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市场】全球产业链演化历程及其启示

全球绿色转型将通过改变要素禀赋结构进而重塑全球产业格局。产业绿色化或将成为未来我国新型比较优势的源泉。在全球产业链低碳转型的趋势下，我国相对其他新兴工业国已初步具备绿色先发优势。而相对欧美发达国家，我国若能抓住绿色产业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绿色产业链中确立领先地位，便能令我国在同发达国家的产业竞争中实现“换道超车”。

产业链绿色转型将成为大国争夺全球产业链主导权的重要领域。欧美发达经济体越来越多地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名义，实施维护自身产业竞争力、打压竞争对手的政策。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绿色转型在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已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更替的趋势，更是各国确立在未来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争夺全球经贸规则话语权的重要领域，也是我国向产业链高端攀升、重塑全球经贸秩序的重大战略机遇。

一、 全球生产分工模式的初步建立：产业间分工

19世纪早期，随着蒸汽动力技术的突破，长距离运输成本得以显著下降，全球各地区间的贸易量激增，全球化的进程拉开了序幕。贸易成本的下降使得国际间的分工生产变得有利可图。国际生产分工的形成来源于国家间比较优势的差异，其核心是一国在生产不同产品中具有不同的机会成本。当一国生产产品A而放弃生产产品B的机会成本大于同其他国家交易产品A的成本时，那么该国专业化生产产品B并通过贸易获得产品A的行为便是有利可图的。运输技术的革命带来的贸易成本的大幅降低，使得一国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从其他地区进口本国生产的机会成本较高的产品，自身则可以专注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国际贸易使得生产效率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在贸易利得的驱动下，国际贸易迅速发展。由此，全球生产分工的格局开始显现，Baldwin（2006）认为这一现象标志着全球化第一次“解绑”的开始。

在全球化第一次解绑的过程中，国际分工主要以工业国与初级产品生产国之间的产业间分工为主。英、法、德等工业国主要出口制成品[1]，而巴西、印度等殖民地的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占绝大部分。国家间的生产率差异塑造了这一阶段国际贸易的主要格局。以英国为代表的工业国通过机械生产在制成品上建立了显著的比较优势。例如在1830年，一磅重40支的纱在英国为1先令2便士，同等质量的纱在印度则为3先令7便士[2]。农业国的棉纺织业无力同发达工业国竞争，逐渐沦为原棉的出口国。发达工业国为追求更大的收益，不断扩张殖民地以获取更低成本的原材料以及更大范围的销售市场。越来越多的地区被纳入全球市场当中。工业国出口工业制成品、非工业国出口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产业间分工成为这一时期全球生产分工的主要形式。

英国是全球化初期的全球贸易核心，贸易为英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但随着收入的增长，英国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也逐步上升。为了降低国内生产成本抬升的影响，英国在19世界下半叶对外的产业转移开启了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浪潮，主要的产业接收地区为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国家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美洲国家。得益于本土丰裕的资源禀赋，美国成为英国主要的产业转移目的地。在承接英国的产业转移过程中，美国还通过幼稚产业保护，采用高关税保护国内制造业免受来自英国进口产品的冲击，从而扶持了本国工业企业的成长，其产业结构重心也逐渐从纺织轻工业向重工业转变。从美国制造业的增加值排名变化来看，1860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排名前五的产业分别为棉纺织业、木材业、鞋业、面粉业、男士制衣业，1910年前五名的产业则转变为汽车、钢铁、煤油、铸铁和机械、电气机械（郭吴新，1997）。随着美国工业实力不断增强，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逐渐逼近英国，全球产业链的中心开始逐渐发生变化。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加速了全球产业格局的演变。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性工业技术是电力和内燃机的广泛应用。20世纪以来，石油资源在工业生产中的地位不断提升。钢铁、电气、化学、石油、汽车等一系列新工业部门不断壮大，新技术的应用为美国和德国凭借资源和技术优势在新工业部门中赶超英国提供了空间。英国在全球市场中已不再具备垄断地位，全球生产和贸易的中心呈现出一定的分散局面。此外，第二次工业革命扩大了可贸易产品的门类，新兴工业产品催生了对更多种类初级产品的需求，发达工业国为满足生产需要进一步将更多的地区纳入全球市场，工业国和资源国之间依照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分工的模式得到进一步的增强。

