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传承｜南周阅读

文｜李伯宏

责任编辑｜刘小磊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文集《迷宫》中，有一篇《卡夫卡与前辈》，文中依其广博的阅读经历，得出了他著名的结论：“每位作家都塑造自己的前辈。”

博尔赫斯开头写道，他“曾经想研究卡夫卡的前辈”。这里的“前辈”，指的是给卡夫卡以启迪，令卡夫卡灵感涌动的文学先进。

作者提到英国诗人罗伯特·布朗宁，因他擅长哲理，探究人心，其名言之一是：“倘若世界是个舞台，生活是场戏剧，那就给我两张戏票。”还提到丹麦人索伦·克尔凯郭尔，这位用诗的语言阐述哲学的存在主义奠基人，他这样写过：“要理解生活，须向后看；要历经生活，须向前行。”

还提到美国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尤其是其短篇《维克菲尔德》。这篇小说的主人公维克菲尔德是个普通人，日常中到处可见的普通人；然而，他做的一件事，却使他成为日常罕见、连小说里都少见的人物。一日，他对妻子说，要出门几天。因其以前也曾外出谋事，所以这次妻子也习以为常。没成想，他这一走，便是二十来年。但是，他并没有走远，甚至没出小镇。他在邻街租住下来，离家仅数步之遥。这期间，他毫无其他变化，一切照旧，像先前一样，也像其他任何人一样，日出日落，做事谋生，唯一不同的，只是每天不再回家。有几次，他习惯性地朝家走去，但很快意识到，随即折返而去。就这样，大约二十年过去了；一日，凄风苦雨，他又习惯性地朝家走去。这次，他走到了门口，看到家中壁炉里温暖的火光，看到火光投射在墙上他善良妻子的身影。他打开了家门……

霍桑最后写道，“在我们这个神秘迷茫的世界上，个人适应了全套的制度，天衣无缝。一个人稍微侧身其外，恐怕就会永远失去在其中的立足之地。”

这段文字，若是作《变形记》或《城堡》的题记，再贴切不过了。读此文字，不得不联想到一个鲜明的身影，从中，卡夫卡呼之欲出。

写人与人世的疏离、隔远、变异，还有谁比《变形记》《城堡》，还有《审判》的作者写得更形象？

博尔赫斯独具慧眼，把这两位经典作家之间的传承脉络梳理了出来，“《维克菲尔德》造就了弗兰克·卡夫卡，但卡夫卡也改变了人们对《维克菲尔德》的读法，让人读来眼前一亮。前人与后人，相映生辉。”他是说，前人的作品给后人以启迪，后人接承过来，写出甚至更精彩的作品，让读者回转来，从全新角度，重又看到前人的不朽。前人给后人开辟途径，后人为前人挖掘深度。所以，他以其独特方式，提出了晚辈塑造前辈的著名论说。

博尔赫斯解释，“这些作品改变着我们对既往的看法，也将改变未来。”在这句话后面，是文内唯一的脚注，说明其源自英国诗人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华》中的一句：“既往受到当今的改变，如同当今受到既往的指引。”

艾略特在篇中还有论述：诗人作品中，不仅最精彩之处，而且最具个人特色之处，很可能早已出现在其前辈诗人展示精华、流芳后世的作品中。

名家如博尔赫斯者，果不其然，自有其前师。

文学是个讲究的门道，它追求创新，但又脱不开传统；每篇名著中，往往都潜隐着前辈名师的影子。传者和承者之间，好似有一支魔棒。在生活的莽林里，传者把魔棒一挥，点出一条幽径，承者悟道，便在文字的迷宫中，扩展人生的通途。有继往，也有开拓。

《圣经》“罗马书”中有“申冤在我，我必报应”一则警句，令托尔斯泰深深触动，于是构思了巨著《安娜·卡列尼娜》。莎士比亚《麦克白》中的独白“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画脚的拙劣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喧哗与骚动，毫无意义”，让福克纳颇有心得，下笔完成了《喧哗与骚动》。

前人和后人之间的传承，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有洞察春秋的大义，绵绵不断；而且，一种布局、一个构架、一片语句，在文字世界，也有神妙的造化。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把人的灵魂捧上去，扔下来，把自己写成圣徒，继而写成恶棍，把相恋的妓女，想象为贞女，又斥为贱货。第二部“雨雪霏霏”第八章中，他这样写道，“当时真不知道，十五年后，我还想着丽莎脸上那可怜、茫然的苦笑。”

于是，在几个十五年之后，在另一个大陆，有人接过这时空穿梭的魔法，便有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那奇幻的开场：“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一句，把时空倒转，给马贡多那块多难土地上的战事连绵、冰火纷乱、生死离合锤炼出一个简洁的开篇。

小说这个行业中的各路传统，只要有对人的关怀，对文字的追求，就一定有脉络相通。荷马史诗《奥德赛》，把人生视作一场逆旅。“奥德赛”系希腊文的称呼，在拉丁文中，则为“尤利西斯”。这让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詹姆斯·乔伊斯忽生一念：何不把人生逆旅缩成一日？于是，有了当代小说的头牌《尤利西斯》。读者阅读这大部头，不逊一次奥德赛式的行旅。还好，在走遍都柏林市井，散乱无序的一天之余，乔伊斯尚未悲观，在书的结尾，通过主人公妻子略带情色的自白，给主人公，也给生活唱了一串大喏。

