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市场】物价的经济学理论与影响因素：文献综述
作者：程子龙，郭于玮，鲁政委
影响物价的具体宏观因素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即输入型因素、货币供给、利率、工资和老龄化。
输入型因素主要包括汇率和大宗商品。汇率波动可以通过影响进口商品价格对物价产生直接影响，也可以通过影响收入等方面对物价产生间接影响。大宗商品价格可通过实体经济传递到整体价格水平。
货币主义认为货币供给是决定通货膨胀的最主要因素，国际上很多实证研究支持这一观点，但“大缓和”后货币供给对通胀的解释力出现明显下降。我国历史上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出现明显背离，部分研究认为这是货币过多流向虚拟经济部门所致。
利率与通货膨胀关系的相关研究集中在对“费雪效应”的讨论上，费雪效应成立意味着名义利率能够足以补偿通胀导致的购买力损失。国际上大多研究认为费雪效应存在，但其效果强弱还存有争议；在我国费雪效应是否存在与其效果的强弱都存有争议。
传统的工资与物价研究集中在“工资-价格螺旋”的讨论。“工资-价格（上升）螺旋”难以停止的原因之一是名义工资难以下降，但日本或为反例。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名义工资开始下降，部分研究指出工资的下降是日本经济长期陷入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此外，人工智能与零工经济的发展或抑制工资与物价的上升。
国际上老龄化往往对通胀有抑制作用，不过，如果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提高，老年人口占比上升转为推动通货膨胀。
此外，疫后通胀超预期引发学界反思。文献通常认为，应对疫情采用的强力财政刺激政策与供给侧扰动等因素推动了本轮物价的上涨。
物价变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与组成部分，各宏观经济学派由于其研究视角不同，对于物价变动的原因也有着各自不同的解读。
货币数量理论最初可追溯到哥白尼（1517），该理论认为物价与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或货币供应量成正比，即长期来看通货膨胀率取决于货币供应量相对于实际收入增长的增长率。然而，在短期和中期，物价可能受到经济供求压力的影响，并受到工资、价格和利率的相对弹性等的影响。米尔顿·弗里德曼（1956）重新表述了货币数量论，这在后来成为货币主义的基础。
货币主义主要基于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1963）在《美国货币史，1867-1960》提出的理论，他们认为“通货膨胀总是一种无处不在的货币现象”。货币主义认为，影响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最重要因素是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或收缩速度。他们认为财政政策或政府支出和税收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无效。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流通速度至少从长期来看不受货币政策的影响，产出的实际价值是由经济的生产能力决定的。在这些假设下，一般价格水平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是货币数量的变化，货币供应量决定了短期内名义产出的价值。
理性预期理论最早由约翰·穆斯（1961）提出，该理论认为，经济参与者在试图最大化其利益时会理性地展望未来，而不仅仅是对眼前的机会成本和压力做出反应。
理性预期理论的一个核心主张是，经济参与者将寻求通过预测实现调整物价的方式“阻止”央行决策。这意味着央行必须在对抗通胀方面建立信誉，否则经济参与者将押注央行将足够快地扩大货币供应以防止经济衰退，即使以加剧通胀为代价。因此，如果一个央行以对通货膨胀“软弱”著称，当它宣布一项以限制性货币增长对抗通货膨胀的新政策时，经济主体不会相信该政策会持续下去，他们将不会对此反应剧烈，通胀也将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如果央行以对通胀“强硬”著称，那么这样的政策声明就会被相信，通胀预期会迅速下降，从而使通胀本身在经济干扰最小的情况下迅速下降。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前半期美国经济陷入滞胀，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这一现象，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流派应运而生。该流派建立在理性预期、市场连续出清和自然率假设上，从货币和实际因素中探寻经济波动的原因。卢卡斯（1976）著名的卢卡斯批判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理论批判的主要代表和集中体现。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如果让市场机制自发地发挥作用，就可以解决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该学派认为货币在短期也是中性的，即货币政策对产出没有影响。同时，该学派否定凯恩斯主义积极干预的经济政策，他们认为传统政策分析没有充分考虑到政策变动对人们预期影响，货币政策在考虑预期的情况下是完全无效的。