在全球生产分工模式初步建立后，一国的工业品生产已并非完全依靠自给自足，而对于国际贸易的依赖也意味着一国的生产存在受外部影响而中断的风险，产业链安全逐步开始成为一国衡量国家利益时需要着重考虑的因素。在产业间分工的生产模式下，对生产原材料的依赖增加了国家发展的脆弱性，外部风险的上升则会进一步提高国家对贸易中断的顾虑。在二十世纪初英国和德国的大国冲突中，生产安全问题便是冲突发生的重要导火索。出于对美、德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的担忧，英国采取了一系列遏制竞争对手的措施。譬如，英国曾禁止对美国出口生产设备以及技术工人移民，也曾试图限制德国的石油、铁矿石进口。但从结果来看，英国对美国的遏制措施并未成功，其原因如艾利森在《注定一战》一书中指出的，美国资源充沛且同英国地理距离较远，英国在西半球没有任何美国的竞争对手可以作为英国的盟友，英国意识到能够遏制住美国的可能性较低，而来自邻近德国的威胁对其则更为紧迫。对于德国来说，本国有限的资源无法完全支撑其快速增长的工业能力，德国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较为依赖从其他地区进口。Keohane & Nye （1973）指出一国对贸易的依赖是国家脆弱性的来源，对贸易的依赖国会显著增加一国面临贸易中止时的潜在损失。来自英国的进口封锁严重威胁到了德国的工业生产，持续施压的外部环境则进一步降低了德国对未来的贸易预期，最终导致德国选择发动战争，通过吞并其他国家以获得所需的原材料（Copeland，2014）。

从全球生产分工初步建立的历程来看，技术进步和竞争优势是影响这一时期全球生产格局的主要因素。技术突破令国家间的生产分工变得有利可图，对贸易利得的追逐则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国家间较大的生产率差异塑造了彼时工业国出口工业制成品、非工业国出口原材料的分工格局。第二次工业革命则改变了国家间生产技术和要素禀赋的力量对比，促成了全球生产格局的变化。同时，国际分工模式带来的贸易依赖也使得产业安全开始成为国家之间冲突的重要起源。

‍二、 全球生产分工的深化：产业内分工‍

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对全球贸易的破坏后，全球化的进程在战后逐步重启。20世纪50年代，美国开始将纺织、钢铁等传统制造业向日本和联邦德国转移。美国对日、德进行产业转移一方面出于政治制衡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其追求生产效率的要求。美国本土的传统工业面临着生产成本抬升、产能过剩等问题。而以电子计算机、航空航天和生物工程等技术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为美国工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方向。因此，将相对落后的重资本产业对外转移，集中资源发展附加值更高的高新技术行业能够为美国本土带来更大的收益。

受益于美国的扶持，日本和德国在战后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发展，而随后也走上对内产业重组、对外产业转移的道路。囿于日本国内劳动力成本以及进口资源价格的上涨，日本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在70年代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日本从国外大量进口资源和能源并对外出口机械设备的“贸易立国”模式遭遇阻力。石油危机造成的资源匮乏冲击和由此所激发出的浓重安全危机，迫使日本政府开启了“技术立国”的战略，通过加大对研发创新的投入，致力于计算机、电子、光学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日本电子产品行业的就业占比在70年代中后期增长迅速，并于80年代成为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制造业行业。在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日本也相继将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重化工等资源密集型产业向东亚其他地区转移，进而开启了战后第二轮国际产业转移浪潮。

东亚地区是战后第二轮产业转移主要发生的地区。东亚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比较优势等方面呈现出天然的互补性阶梯形发展结构（戴金平和刘东坡，2015）。“亚洲四小龙”在50年代通过进口替代策略初步奠定了轻工基础。凭借人力成本和区位优势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建立起竞争优势后，“亚洲四小龙”纷纷转向出口导向政策。此后通过轻工业的出口积累以及承接来自日本的钢铁、石化、运输设备等产业，“亚洲四小龙”在70年代建立起了部分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产业优势，并开始逐步将服装纺织工业向印尼、菲律宾、泰国等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东南亚国家转移。

