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理解的托马斯·谢林｜南周阅读

文｜唐世平

责任编辑｜刘小磊

托马斯·谢林1921年出生在加州的奥克兰。1943年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后，进入当时的美国预算署工作。1946年到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之后留在哈佛任教。谢林的博士论文讨论的是经济增长。

1948年—1950年，谢林作为经济学家被派驻丹麦、法国，主要从事“马歇尔计划”资金和物资的发放规划。1951年—1953年，谢林在白宫办公室担任过白宫的经济顾问。1953年，谢林开始在耶鲁大学任教（直接是副教授）。1958年，谢林被聘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1990年，谢林离开哈佛，到马里兰大学任教，直到2003年退休。2005年，谢林因为关于合作与冲突的博弈论理解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和罗伯特·奥曼一起，奥曼也是一位数学家兼博弈论专家）。

1948年，谢林读到了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谢林认识到，很多事情都是“讨价还价（bargaining）”的情形和结果，而这为他后来决定性地转向奠定了基础。

1953年到1959年在耶鲁大学这六年，谢林的研究兴趣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但直到1955年—1956年，谢林似乎都没有对战略问题表示出兴趣。1956年夏天，谢林参加了兰德公司的一个研讨会。不久，他发表了他的标志性文章之一：An Essay on Bargaining（AER 1956）。这是他关于博弈论的第一篇文章，也是他走向战略研究的标志。

1957年夏天，他又回到了兰德公司总部圣塔莫妮卡，从此决定性地转向了战略研究。1958年—1959年，他花了一年时间在兰德公司总部，而这是他最为高产的一段时间。这背后的缘由一部分是他自己的天赋和努力，另一部分是因为兰德聚集了美国当时最为优秀的战略分析家，包括Bernard Brodie（提出核武器是“绝对武器”的人），Albert Wohlstetter（发表过著名的论文，The Delicate Balance of Terror，恐怖的微妙平衡）等等。[这部分内容摘译自 Robert Ayson, 2004,Thomas Schelling and The Nuclear Age, London: Routledge。其它的讨论还见：Phil Williams, ‘Thomas Schelling’,in John Baylis and John Garnett (eds), Makers of Nuclear Strategy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1991),pp.120—35.]

1970开始，谢林将他的研究领域拓展到种族隔离、有组织犯罪、能源及环境问题（包括气候变化）。这期间，谢林发展了最早的agent-based modeling（ABM）系统：一个基于个体行为的模拟，能够揭示“隔离（segregation）”，从族群的，到性别的、年龄的（Schelling 1974）。谢林的这个在跳棋盘（checkerboard）上进行推演的做法直接启发了后来的ABM发展。（事实上，checkerboard的用途，也有别人提出过，但后人都认为谢林才是ABM的发明者，而另一位几乎默默无闻）。

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里，谢林是我最喜欢的作者之一。一定意义上，虽然我的写作风格和他有很大的不同，但我也喜欢比较直率的写作（很遗憾，这通常不利于我的文章或者书稿在盲审中通过）。而他恰好也是我最喜欢批评的所谓的“战略家”之一，这还真是有点矛盾。

谢林的语言直率（blunt），但是风趣幽默，生动活泼，以至于即便他在讨论严肃得无以复加的核战争问题时，还是像在“说段子”。他一些最著名的、生动的章节题目和“典故”包括：“The threat that leaves something to chance”（给随机留出空间的威胁）, “the reciprocal risk of surprise attack”（彼此对偷袭的恐惧），“He thinks we think he thinks we think…he thinks we think he’ll attack; so he thinks we shall; so he will; so we must”(他认为我们认为他认为我们认为……他认为我们认为他将攻击，所以他认为我们将攻击，所以他将攻击；所以我们必须攻击)，“the diplomacy of violence（暴力的外交）”，以及“the art of commitment（承诺的艺术）”等等。

谢林还特别善用各种各样的花絮故事或比喻，而且似乎非常能把这些东西直接和绝大部分人的本能和直觉联系在一起，因此容易收割“智商税”。（用英文表达，就是“Schelling is seductively appealing to our instinct and intuition”），这是谢林的另外一个天赋。其中，我最喜欢的一些比喻包括：一个其实并没有炸弹的歹徒如何试图威胁银行柜员来抢银行；两个年轻人准备开车相撞，看谁先闪开（比胆量，也许为了争风吃醋）；两个人套在一根绳子上，在一个滑坡上一起慢慢迈向悬崖；两个人故意晃动小船等等。

另外，谢林使用的数学工具并不高深：除了早期的几篇文章之外，他后来几乎都不用微积分水平的数学，几乎很少超出初等代数水平。这也是一个好的优点：用通俗的语言把博弈论的某些精髓展现出来。

核武器之前的战争可以是，甚至几乎都是零和的“全面战争（total war）”。而谢林清楚地意识到，核武器出现之后的战争的状态几乎必然是“有限战争”，以及“边打边谈（fighting and bargaining）”。也就是说，尽管战争的双方都希望自己最后占有优势，但他们都知道必须尽力避免相互毁灭，但是同时又要告诉对方“我是不会让步的”。因此，谢林讨论的情形都是非合作，但却又是非零和的博弈（游戏）（non-cooperative but also non-zero sum）。这也是他对博弈论最为核心的贡献所在。

从1956年他发表第一篇关于博弈论的文章，An Essay on Bargaining（AER 1956）为标志。此后的近15年，谢林主要的研究兴趣就是美苏的战略稳定问题（核威慑只是战略稳定的一环）。

特别是，谢林清楚地认识到，“有限战争”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resolve、commitment、credibility。几乎可以说，谢林奠定了后来的关于战争（冲突）的“谈判模型（bargaining models）”的所有核心基础，包括后来的Robert Powell (1990; 1999), James Fearon（尤其是Fearon 1994；1995）, Andrew Kydd (2005)等人的所有工作的核心基础。

关于谢林在战略研究，特别是“有限战争”理论方面的贡献和问题，将在下一篇文章中专门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先去阅读谢林的两本名作：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冲突的战略》（编者注：有王水雄中译本，华夏出版社，2019）。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武力与影响》（编者注：有毛瑞鹏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