《尤利西斯》成书出版仅几年后，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达洛维夫人》问世，从此，小说不再像既往一样了。《达洛维夫人》也把一个人的寻常一天缩成一部书。不过，里面没了情节，没了架构，而是任人物思绪漂流。书中皆是细微琐事：开头是克莱瑞莎上街买花，结尾是她折返回家，中间就都是她一路所见所闻，搅动情感的起伏；但其中更有在无时无刻不在流动的意识之中，人对生死、悲欢如何地承受。克莱瑞莎的好友离开了人世，伍尔芙把死亡摆在了主人公面前，也把主人公面对死亡的抉择摆在了读者面前。伍尔芙最初想在结尾处，让主人公悄然离开屋内喧闹的人们，躲进一室，像好友一样，了此一生。但后来放弃了这一构想，而是让克莱瑞莎从死亡中醒悟，想到好友的离去，正是为了给逝去的生命留下尊严，也让他人的生命更有尊严。克莱瑞莎找到了力量。人生逆旅，她要去承担，要去前行。书近结尾，她抖起精神，朝热闹的人们走去。她的仰慕者彼得好像受到感染，一阵无名的喜悦袭来。他看到了一个倩丽身影：瞧，她来了。

写生离死别，名家均有独到之处。

如福楼拜写包法利先生那样，坐到树下，头一歪，完了。没有比这更利落的写法了，别人只得另辟蹊径。

举海明威为例。在《乞力马扎罗的雪》尾声，主人公哈里在濒死之际，颇费了一番周折：

正在这个时候，死神来了。死神的头靠在帆布床脚上，他闻得出它的呼吸。

死神现在挨到他的身上来了，它已经不具有任何形状了，只是占据着空间。

“让它走开。”

它没走，相反挨得更近了。

“你呼哧呼哧地净喘气，”他对它说，“你这个臭杂种。”

它还是在向他一步步挨近，现在他不能冲它说话了。当它发现他不能说话的时候，就又向他挨近了一点，现在他想默默地把它赶走，但是它爬到他的身上来了，这样，它的重量就全压到他的胸口了。它趴在那儿，他不能动弹，也说不出话来，他听见女人说，“先生睡着了，把床轻轻地抬起来，抬到帐篷里去吧。”

他不能张口告诉她把它赶走，现在，它更沉重地趴在他的身上，他连气也透不过来了；但是，当人们抬起帆布床的时候，忽然一切又正常了，重压从他胸前消失了……

明尼苏达有一位文学青年，叫阿诺·塞缪尔森，仰慕海明威，远赴佛罗里达，登门求教。海明威说，不要与同时代的作家争高低，而要找准自己师从的前辈，向传世的经典学东西。青年说，他读过几本经典。海明威马上问，“你读过《战争与和平》吗？”

海明威以这种方式，道出了他自己的前辈：

安德烈公爵不仅知道自己会死去，而且感到自己正在死去，并且已经死去一半了。他体验到了远离尘世的意识，和愉快而奇怪的轻松感觉。他不着急不慌张地等待他正面临的时限。那威严的永恒的未知的遥远主宰，他在自己生命的延续中不断触摸到他的存在，此时已迫近他……

他入睡之际，仍在想着这整个期间都在想的问题——生与死。而更多地是想着死，他觉得自己离它更近了。

“爱呢？什么是爱？”他想道。

“爱妨碍死亡。爱便是生存。只是因为我爱，我才明白一切、一切，只是因为我爱，才有一切，才存在一切，也仅仅是因为我爱。一切都只同爱联系着。爱是上帝，而死——即是：我，作为爱的分子，回归到总的永恒的源泉里去。”他这样地想……睡着了。

他梦见自己躺在现在的房间里，但没有受伤，而是好好的。许多不同人物，卑微的，冷淡的，出现在面前，同他交谈，争辩着勿须争辩的事情。他们打算去一个地方。安德烈公爵模糊地想起，这一切都毫无意义，他有别的最重要的事务，但仍继续说下去，用一些空洞俏皮的话使他们惊讶。渐渐地、不知不觉地，这些人物全部开始消逝，一切只剩下一个关门的问题。他起身朝房门走去，以便插上门栓，把门关好。一切有赖于他来不来得及紧闭房门。他走，急忙走，但他的脚不能迈动，他于是知道他来不及关门，但仍然徒劳地鼓足全身力量。他陷入痛苦和恐怖之中。这恐怖是死亡的恐怖：“它”就站在门外。但就在他虚弱笨拙地朝房门爬去的时候，这一可怕之物已从另一边压过来，冲破了房门。某种非人之物——死亡——已快破门而入，应该把门顶住才对，他够着门了，鼓起最后力气——关门已不可能了——哪怕就顶住它也行。可他的力气微弱，而且不灵活，因而在可怕之物推挤下，房门被打开，但是又关上了。

它又一次从那边压过来。他最后使出超出自然的力量，但白费了，两扇房门无声地被撞开。“它”进来了，而它就是“死亡”。于是，安德烈公爵死去了。

这场惊心动魄的人生谢幕，便出自《战争与和平》第四卷第一部第十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