上述东亚地区的跨国分工和产业转移模式被学术界称为“雁行模式”。“雁行模式”最早由日本学者赤松要于1932年提出，另一位日本学者小岛清于1977年出版的《对外直接投资论》对“雁行模式”做出了进一步的理论总结。小岛清认为产业的比较优势在不同的国家是动态变化的，当一国国内的某些行业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优势劣势时，该国应当依次将这些产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东亚的“雁行模式”以日本为雁头、“亚洲四小龙”为雁身、东盟国家为雁尾，依次形成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梯次产业分工体系。“雁行模式”对驱动东亚各国在二战后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全球产业转移的浪潮下，战前工业国和农业国、矿业国之间的国际分工格局发生了改变。一方面，发达国家逐渐把劳动密集型、能源密集型等本国逐渐丧失比较优势的产品转移到其他国家，并致力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家在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基础上，为发达国家提供产业中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工业产品。国际分工开始延伸至同一产业的内部。另一方面，在消费者对商品差异化偏好的影响下，发达工业国之间也通过生产差异化产品开展产业内贸易，这一贸易形式也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不断强化（Krugman,1979）。发达国家高级工业品和发展中国家低档工业品之间的贸易、发达国家之间差异化工业品的贸易成为这一时期国际贸易的主要形态，产业内分工逐步替代产业间分工成为全球产业分工的主导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灾难，痛苦的战争记忆和核武器的出现，令冷战客观上造成了一段“长和平”（加迪斯，2011）。由此使得在战后全球生产分工逐步深化的过程中，安全因素在塑造产业格局中的作用有所淡化。一方面，战后全球形成了美国霸权体系，Lake（1993）认为美国霸权的存在有利于形成和维护全球自由主义市场。美国凭借GATT、IMF和世界银行主导了全球经贸秩序的制定，从而形成了一个在美国威权基础上的相对可持续的稳定经贸环境。而当美国的竞争力在80年代遭受日本的威胁时，美国也能够凭借制裁、威胁等一系列政策手段遏止日本的发展，维系自身在全球经贸格局中的霸主地位。另一方面，产品内贸易的分工体系相较于产业间分工，国家间的产品可以进行差异化竞争。相似的产品也能够由多个国家同时供给，使得一国遭遇贸易勒索的潜在损失下降。因此，国家间产业内贸易联系的加强会降低发生冲突的概率（Peterson & Thies，2012）。稳定的国际秩序以及互利的贸易模式为战后全球产业转移和分工深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各国可以主要根据经济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全球生产布局。

‍三、 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产品内分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与通信技术的革命令全球化实现了第二次“解绑”（Baldwin，2006）。信息通讯技术使得企业能够便捷地远距离发布指令、协调生产环节，从而降低了生产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分离的运作成本。为了实现对全球资源的充分利用，企业将产品生产中的不同工序和流程分散在不同地区，跨境生产迅速发展，国际分工由产业层面深入到产品工序层面，产品内分工成为主导全球贸易分工的主要模式。生产全球化的模式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全球贸易在20世纪90年代后经历了高速增长的时期，2015年的全球出口总额较1988年增长了19倍。

跨国公司为获得竞争优势，在全球范围寻求最优资源配置的生产策略是全球生产网络形成的主要原因。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跨国公司依据全球不同地区的禀赋优势，将不同的生产工序在最佳的地点组织生产。虽然生产的全球布局提高了跨国企业的生产效率，但生产的碎片化也引致了额外的成本。Yeung & Coe（2015）结合已有的研究文献，围绕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中的成本和收益，从竞争动态（成本-能力比、市场需求变化等）、所处的风险环境（市场风险、政策性风险、自然灾害等）、企业生产策略（企业内部的协调、企业间的控制、企业间的协商等）三个方面构建了全球生产网络2.0理论（GPN2.0），对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和演变进行了理论总结。总体来看，当跨国公司分散生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大于风险成本和协调成本时，跨国公司就会选择更多地将生产工序进行全球化生产，使得全球生产分工模式向产品内部进一步细化。受益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贸易壁垒和生产协调成本的下降，在“世界是平的”（弗里德曼，2006）氛围中，效率优先成为驱动跨国公司进行全球产业链布局的主要逻辑，产品内分工得以迅速发展。

