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市场】现代供给侧经济学：比较的视角
2022年1月21日，美国财政部部长、美联储前主席耶伦（Janet L. Yellen）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将拜登政府的经济增长战略命名为“现代供给侧经济学”（Modern Supply Side Economics）。根据耶伦的表述，“现代供给侧经济学”可在减少不平等以及环境破坏的同时，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力供应以及提升生产率以刺激经济增长。
美国两次供给侧经济政策的比较。第一次供给侧管理发生在里根时代，以传统的供给学派为指导；第二次则发生在拜登执政时期，以耶伦提到的现代供给侧经济学为核心。相同之处是，传统与现代供给侧经济学均认为，放松监管以及减少税收有利于经济增长，并且注重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不同之处是，一是在监管与税收方面，耶伦认为放松监管以及减少税收需要把握好尺度，要避免像传统供给侧经济学那将税收负担从资本转移到劳工身上，加剧贫富差距，引致环境问题；二是在福利政策主张方面，现代供给侧经济学提出应增加社会支出等福利措施以增加劳动力供应，这一点与传统供给学派减少社会福利的主张相悖。
中美供给侧经济学的比较。相同之处在于，中美供给侧措施均重视推动技术进步、提升劳工技能等。不同之处在于，一是中美推出供给侧改革的背景有所不同。美国提出现代供给侧经济学是由于经济陷入了低增长、高通胀、高金融脆弱性的困局，而中国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由于产能过剩，因此化解过剩产能、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内容。二是在对待国际资本方面美国是“驱赶”，推进国际税收规则意在打击国际避税地，从而驱使跨国公司到美国投资，让美国企业回流设厂。而中国的改革则侧重于“吸引”，通过放宽市场的准入条件，优化营商环境，以此提升对企业的吸引力。
2022年1月21日，美国财政部部长、美联储前主席耶伦（Janet L. Yellen）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并将拜登政府的经济增长战略命名为“现代供给侧经济学”（Modern Supply Side Economics），并着重提到美国已经通过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Jobs Act）以及当时国会仍在考虑的《重建更好未来法案》（Build Back Better Act）当中体现了“现代供给侧经济学”思想。
“现代供给侧经济学”究竟是什么？与传统的“供给侧经济学”有什么区别？2015年，中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美的供给侧经济又有何异同？下文将对这些问题逐个分析。
2020年至2021年期间，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提出《重建更好未来计划》（Build Back Better Plan）。他的执政方案共包括3个部分：《美国救援计划》（American Rescue Plan）、《美国就业计划》（American Jobs Plan）以及《美国家庭计划》（American Families Plan）。其中《美国救援计划》在2021年3月被签署为法案。《美国就业计划》当中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新能源汽车投资相关的目标被纳入《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并在2021年11月获得通过，其他目标则与《美国家庭计划》合并形成《重建更好未来法案》。《重建更好未来法案》在众议院得以通过，不过未能在参议院通过，最后《重建更好未来法案》当中的部分提案被纳入2022年的《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并在8月正式签署通过。
根据耶伦的发言，一个国家的长期潜在增长取决于劳动力规模、工人生产率、资源可再生性以及政治制度稳定性。“现代供给侧经济学”能够在减少不平等以及环境破坏的同时，通过增加劳动力供应与提升生产率以刺激经济增长。拜登政府的经济增长战略中共有三点体现了这一思想。
第一是增加劳动力供应。美国的劳动力供应问题主要是人口老龄化以及劳动力参与率下降带来的。而新冠疫情之后，疫情导致的人口减少以及移民减少使得劳动力供应更加紧张。耶伦指出，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是众多因素造成的，例如带薪休假不足、育儿成本高昂等等。而《重建更好未来法案》中提出普及两年儿童早教，扩大对老年人的照顾，将多数家庭的托儿教育支出限制在收入的7%以内，扩大劳动所得税抵免等，这些措施能够使得更多处于工作年龄的父母进入劳动力市场，扭转劳动力参与率下行的趋势。