凯恩斯主义是根据凯恩斯（1936）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思想基础上建立的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在短期内不会直接影响物价，可见的通货膨胀是需求压力表现在价格上的结果。
劳伦斯·鲍尔等（1988）第一次使用“新凯恩斯主义”一词，他们总结了凯恩斯主义的发展，并用新理论解释了产出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相比于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提供更多的微观经济基础。新凯恩斯主义回应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拥护者对凯恩斯主义批评，其在微观经济运行上通过价格刚性和工资刚性假设回应卢卡斯等人的质疑。新凯恩斯主义比凯恩斯主义更为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主张对经济进行“粗调”。
新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货膨胀有三个主要来源：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内在通货膨胀。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是由总需求增加引起的，总需求增长过大，以至于产量的增长无法保持同样的增速，这导致了需求和供给的不平衡，进而影响物价；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也称为“供应冲击通货膨胀”，是由总供给（潜在产出）下降引起的；内在通货膨胀是由适应性预期引起的，通常与“工资-价格螺旋”有关，即持有通货膨胀会在未来持续的预期，工人试图提高自己的名义工资以跟上价格的增长，而公司将这些更高的劳动力成本作为更高的价格转嫁给客户，从而导致反馈循环。
相关研究主要从货币汇率、大宗商品价格等方面来分析输入型因素对经济体内物价的影响。
2.1.1 汇率
汇率方面，Goldberg & Knetter(1997)将汇率对通货膨胀的传递机制分为两种，汇率的直接传导机制与汇率的间接传导机制。汇率的直接传导机制指的是汇率变化对进口商品价格产生直接影响，而后作用于国内通货膨胀；汇率的间接传导机制指的是汇率的变动通过各种渠道对其他宏观经济指标产生影响，如货币工资、货币供给与资产价格等，间接将汇率改变传导至通货膨胀。
卜永祥（2001）运用协整和Phillips－Hansen两阶段方法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水平的影响，并运用误差纠正模型探讨了影响的动态机制。其研究发现，长期而言，汇率的变动显著地影响了我国零售物价水平和生产者价格水平。短期而言，汇率和国外物价水平变化对我国生产者价格有显著影响，而汇率和国外物价水平对零售物价的动态影响则相当微弱。
施建淮等（2008）使用中国1994-2007年季度宏观数据，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价格水平的传递效应，发现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对不同消费品价格的传递率
大多数对于发达经济体的实证研究表明汇率对于物价的传递率在逐年下降(Olivei, 2002, Campa & Goldberg, 2005)。同样的，Otani et al. (2003)和Marazzi et al. (2005)分别表明1980-2000日本和美国汇率传递率呈下降趋势。
此外，汇率对物价的传递程度受到经济体自身情况的影响。Cheikh（2012）使用平滑转换模型对于12个欧元区国家中汇率变动对价格水平的非线性传递机制进行了研究，在保持高通货膨胀的经济体中，汇率对于价格的传递程度更高。Cheikh & Louhichi (2016)使用3个地区63个国家的数据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结果。这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汇率传递效果更微弱的现象(Goldberg and Knetter, 1997, Bussière et al., 2014)。
2.1.2 大宗商品
大宗商品方面，其价格的改变往往能通过实体经济传递到国内一般价格水平(张天顶，2014;吴周恒等，2018)。大宗商品价格传导的实体经济渠道主要有：生产渠道，原材料价格上涨时，生产企业的成本也随之提高，企业选择提高售价；消费渠道，农副产品和食品等直接消费品价格上涨时，价格变化将直接传导至最终消费领域；预期渠道，当预期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时，必然将刺激消费者提前购买，而生产者则会减少当前供给，市场供给小于需求；出口渠道，当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时，提高了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削弱了出口竞争优势；连锁渠道，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发生改变时，国内相关大宗商品价格也随之改变，进而带动整体物价水平。