在本轮生产全球化的浪潮中，低成本劳动力规模空前庞大的中国，跃升为全球贸易和生产格局中的重要一极。效率优先的逻辑使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成为影响全球产业链分布的主要因素。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融入生产全球化的趋势，凭借大量高素质劳动力和优良的工业配套设施，吸纳了大批生产环节并于国内形成了产业集聚。在效率因素对全球产业链分布的驱动下，中国迅速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中心。从全球增加值供给网络来看，中国从2000年的全球生产网络的边缘国家，在2014年成为了亚洲多数国家的主要中间品来源国，以中国为轴心的亚洲生产网络已经显现。当前全球生产和贸易格局呈现出以美国、德国、中国为核心节点的“北美-欧洲-亚洲”三足鼎立格局（鞠建东等，2020）。

虽然生产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为全球带来了一段宏观上高增长、低通胀、超长景气的“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时期（Stock & Watson,2003），但矛盾却开始在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积累。

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产品内的分工模式使原先不具备生产完整产品能力的发展中国家也能够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发展中国家仅需要专注掌握生产工序中的某一环节，也可以在产业链中获取相应的收益。但在这一分工模式下，发展中国家承接的生产环节是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安排的，发达国家往往将设计、研发、销售等高附加值环节保留在手中，产品的主要利润依然被发达国家所攫取。利润和技术积累的缺失导致发展中国家难以进行产业链升级，且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环节的可替代性相对较高，不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又进一步挤压了发展中国家的利润空间，最终造成了“低端锁定”的问题。

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则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产品内分工模式下发达国家进一步扩大对外产业转移的力度，国内仅保留部分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制造业占比不断下降。服务于高附加值环节的知识型劳动者和跨国公司的投资者都在全球化中取得了可观的投资回报。但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去工业化的进程造成非技术劳动者的收入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加激化了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的矛盾，民众将问题的矛头指向了全球化的生产分工模式。对全球化的反对引发了发达国家内部的政治极化，美国和欧洲受到全球化影响较大的地区呈现出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政治支持倾向（Colantone & Stanig；Autor et al.,2020）。在政治极化的影响下，发达国家的政府纷纷实施贸易保护政策，通过加征关税、重振制造业计划、产业回流等手段以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

随着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日益凸显，全球生产网络在金融危机后陷入停滞。中间品贸易占比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在2008年的峰值后逐步下降。而近年来，大国竞争格局和新冠疫情的爆发则重新突出了安全因素对全球产业链布局的影响。在全球化生高速发展的阶段，全球依然延续着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自由主义市场格局。在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趋势下，效率优先是跨国公司进行生产布局的主要原则，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是驱动全球产业链布局的主要因素。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下，不同生产环节呈现出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现象。此外，发达国家为了保障自身在高端环节中的垄断地位，产业链中的核心技术也呈现出高度的集中性和排他性。在效率优先的全球生产布局逻辑下，生产和技术的集中造成了产业链各环节间可替代性的下降。而生产分工的细化又使得产业链中的环节数量大幅增加，一旦产业链中某一环节发生问题，整条产业链都将面临生产瘫痪的风险（Boehm et al.,2016）。因此，在全球生产网络的分工模式下，产业链对外部风险的敏感性逐步增强。当全球处于不确定性较低的环境时，产业链面临的脆弱性问题尚未得到重视，而近年中美摩擦、俄乌冲突和新冠疫情提高了全球经济中的政治风险和灾害风险，各个国家和跨国公司开始重新审视安全问题在生产布局决策中的重要性。为应对加剧的不确定性风险，跨国企业开始更加注重供应链条的可替代性，以降低断链带来的生产停摆风险。根据对德国企业的调查，接近半数的德国制造业企业表示将在近期加强供应商的多样化。因此，外部风险的上升使跨国企业从原先以效率优先的产业链布局逻辑转变为兼顾效率和安全的逻辑。

‍四、 全球产业链演化的影响因素‍

基于上述对全球产业链演化历程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取决于多方力量的共同作用。本文将影响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以下三种力量：技术演进、竞争优势和风险环境。在全球产业链发展的不同时期，这三股力量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作用强弱，共同塑造了全球产业链格局。