第二是提升劳动生产率。拜登政府希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工资增长的不平等，主要体现为提高工人的技能，尤其是低收入工人，使得这部分人群能够使用新技术，以适应科技变革带来的生产率进步。《重建更好未来法案》中提议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例如儿童早教、社区大学、工人培训以及注册学徒制等等。此外，对传统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同时使得美国家庭、工人以及企业从中受益。对新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通过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增强贫困人群对极端天气事件的抵抗力。
第三是税制改革。耶伦指出，由于各国之间税率差异，许多大型跨国公司为了减税将实际经济活动转移到税率较低的国家与地区，减少了本国的供应，阻碍了资本的有效配置，同时使得美国的税收减少导致财政压力增加。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税收负担从企业转移到了中产阶级身上。为了改变这种现状，美国与其他130多个国家重新制定国际税收规则，提高企业最低税率至15%。耶伦认为，这种新制度可以结束税率的“逐底竞争”，使得企业将资本配置到生产率最高，而非税收最少的地区中，最终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促进公平的同时实现更加有效的资本配置，这是一种符合“现代供给侧经济学”的双赢。
上个世纪以来，美国经济政策经历了“反对干预—需求侧管理—供给侧管理—需求侧管理—供给侧管理”的变化过程。
20世纪30年代以前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时代。当时欧美等国崇尚经济自由主义，认为市场中有“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之下各人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能够自然使得资源获得最优配置，因此反对政府过度干预经济。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至8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被奉为圭臬，积极通过财政与货币政策调节总需求是经济政策的核心法则。美国面临经济大萧条，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后来称为“罗斯福新政”。这些政策渗透着凯恩斯理论，以需求管理为核心，通过政府干预创造就业机会并提高国民收入。例如，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就业机会；强调国家计划以及需求管理，如《农业调整法》和《全国工业复兴法》，制定各企业生产规模、价格、销售范围等，制定工人最低工资以及最高工时，限制垄断等等。从1935年开始，美国几乎各项经济指标均开始稳步回升。不过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失业率大幅上升，但是经济却增长缓慢，而凯恩斯主义对滞胀问题束手无策。
20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时期，经济政策重心转向供给侧。1981年里根上任之后提出“经济复兴计划”， 以供给学派理论指导经济，将政策重心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供给学派理论肯定了萨伊定律，即“供给会创造自身的需求”，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主张从供给侧而非需求侧刺激经济。此外，供给学派鼓励智力投资，但反对社会福利。在提升生产方面，供给学派认为税率对生产的刺激是最有效的，高税率会降低净收入，导致生产热情降低，减少供给，低税率则恰恰相反。并且，降税不仅能够促进供给，而且由于供给的增加，税基会相应扩大。因此，尽管税率降低了，但是政府的税收收入并不会受到影响，因为企业积极性的提高会带来税基扩大。里根政府上任伊始就沿着供给侧经济的血路推出了税制改革。企业方面，实行加速折旧政策，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并且规定公司用于研究开发的费用可以在应纳税额当中扣除；个人方面，个人所得税不分收入等级统一减少，将最高累进税率从70%降到28%；教育方面，严格掌控教育经费，改革教育拨款方式，提升教学质量等，重点培养科技人才。此外，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以抑制通货膨胀。