我国方面，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等（2008）综合考察了全球流动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人民币汇率、国际利率对中国物价的影响。结果表明，短期内国际食品价格是导致国内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国际原油价格对国内物价的影响在中长期逐步上升；人民币升值抑制通胀的效果要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国际利率变化对国内物价有影响；全球流动性的转化因央行的有效对冲对物价的直接影响并不明显。综合而言，外部冲击只是导致通胀的因素之一，而国内GDP增长率仍是影响物价的最主要因素。
任泽平（2012）测算了能源价格波动对我国物价水平的潜在和实际影响，发现能源价格波动对上游的影响大于下游，对生产领域的影响大于消费领域，对企业的影响大于居民，对城市居民的影响大于农村居民。
张天顶和施展（2021）分析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中国宏观经济的理论机制，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探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他们发现更高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会加剧中国的通货膨胀，并且中国通货膨胀对“硬大宗商品”价格变动的敏感性整体上略高于“软大宗商品”
国际经验方面，Cody & Mills（1991）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通常可以提供未来经济走向的信号，尤其是通货膨胀。Bhar & Hamori（2008）利用1957-2005美国的路透商品研究指数、CPI指数、工业产值指数等数据和多种统计方法论证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动会引发CPI与工业产出的变动，反之则不成立。Cheung（2009）利用加拿大、日本、英国等七个发达经济体的数据也发现大宗商品价格可以为通胀提供明确信号。
货币供给对物价的影响是货币主义学派经济学家研究的焦点，他们认为影响物价最主要的因素为货币供应量。
国内方面，我国历史上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出现明显背离，即广义货币增长幅度持续处于高位区间，但是CPI并没有表现出同比例快速上升，这一现象不符合货币主义的观点，多位学者对此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
杨小军（2011）构造一个包括家庭、企业和银行在内的简化的理论模型，为“价格之谜”现象产生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通过研究利率政策在行业层面的价格效应发现，“价格之谜”现象在行业层面的反应有所差异，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和黑色金属矿采选业产生“价格之谜”现象的程度最为强烈，食品制造业的持续期最长，烟草制品业出现的程度最弱。
罗富政等（2019）则选择从虚拟经济虹吸效应视角来解释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背离的成因。他们表明虚拟经济虹吸效应使货币供给过度流向虚拟经济部门，导致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部门货币供给出现结构性失衡，从而降低了通货膨胀对货币供给的响应系数，另外，虚拟经济部门对超发货币起到了虹吸作用，掩盖了可能存在的通胀风险。
张炜等（2021）进一步对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的时变成因分析，他们发现与价格型货币政策相比，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通胀影响程度较大，以数量型货币政策为基础、适当采用价格型货币政策则更加能够实现既定经济目标。通胀预期对通胀影响无论在当期还是在中长期都具有持久惯性特征。
国际经验方面，货币数量对通货膨胀预测准确性出现下降。
Friedman & Schwartz（1963）最早使用实证方法研究二者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在短期的视角之下，货币增加和通货膨胀没有维持相同程度的变动。货币增加不仅导致物价提升，还会对产出水平形成影响，但长期视角下货币增长最终都表现为物价上涨，因此主张货币供给在引起物价变化时表现出直接性和快速性，并且支持货币短期非中性但长期中性的理论。