技术演进是全球产业链发展的基础。蒸汽技术的突破拉开了全球生产分工的序幕，此后历次工业革命都推动了全球产业格局的转变和生产分工形式的深化。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生产环节间的运输和协调成本不断降低，显著地改变了产业链上的生产组织方式，生产分工得以在空间和工序上实现分散，令企业能够更大程度地利用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带来的收益。科技的进一步一方面改变了全球生产分工的模式，另一方面也催生了新的产业部门，改变了要素禀赋的需求结构，使后发国家在新兴产业领域获得了对领先国家完成超越的发展空间。从历史经验来看，国家实现产业链地位跃升往往伴随着科技重心的转变。美国对英国的赶超正是得益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钢铁、石化、电气工业的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石油资源重要性的提升也助推了拥有更丰富资源的美、德在重工业的发展上超越了英国。此外，电子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时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基础上，通过大力投入研发创新，掌握了电子信息产业链中部分环节的核心技术，从而实现了向高附加值的产业链上游攀升。展望当今科技发展方向，数字化和绿色化将深刻地改变全球产业链的要素禀赋格局。数字化进程对产业链的影响同上一轮信息通信技术革命对产业链的影响较为相似，但其影响程度将进一步深化。数字化生产将深度融合产业链中的生产和服务，进一步模糊产业链上下游的边界，并更加强调生产中知识、数据等数字要素的重要性。生产技术的绿色化则可能为全球产业链格局带来更为显著的要素结构变化。当前国际社会对全球气候问题给予了空前的关注，实现生产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危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产业链绿色化以能源转型为前提和基础，清洁能源主导地位的确立将改变现有的以石化能源为主的全球能源出口格局。能源转型也开辟了新的产业发展空间，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此外，低碳转型对尚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了额外的发展约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传统要素成本优势。绿色发展级差将重塑国家间的要素禀赋结构差异。

企业对竞争优势的追逐是全球产业链演化的动力。技术的进步使全球化分工成为了可能，而国家和企业对竞争优势的追逐则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分工结构的发展和变化。在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中，遵循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进行专业化分工生产是提升生产效率的重要手段，也是获取竞争优势、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最优选择。为了实现对全球资源的充分利用， 工业国从农业国攫取原材料的动机催生了早期全球贸易的垂直分工形态。战后不同国家之间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则推动了国家间的产业梯度转移。为了实现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实现更为充分的利用，跨国公司以工序为单位进行的跨境生产布局塑造了全球生产网络。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和细化的背后是国家和企业以提高生产效率为目的的生产决策。企业在技术条件的允许下尽可能大范围地整合和利用资源以实现效率提升，是企业追逐竞争优势的内在要求。只要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能够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分工的效率性仍然是影响全球产业链布局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全球分工发展的任何一个时期，企业追逐竞争优势的动机都是塑造全球产业链格局的重要因素。国际经贸秩序的转变，所改变的仅仅是分工的参与者、参与环节以及地理区位，而不是生产跨境分工的事实（倪红福和田野，2021）。

外部风险的上升则会驱动产业链布局更加注重对安全因素的考量。企业在进行产业链的布局时除了考虑生产效率问题外，还需要考虑生产的安全性问题。安全是一种利益，是让其他具体利益得到保障从而免于损失威胁的元利益（张宇燕和冯维江，2021）。但是，对于安全的投资也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安全性的提升会带来相应的效率损失。根据GPN2.0的分析框架，稳定的经营环境和较低的贸易壁垒有助于降低跨国企业的跨境生产成本，使全球化的生产分工模式能够为跨国企业带来更大的收益。历史上全球化高速发展的时期一般是在国际局势较为稳定、国际经贸规则运行顺畅的阶段。此时，安全因素对全球产业链格局的影响作用逐渐淡化，对生产效率的追逐是塑造产业链形态的主要动因。而当外部风险上升时，产业链的脆弱性问题逐渐暴露，安全因素在产业链格局中的地位便逐渐凸显。譬如20世纪初，欧洲大国间的利益争使贸易中断的风险加剧，工业生产对原材料贸易的依赖则增加了贸易中断的潜在损失。对生产安全的担忧是引发德国对外发动战争的原因之一。近年来，由大国之间的经贸摩擦而导致的产业链脱钩风险不断上升，而新冠疫情的爆发也使企业意识到加强供应链应对突发灾害能力的重要性。在全球化高速发展阶段以效率为主导原则的产业链布局逻辑正在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增强产业链各环节的可替代性以保障生产的安全性。当前不确定性加剧的全球环境提高了经济安全在产业链布局中的重要性，驱使企业的产业链布局在安全和效率的权衡中做出新的调整。