在里根之后，经济政策重心再度回归需求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两大挑战将需求侧管理推向高潮。20世纪80年代以后，凯恩斯主义得到复兴，在借鉴和吸收其他观点以及理论之后形成了新凯恩斯理论。新凯恩斯理论认为货币并非中性的。在政策方面，财政政策应该以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为重点，货币政策则用于调控经济短期波动。从具体措施上来看，财政政策以保持预算平衡为主要目标，货币政策则以保持利率水平的中性为主要目标，提出诸如“泰勒规则”等利率规则进行利率水平管理。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需求侧管理进一步导致了所谓现代货币理论大行其道（钮文新，2022）。20世纪90年代，现代货币理论在国家货币理论的基础上被提出，认为政府是货币创造的主体，通过央行购买政府债务增加货币供给，通过税收创造货币的需求。在政策方面，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财政政策可以根据通胀率和失业率等关键指标制定。当需求不足时，应当扩大政府支出，并且政府无需担心财政预算是否平衡，政府支出可以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筹集资金（张成思和刘泽豪，2022），货币政策仅仅是为了配合财政政策。从实际政策上来看，2008年12月，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0%至0.25%的超低水平，正式步入零利率时代。随后，美联储采取了大规模购买美国国债、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至2014年10月，美联储先后出台三轮量化宽松政策。随着经济稳步复苏，2015年12月，美联储结束加息，2017年10月，美联储开启“缩表”计划。
2020年疫情以后，2020年3月美联储再度实行零利率政策，同时启动量化宽松政策。尽管现代货币理论的拥戴者并不认为美国在践行纯正的现代货币理论，但如果将美国财政货币政策与现代货币理论的主张进行比对，可以发现美国对于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坚持已经大大弱化，其宏观政策操作已在相当程度融入了现代货币理论的思维逻辑。例如，美联储持续大规模量化宽松，放弃了过去“单一盯住通胀、单一利率调节”的货币政策方式，在货币政策中以“就业和通胀临界点”为考量等（钮文新，2022）。
疫情后美国赤字货币化的政策将需求侧管理的政策实践推向“极致”。然而，赤字货币化的“后遗症”很快显露了出来。刺激政策退坡后，美国经济陷入了低增长、高通胀、高金融脆弱性的困局。在此背景下，2022年1月，美国财政部部长、美联储前主席耶伦进一步提出“现代供给侧经济学”这个概念，主要从增加劳动力供应、提升生产率以及税制改革三个方面释放供给端的潜能。
将美国现代与传统供给侧经济学相比，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供给学派以及现代供给侧经济学均认为，放松监管以及减少税收有利于经济增长，并且注重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
不同之处在于，根据耶伦的发言，尽管现代与传统供给侧经济学均赞同税收以及监管方面措施，但耶伦认为放松监管以及减少税收需要把握好尺度。税制改革方面，传统供给侧经济学对资本的减税措施并没有能够实现预期收益，反而将税收负担从资本转移到劳工身上，加剧了贫富差距。监管措施方面，传统供给侧经济学对监管的放松导致了环境问题，尤其是二氧化碳的排放。反观现代供给侧经济学，耶伦认为，现代供给侧经济学并非追求不可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而是实现具有包容性的绿色增长模式。劳动力供应方面，由于历史背景问题，目前美国面临劳动力供应紧张以及劳动参与率下行的问题，因此，现代供给侧经济学也相当重视提升劳动力供应相关的措施，例如增加社会支出等福利措施，这与供给学派减少社会福利的主张相悖。
从生产要素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从技术、劳工、资本三个维度比较中美供给侧经济学的异同。
相同之处，中美供给侧经济学在技术、劳工、资本方面均有相关措施，例如重视科技进步对生产效率的提升，支持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及对税制的改革等等。此外，在进行供给侧改革时，中美均提出要注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并非一味要求短期的快速增长。
不同之处，资本方面，中美改革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美国推进国际税收规则改革之后，美国提升了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更有利于美国引厂回国，以扩大美国税收总额。而中国的改革则是“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和营改增等大规模减税改革”，通过放宽市场的准入条件、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对资本的吸引力，来华投资
1.张成思和刘泽豪，“现代货币理论”简评，金融博览，2022年第6期，30-33
2.钮文新，变局中的变局——只做不说的MMT救赎，中国经济周刊，2022年第1期，97-101
注：
本报告内容仅对宏观经济进行分析，不包含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投资评级或估值分析，不属于证券报告，也不构成对投资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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