McCandles & Weber（1995）以110个国家30年的数据对货币供应量和通货膨胀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通货膨胀率和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但与实际产出无关。根据Walsh（2003）的说法，通货膨胀与货币供应增长率之间的高度相关性支持了数量理论的论点，即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导致物价水平的等比例上升。
Berger & Österholm（2011a）使用均值调整VAR模型来检验货币增长是否会导致欧元区的通货膨胀，其采用欧盟1970-2006年的经济数据表明货币增长对通胀有很强的预测性。但是与70年代和80年代相比，近期货币增长对通胀的预测力要低得多。Berger & Österholm（2011b）利用类似的方法研究美国的情况，同样发现货币对通货膨胀预测准确性的贡献在最近的时期可以忽略不计。
Mandler & Scharnagl（2014）采用小波分析法，研究了货币增长和通货膨胀在不同频率和不同时间点的协同作用程度，以及变量之间的超前与滞后关系。发现货币增长的长期波动（24-32年维度）与通胀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货币增长导致约两到三年后的通货膨胀。他们还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长期波动（8-16年维度）减弱。
利率对通货膨胀影响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费雪（1930）提出的“费雪效应”的探讨、修正与实证研究。简单而言，“费雪效应”认为名义利率、实际利率与通货膨胀率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费雪效应成立意味着名义利率能够足以补偿贷款人到期收到的货币所遭受的预期购买力损失。实证上对费雪效应检验的方法是：如果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那么就存在费雪效应。
我国方面，国内学者对我国经济中是否存在“费雪效应”这一问题也做了不少探索，但总的来说，“费雪效应”是否存在与其效果的强弱还存在着争议。
刘金全等（2003）利用Johansen协整分析法检验了我国名义利率与通胀率序列之间长期的均衡关系，并推断我国经济中不存在“费雪效应”。然而，刘康兵等（2003）却持不同意见，他们利用FMADL模型和广义矩估计方法对我国费雪效应进行了检验，表明我国同时存在长期和短期“费雪效应”。
封福育（2009）利用门限模型考察了1990年1月至2007年2月我国名义利率与通胀率的关系，结果表明名义利率对通胀率的调整取决于通胀水平的高低。温和通胀状态下，通胀率上升1％，名义利率将提高0.43％；高通胀状态下，通胀率上升1％，名义利率仅提高0.23％；而在通货紧缩状态下，“费雪效应”完全不存在，名义利率与通胀之间没有显著关系。然而，程皓和朱新蓉（2010）利用Johansen协整分析法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基于货币制度变迁的视角研究物价和利率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法定本位时期（1979年至2010年），“费雪效应”成立，且通胀率上升1％，名义利率提高0.89％。张炜等（2021）认为即使在通货紧缩状态下，“费雪效应”也存在。
国际经验方面，总体而言，大多文献认为“费雪效应”是存在的，但对其效果强弱还存有争议。
Mishkin（1992）利用单位根检验方法对美国实际利率进行了检验，并且利用E-G两步法协整检验对美国名义利率与通胀率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但是并没有得到稳健的结论。随后的研究使用更有效的估计方法，大部分研究支持美国存在长期费雪效应（Evans & Lewis，1995；Crowder & Hoffman，1996；Aktins & Coe，2002）。
Badillo等（2011）利用Bai等（2009）所提出的带有不可观测全局随机趋势的面板协整模型发现15个欧盟国家存在部分的“费雪效应”，但利率的上升幅度和通货膨胀率不相等。然而，当忽略不可观测的全局随机趋势，发现15个欧盟国家存在完全的“费雪效应”，即利率的上升幅度和通货膨胀率相等。
王群勇和武娜（2009）利用面板单位根检验法和异质面板协整方法对50个国家1981至2007年期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利用FM-OLS和D-OLS方法做进一步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存在部分的“费雪效应”，发达国家存在完全的“费雪效应”。
Toyoshima & Hamori（2011）利用面板协整对使用1990年1月至2010年12月三个发达经济体（美国、英国和日本）的月度数据分析了费雪效应，使用短期和长期名义利率来检验费雪效应的有效性。实证结果表明，费雪效应在1990年1月至2010年12月期间完全存在。
2.4.1 “工资-价格螺旋”相关研究
工资与物价的相关研究集中在对于“工资-价格螺旋”的讨论。 “工资-价格螺旋”即当物价上升时，工人为保护其实际工资而要求涨工资，企业为保护其利润而提价。两者相互加强，推动通胀预期上升，进而形成通胀预期的自我实现，导致通胀加速上升。与之相反的物价下跌与工资降低的循环因相关案例较少，仅有日本部分学者进行了研究。
我国方面，工资-价格螺旋上升在我国是否存在尚无定论。