综上分析，本文提出技术演进、竞争优势和风险环境是三股驱动全球产业链结构演化的主要力量，这三股力量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作用强弱共同影响了全球生产分工格局。而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这三股力量则分别对应着绿色化、效率性和安全性这三种影响下一阶段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关键因素。需要注意的是，当前技术演进、竞争优势和风险环境在塑造全球生产格局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三股力量相互融合，共同对当前全球产业链发展趋势产生影响。全球产业链的布局取决于企业在竞争优势和风险应对之间的权衡，而技术演进则会通过改变生产要素的需求情况，进而改变不同地区的竞争优势。同时，新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可能降低跨境生产风险带来的潜在损失，另一方面也可能引发国家间对新技术领域的竞争而加剧全球产业链面临的风险环境。因此，绿色化、效率性和安全性对当前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影响也并非独立存在，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未来全球产业链的发展趋势。

‍五、 当前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主要趋势‍

在绿色化、效率性和安全性三股力量的交织下，未来全球产业链重构或将呈现出以下趋势。

5.1 全球产业链多国化、多中心化

在兼顾效率和安全的产业链布局逻辑下，全球产业链会向着多国化、多中心化的方向发展。产业链安全性问题主要表现在当生产链条中的某一环节中断后整个生产过程难以运转。为了加强产业链的安全性，企业可以选择将产业进行本地化生产以提高产业链的自主可控性。但是一国将产业链完全回迁进行本地化生产并不现实，只要跨境分工能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生产的跨国分工模式便仍会进行。将生产安排至本国周边或政治关系良好的国家则是降低外部风险和效率损失的一个折衷方案。未来，大国将更多地施行“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策略，来平衡生产成本和产业链掌控力之间的关系。由此，以大国为中心的全球产业链分布格局将愈发明显。此外，提升安全性的另一个解决方案是加强各个生产环节的可替代性。友岸外包是一种缓解安全担忧的方式，但友岸未必总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因而，多条平行链条并存的多活或者多中心模式，就成为了另外一种缓解安全担忧的选择。由此，核心国家的企业选择在多个国家搭建供应链关系，从而降低某一地区断供而造成的整体生产瘫痪风险。因此，基于对安全和效率的考量，跨国企业会在全球更多的区域加强生产布局，欧洲、美洲、东南亚等地区的整体生产能力将得到显著的提升，从而形成多国化的全球产业链格局。

为降低对中国生产的依赖，美国已开始逐步实施“中国+1”或“中国+N”的产业链策略。从美国从亚洲进口中间品中中国所占的比重来看，2018年、2019年和2020年的占比分别为40.50%、35.56%和34.35%（张二震和戴翔，2022）。虽然多国、多中心化的产业链发展趋势会使已然成为“世界工厂”的我国面临一定程度的产业外迁挑战，但同时这也为我国实现产业链优化升级、扩大国际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机遇。一国发展较为成熟的产业在其比较优势下降后向其他区域转移是国际产业转移的演变规律，当前中国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生产环节符合中国产业升级的结构调整需要。一方面，低端产业向外转移能够为我国的中、高端产业的发展腾出更多的资源空间，促进我国产业结构整体升级。另一方面，低端产业链的外移也能够促进我国同新兴发展中国家建立更为广泛的生产合作联系，形成我国出口高附加值中间产品、新兴发展中国家出口制成品的新型“雁行模式”。而更为紧密融合的产业链关系也有利我国提升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增强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此外，多国、多中心化的产业链趋势也会促使我国企业进一步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我国企业通过在不同产业中心开展对外投资，能够实现产业链多地备份，降低针对我国的潜在产业掣肘风险。同时，加强对外投资还有助于我国企业在高端产业中同更多的国家加强合作，在全球范围内更为充分地整合和利用资源以推动我国产业链向上游攀升。因此，多国化带来的产业链外迁对我国并非一定是不利的因素，关键在于我国能否利用这一趋势，以高质量的对外发展方式实现我国产业链的优化升级。

