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里互助还是非法营运？执法也应有利于社会良好风尚丨南周快评

▲ （小尘4x/图）

文｜辛省志

责任编辑｜陈斌

到底是邻里互助还是非法营运？日前，陕西安康一法院撤销了某交通运输局对一名市民非法营运的处罚。法院表示，亲友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行为，其正当性、合理性符合社会一般认知范围。公权力机关不应简单适用相关规定予以处罚。这一判决，是对机械执法的纠正，有助于鼓励邻里互助的社会风尚。

据安康铁路运输法院官方社媒账号发布的案情通报，市民王某受亲友邻里所托，自2021年10月下旬开始，每周末驾驶自家车辆接送亲友邻里的多名未成年人往返学校和家中。某交通运输局发现后，认定其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对其作出3万元的行政处罚。王某不服，对该交通运输局提起行政诉讼。

问题的焦点，首先是王某的行为到底是不是“非法营运”。根据国务院颁布的道路运输条例，从事包括客运在内的道路运输经营需要事先取得许可。但条例并没有对何为“经营”作出界定。而根据交通运输部2020年公布的《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道路客运经营，是指使用客车运送旅客、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具有商业性质的道路客运活动。其中的包车客运，是指以运送团体旅客为目的，将客车包租给用户安排使用，提供驾驶劳务，按照约定的起始地、目的地和路线行驶，由包车用户统一支付费用的一种客运方式。

从形式上看，王某的行为和包车客运类似：包租客车（案件中客车是王某所有，为学生提供服务），提供驾驶劳务（王某负责驾驶汽车），运送“团体旅客”（上下学的学生），有约定的起始地、目的地和路线（往返学校和家中），而且学生家长也向王某支付了一定的费用。

但问题在于，表面类似的表现形式，也可能有不一样的实质。比如受到政策鼓励的“合乘”“拼车”，也允许乘客向车主支付一定的费用，以分摊成本。本案中，法院就认定，在陕西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公共交通不便的特殊时期，在亲友邻里无法亲自接送孩子上下学时，王某受托驾驶自家车辆接送，开始并未收取费用，而亲友们考虑其成本支出实际，主动提出支付一定费用作为补偿，而且该费用扣除实际支出后并无多大利润，足见王某并非以营利为主要目的，不符合相关规定中“具有商业性质”的定义。而且其运送对象仅限于亲友邻里的未成年子女，是特定的，并非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因此，这并非客运经营，而是亲友邻里间的互帮互助行为。交通运输局将其认定为非法营运，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

此外，法院还认定交通运输局作出处罚决定时违反法定程序，剥夺了王某依法应当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因此，法院判决交通运输局败诉，撤销了其行政处罚。

安康铁路法院在通报中还表示，从社会公众常情常理看，王某的运送行为属于亲友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行为。司法实践中，“好意同乘”“有偿拼车”等行为本质上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公权力机关应当尊重私法自治原则，给予私权利必要空间，方便人民生活。如果在行政执法中对此类行为不加区分，简单适用相关规定予以处罚，会产生法、理、情的冲突，也会对公民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不良导向作用。

但在现实中，一些行政机关的机械执法并不少见，往往引起不良反应。

正如安康铁路法院所说，公权力机关应该尊重公民私法自治权，在行使公权力时，不仅要考虑是否符合政策，也要考虑其社会导向效应，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