范志勇（2008）基于2000年之后超额工资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货币供给而非超额工资增长是导致通货膨胀变化的主要因素。基于分部门工资数据的研究结果亦未发现超额工资存在对通货膨胀的显著响应。基于上述结果本文认为2000—2007年中国尚不存在"工资-通货膨胀"循环机制。
丁守海（2010）使用VECM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工资与物价间存在明显的螺旋波动关系。他们认为这一螺旋关系是由城镇劳动力工资与物价之间的直接螺旋关系以及农民工工资与物价之间的间接螺旋关系组合而成的。龙少波等（2014）也发现了类似的结论，他们认为，工资增长率超过产出增长率的超额工资加强了对中国的通货膨胀的推升作用，2003年后超额工资增长率与通胀率形成了相互推进的“超额工资增长—通胀”螺旋。
曾昆（2011）利用2001-2010年CPI与工资季度数据,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框架下，分时期分部门研究了物价与工资之间的关系，却得到了不一样的结论，他认为物价上涨推动总工资水平的提高，但不同类型的工资对物价没有影响。
国际经验方面，工资-价格螺旋历史上较为明显，但近二十年传导效应出现减弱。日本经验表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日本名义工资下降或是日本经济长期陷入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
Blanchard（1986）完整表述了工资-价格螺旋的理论模型。该模型表明，在总需求增加之后，名义价格和名义工资的调整过程是工人试图维持或增加其实际工资以及企业试图维持或增加其价格高于工资的结果。在价格和工资决策错开的情况下，调整需要时间。实际工资和价格对需求变化越不灵活，价格水平惯性程度就越高。
Kandil（2007）在Blanchard（1986）模型的基础上，利用美国、英国日本等12个发达国家的季度数据，验证了工资-价格螺旋的存在，并发现工资与价格间的影响效应可能随着不同经济体的劳动力和市场条件而变化。
Heise et al.（2022）认为美国近二十年缺失的通货膨胀可以追溯到失业和核心商品通货膨胀之间日益脱节。他们利用丰富的行业层面数据表明，商品生产部门从工资到价格的传导减弱是通胀缓慢上升的重要原因。
难以制止“工资-价格螺旋”的原因之一是名义工资的向下刚性，即工人很难接受名义工资的下降，名义工资的下降会影响工人的工作效率（Bewley，1999；Kahneman et al.，1986）。但日本似乎是一个意外，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日本的名义工资开始下降，这或许意味着工资向下刚性导致的生产效率低下在日本已不再是问题。
吉川洋（2013）指出工资的下降是日本经济长期陷入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减薪降低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同时又保护了微观层面的就业，从而使企业陷入恶性循环。由于每个企业都采取相同的策略，它们的竞争力并没有提高，从而导致工资和物价进一步下降，从而导致通货紧缩。
2.4.2 人工智能的发展或对工资与物价形成压制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不少研究表明工业机器人、自动化、人工智能不仅对失业率产生了影响，还对工人的工资水平产生的显著的影响。
Leduc & Liu（2019）在DMP模型框架下探究了美国产业自动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他们认为，产业自动化加强了公司在工资谈判中对求职者的议价能力，降低了商业周期繁荣中的均衡实际工资；产业自动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抑制了工资的增长。
Giuntella et al.（2022）使用了中国的工业机器人数据、劳动力市场数据、家庭调查数据，参照Acemoglu & Restrepo（2020）的研究方法，计算了中国跨行业的机器人渗透指数，发现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机器人渗透指数每一标准差的增加可以显著降低相关行业1%的劳动参与率、7.5%就业率和9%的时薪。虽然相关受影响较大的人群通过更长的工作时间以弥补时薪的下滑，年收入并未受到显著影响。
宏观经济研究方面，近年来涌现了不少关于人工智能是否会使得对劳动收入份额
Benzell et al.（2015）、Acemoglu & Restrepo（2018）把人工智能视作一种自动化生产方式，而自动化就是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企业决定特定的生产任务是采用劳动还是采用机器进行生产。因此这一过程必然会造成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然而，Bessen（2019）、Graetz & Michaels（2018）等认为，人工智能是一种要素扩展型技术，因而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还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Aghion et al.（2017）和郭凯明（2019）等研究认为产业结构转型在人工智能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中起重要作用，人工智能除了导致资本替代劳动外，还会造成非自动化部门相对变化，在非自动化部门和自动化部门的产品替代弹性较低时，非自动化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反而会上升。