5.2 全球产业链绿色化

全球绿色转型将通过改变要素禀赋结构进而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在当前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全球主要经济体相继提出了碳中和目标，预示着未来全球产业链必将向低碳化发展。在绿色化的产业发展趋势下，清洁能源在生产中将逐步替代石化能源，新能源产业发展也催生了对锂矿、钴矿、镍矿等新型资源的需求，全球自然资源产品的地理分布格局面临重新洗牌的局面。此外，产业链的绿色化转型还会削弱众多发展中国家在低成本要素上的比较优势。在全球产业转移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通常扮演发达国家“污染天堂”的角色。发展中国家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污染产业，获取建立工业体系的资金和技术。但是在生产低碳化的背景下，处于工业化扩张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将面临额外的约束，上述模式的复制难度将进一步上升（徐奇渊，2021）。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发展阶段囿于资金和技术，难以实现低碳生产，发达国家对进口产品碳排放要求的提升直接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成本。新兴工业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发展将遭遇更大的障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阶层可能进一步固化。从我国的视角上看，生产方式的绿色化虽然会削弱我国部分行业的出口竞争力，但另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出口中的隐含碳排放效率在2012年实施生态文明建设后得到显著改善（胡剑波等，2020）。同时，我国的绿色技术发展迅速，多类绿色产品竞争力在全球市场中处于领跑地位。2022年，我国光伏新增装机量同比增长59.3%，出口总额超500亿美元，光伏累计装机量392.61GW，连续8年位居全球首位[3]。截至2022年6月，中国新能源车保有量占全球估计总量1600万量的一半以上[4]。产业绿色化或将成为未来我国新型比较优势的源泉。在全球产业链低碳转型的趋势下，我国相对越南、印度等新兴工业国将建立绿色先发优势。而相对欧美发达国家，我国若能抓住绿色产业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绿色产业链中确立领先地位，便能令我国在同发达国家的产业竞争中实现“换道超车”。

产业链绿色转型将成为大国争夺全球产业链主导权的重要领域。绿色转型要求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都需要实施减碳降碳。产品的碳排放标准将直接影响一国在产业链上的竞争力，掌握排放标准制定的国家将在国际分工中占据有利地位。欧盟推出的碳边境调节措施（CBAM）便意在率先确立面向低碳的全球生产贸易新秩序。此外，欧美发达经济体越来越多地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名义，实施维护自身产业竞争力、打压竞争对手的政策。在CBAM的实施正式提上议程后，多国的碳关税政策亦在酝酿之中，愈加严格的环境壁垒将弱化发展中国家的成本优势，从而形成对发达国家内部产业的保护。在低碳转型的过程中，绿色产业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一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程度将决定着一国能否在未来的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一席之地。当前围绕绿色产业的大国竞争格局已经开始显现。例如2022年美国颁布的《通胀削减法案》便以低碳发展为由，实施新能源产业补贴。这一法案旨在针对中国和欧洲的新能源产业，通过制造不公平的竞争环境，迫使新能源产业链向美国本土转移。欧美发达经济体通过各类绿色政策，对区域内部低碳资源进行整合并对区域外部竖立环境壁垒，也会进一步强化全球产业链的多中心化倾向（杨丹辉，2022）。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绿色转型在全球产业链的发展中已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更替的趋势，更是各国确立国际分工地位、争夺全球经贸规则话语权的重要领域、也是我国实现向产业链高端攀升、重塑全球经贸秩序的重大战略机遇。

