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制造业占对外直接净额比重为15.3%，而日本制造业投资占比在深度老龄化时期为28.3%。在非制造业直接投资领域，我国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为主，2020年二者分别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的22.9%和13.6%；在深度老龄化时期，日本非制造业投资以金融与保险、服务和贸易为主，分别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的19.0%、13.9%和10.4%。

第二，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分布在亚洲，而对北美、欧洲等发达地区直接投资比重较低。2020年亚洲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的比重为73.1%，随后依次为拉丁美洲、欧洲、美洲和非洲。在亚洲区域内，对中国香港地区直接投资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的58.0%，随后依次为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等地。对中国香港地区直接投资比重较高或与企业避税倾向有关，而对拉丁美洲直接投资可能与资源获得有关。将中国香港地区的数据剔除观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分布在亚洲、拉丁美洲和欧洲，依次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35.9%、25.8%和19.7%。在人口深度老龄化阶段，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以北美和欧洲为主，二者分别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的45.2%和19.6%，这或与日美关系密切且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以市场和技术驱动为主有关。

4.2 政策建议

日本的经验显示，充分利用海外市场和资源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有效途径之一。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相似，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国内人口老龄化和国外环境收紧双重压力。那么，日本“投资立国”之路给我国以哪些启示？

在投资结构方面，第一，增加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比重。日本的经验显示，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是帮助日本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实现本土产业升级的关键。与日本深度老龄化阶段对外直接投资行业结构相比，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比重及与企业“走出去”相配套的金融类直接投资比重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第二，增加对发达区域直接投资。日本的经验显示，进入到深度老龄化阶段，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由成本驱动型向市场和技术驱动型转变，对北美、欧洲等地直接投资占比上升。与日本深度老龄化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布局相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以亚洲和拉丁美洲为主，对发达地区直接投资活动明显不足。

在政策支持方面，第一，“技术立国”是“投资立国”的基石，因此，需要通过科技创新来推动对外投资结构升级。企业能够“走出去”并在跨国经营中取胜的因素之一是技术创新。20世纪70年代，日本提出“技术立国”战略，强调技术进步由海外引进向自主研发转变。本文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跟踪日本全行业技术进步情况，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由1974年的-2.2%波动上升至1988年的4.1%，期间也对应着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加速期。具体而言，20世纪70年代全球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原油价格攀升导致日本进口成本上抬。对此，日本企业以技术改革实现能源和资源节约，有效降低了单位生产成本，企业跨国竞争力强化。结合日本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获奖情况看，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在化学领域研究成果陆续获得诺贝尔奖，从侧面验证了日本在化学领域的技术突破。此外，我们亦可将日本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获奖情况视为其技术进步的代理变量，结合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行业结构看，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较高的领域也恰好分布在其保持技术领先的领域。2021年日本化学、医药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194970亿日元，占其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为14.6%，仅次于运输工具、电器机械。

第二，金融支持是“投资立国”的辅助器。日本制造业企业走出去伴随着大量的政策支持，其中金融支持在辅助企业走出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50年12月，日本输出入银行正式成立以支持企业进出口活动。1961年3月，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成立，主要负责日本政府海外援助计划，同时为日本出口活动提供信贷支持。1999年10月，日本输出入银行和海外经济协力基金合并成立国际协力银行，主要负责国际金融业务和海外经济协力业务等。结合国际协力银行出融资及担保业务的业绩变化情况看，伴随日本企业走出去，投资占国际协力银行出融资及担保业务总值的比重由1970年的13%稳步上升至2020年的69%。在国际协力银行的支持下，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融资需求得以保证。同时，日本央行长期维持低利率政策，日本的贷款利率自1975年以后维持下降趋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融资成本更低。

第三，信息共享是“投资立国”的安全垫。世界的多样性和多变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信息了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的“走出去”活动通常伴随着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企业“走出去”成本，进而影响着企业“走出去”的效率。对此，日本自上而下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构建了信息共享机制。

在政府层面，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等通过收集海外业务信息，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免费的业务咨询。为支持企业“走出去”，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设立了“业务支持中心”、“ 中小企业海外拓展本地支持平台”、“海外投资顾问”、“海外供应链多元化支持项目”等多个项目。如，“业务支持中心”集在印度和缅甸开展业务所需的投资系统信息和专业知识（软件）和办公功能（硬件）为一体，为在印度和缅甸进行投资和技术合作的日本公司提供办公室租赁和顾问咨询服务，以降低业务启动时的成本和风险。再如，为支持中小企业“走出去”，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在中小企业较为青睐的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中小企业海外扩张当地支援平台”，每个平台都配有对当地较为了解的协调员，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在企业层面，日本财团构建了强大信息搜集能力和信息共享机制。二战后日本形成了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融合的财团模式，这些财团也是日本企业“走出去”的“领头羊”。在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日本财团的情报系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根据白益民（2015），企业在“走出去”时通常会寻求所属财团综合商社所在的当地分支机构，寻求信息咨询等方面的协助[2]。以三井财团旗下的“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为例，该研究所由“三井物产贸易经济研究所”和“新产业技术室”于1999年10月合并组成，其研究成果被日本企业界视为经济变化的风向标。目前，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已在英国伦敦、比利时布鲁塞尔、新加坡、中国北京、美国硅谷设立分支机构。战略研究所下设技术与创新信息部、技术预见中心、工业信息部、国际信息部等，对国际政治、经济、产业、社会及技术进行分析，且研究成果公开共享。

参考文献：

1、张会清, 翟孝强，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特征与启示-基于生产分解模型的研究，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8, 35(1) 3-22.

2、白益民，日本企业财团模式解析，经济导刊，2015 (3), 7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