随着数字零工经济
工资粘性即指工资不能随劳动供求的变动而及时而迅速的变动。Sioufi（2019）发现，加拿大许多雇主会通过工作任务数字化，以规避法律对工作环境和最低工资的监管。严妮等（2020）以及袁朝辉（2021）研究发现，灵活就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比例偏低，工作流动性强，工资波动性大。
此外，部分研究表明这种结构性变化可能会弱化货币政策效果。彭安兴等（2023）从工资粘性视角建立一个包含传统工人和数字零工的TANK-DSGE模型，探讨数字零工经济如何影响货币政策效果。他们发现数字零工经济的兴起会减弱货币政策对就业和产出的促进效果，增加政策冲击引起的工资和价格通货膨胀波动，最终使得货币政策的社会福利水平下降。
国际经验来看，老龄化往往对通胀有抑制作用。
蒋伟（2015）发现老年抚养比上升可以解释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其利用1991-2011年跨国面板数据进行经验研究，发现底部老龄化（少儿抚养比下降）和顶部老龄化（老年抚养比上升）能够共同解释通货膨胀率下降。同时其利用门槛面板估计进一步发现，深度老龄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人口结构老化对通货膨胀率的抑制作用更大。
Liu等（2017）利用1990年至2007年期间日本各都道府县数据中的人口和经济差异，发现老龄化速度较快的都道府县总体通胀率较低，而人口增长较快的都道府县通胀率较高，人口方面老龄化会对通货紧缩压力产生显著的影响。
Katagiri（2021）利用多部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导致的需求结构变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发现了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老龄化冲击对日本通胀同比造成了年均约0.3个百分点的拖累。
王笑非和陆杰华（2022）将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分为1989—2014年和2015—2019年两期进行分析，发现在第一期老年人口占比上升抑制了通货膨胀。而2015年以后，安倍政府推行的一系列劳动力市场改革政策，有效提高了妇女和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非生产性老年人口占比下降，老年人口占比上升转为推动通货膨胀。
不过，陈卫民和张鹏（2013）通过利用中国1990年-2010年分区域的数据研究得出结论，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会抑制通货膨胀。同时基于非线性分析，得出该关系存在“拐点”，即当老年人口（大于65岁）比重达到10%后，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会转为助推通货膨胀。
新冠疫情结束了“大缓和”时代，海外长期低通胀的趋势逆转，物价超预期上升，引发学界的反思。从当前文献看，学术界对国际上本轮通胀超预期上升的反思仍集中于技术层面，认为应对疫情采用的强力财政刺激政策与供给侧扰动等因素推动了本轮物价的上涨。
Jordà等（2022）比较了OECD国家间的个人实际可支配收入变化，认为美国在2021年比其他OECD国家通胀更高的原因是政府的大规模财政支持措施。并且通过估算，美国政府的财政政策可以解释到2021年底累计约3个百分点的通胀上行。
Adam（2022）将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的基本数据分为供应驱动和需求驱动两类，得出供应因素约可以解释通胀水平上升的一半，需求因素可以解释三分之一。
Francesco等（2023）认为新冠大流行导致前所未有的消费从服务转向商品，而这种需求重新配置冲击解释了大流行病后美国通胀上升的大部分原因。该结论通过一个有着粘性价格、投入产出联系（input-output linkages）和劳动力重新配置成本假设的多部门模型研究得出。劳动力重新配置成本阻碍了商品供应的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压力。这些压力由于商品价格比服务价格更具有弹性而被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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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本报告内容仅对宏观经济进行分析，不包含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投资评级或估值分析，不属于证券报告，也不构成对投资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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