‍参考文献‍
[1].Antràs P, De Gortari A, Itskhoki O. Globalization, inequality and welfar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7, 108: 387-412.
[2].Autor D, Dorn D, Hanson G, et al. Importing political polarization? The electoral consequences of rising trade exposu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0, 110(10): 3139-3183.
[3].Aksoy C G, Baur A, Flach L, et al. Reactions to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Evidence from German Firms, ifo Institute-Leibniz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at the University of Munich, 2022.
[4].Baldwin R E. Globalisation: the great unbundling (s),Economic Council of Finland, 2006.
[5].Boehm C E, Flaaen A, Pandalai-Nayar N. Input linkage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shocks: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the 2011 Tōhoku earthquak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9, 101(1): 60-75.
[6].Colantone I, Stanig P. The trade origins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Import competition and voting behavior in Western Europ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8, 62(4): 936-953.
[7].Copeland D 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8].Davis J H. An annual index of US industrial production, 1790–1915,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4, 119(4):
[9].Federico, G and A Tena-Junguito(2016), “World trade, 1800-1938: A new dataset“, EHES, Working papers in economic history 93.
[10].Green A, Urquhart M C. Factor and commodity flows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of 1870–1914: a multi-country view.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76, 36(1): 217-252.
[11].Harley C K. Ocean freight rates and productivity, 1740–1913: the primacy of mechanical invention reaffirmed,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88, 48(4): 851-876.
[12].Kraemer K L, Linden G, Dedrick J. Capturing value in global networks: Apple’s iPad and iPhone, Research supported by grants from the Alfred P. Sloan Foundation and the U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CISE/IIS), 2011.
[13].Krugman P R. Increasing returns,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79, 9(4): 469-479.
[14].Keohane R O, Nye Jr J S.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Survival, 1973, 15(4): 158-165.
[15].Lake D A. Leadership, hegemony,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Naked emperor or tattered monarch with potential?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93, 37(4): 459-489.
[16].Monaghan S, Tippmann E, Coviello N. Born digitals: Thoughts on their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a research agenda，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20, 51: 11-22.
[17].O'Rourke K H , Williamson J G . The Heckscher-Ohlin Model Between 1400 and 2000: When It Explained Factor Price Convergence, When It Did Not, and Why. NBER Working Papers, 1999.
[18].O’rourke K H, Williamson J G. When did globalisation begin?.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2002, 6(1): 23-50.
[19].Peterson T M, Thies C G. Beyond Ricardo: The link between intra-industry trade and peac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2, 42(4): 747-767.
[20].Stock, James H., and Mark W. Watson. “Has the Business Cycle Chang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Monetary Policy and Uncertainty: Adapting to a Changing Economy” symposium Jackson Hole, WY, August 28-30, 2003.
[21].陈振锋,吴莹,史德信,徐山鹰,汪寿阳，中日韩进出口商品结构之比较研究，管理评论，2003年第10期，53-59。
[22].戴金平和刘东坡，实际运行、镜鉴方式与雁行发展模式的关联度，改革，2015年第11期，43-53。
[23].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
[24].加迪斯，长和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25].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26].郭安琪，战后日本制造业的结构演进，新经济，2021年第6期，65-75。
[27].郭吴新，20世纪初期的世界经济格局，经济评论，1997年第3期，7-8.
[28].郭树华和包伟杰，美国产业结构演进及对中国的启示，思想战线，2018年第2期，93-100。
[29].胡剑波,闫烁,王蕾，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效率及其收敛性，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年第12期，95-104。
[30].海闻，国际贸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1].关雪凌和丁振辉，日本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世界经济研究，2012年第7期，80-86。
[32].鞠建东、余心玎、卢冰、李昕，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三足鼎立"格局分析，经济学报， 2020第4期，20-30.
[33].蒋殿春, 唐浩丹，数字型跨国并购:特征及驱动力，财贸经济,2021第9期，16-26。
[34].李坤望,马天娇,黄春媛, 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及影响,经济学家,2021第11期，14-23
[35].倪红福和田野，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产业链升级和价值链重构，China Economist，2021年第5期，72-102。
[36].徐康宁,王剑，要素禀赋、地理因素与新国际分工，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65-77。
[37].徐奇渊，全球产业链重塑与中国的选择，金融论坛，2021年第8期，3-7。
[38].杨丹辉.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趋势与关键影响因素[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07):32-40.
[39].张二震, 戴翔，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新趋向及其对策，经济学动态, 2022第10期，31-41。
[40].张森根，战后拉丁美洲地区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特点，世界经济，1981年第12期，19-24。
[41].周劲，日本、韩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比较优势的变化及启示，经济纵横，2013年第1期，108-112。
[42].张少军和刘志彪，全球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动力,影响与对中国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启示，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11期，11-15。
[43].张宇燕和冯维江，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140-162。

注：
[1]注：初级产品为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第0-4部门，制成品为SITC第5-8部门。
[2]资料来源：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
[3]资料来源：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王勃华：2022年我国光伏产品出口总额突破500亿美元，和讯, [EB/OL]， 2023/02/16[2023/03/15], http://stock.hexun.com/2023-02-16/207807441.html.
[4]资料来源：How is China tackling climate change, LSE, [EB/OL]，2022/06/25[2023/03/15], https://www.lse.ac.uk/granthaminstitute/explainers/how-is-china-tackling-climate-ch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